一、相分。“相分”就是“物色”，就是我們所念的。
二、見分。“見分”就是“物色此物色”，也就是我們所能念的。
三、自證分。一念時有別一念同時起來，便是“自證分”。譬如我講了後一句話，自己決不至忘了前一句話。便是“自證分”在那裏主之。
四、證自證分。“自證分”的結果，便是“證自證分”。
再用例來說明：譬如，想到幾年前的友朋，想到他姓張或姓李，後來忽然斷定他是姓張，當時並不曾證諸記錄或書籍的，這便是“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的連合了。依此來判良知，孟子所說是指“見分”，陽明是指“自證分、證自證分”的。可見陽明和孟子是不相關連的，陽明所以要攀附孟子，是儒家的積習：宋人最喜歡的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蘇氏兄弟也常說這話。實在《中庸》所說是專指感情的，宋人以為一切未發都算是中，相去很遠了。還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一語，也為宋人所最愛用，陳白沙更用得多。在《詩經》原意，不過是寫景，《中庸》中“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一節也不過引用詩文來表明“明”的意思。“察，明也”，鳶在上見魚，很明白地想要攫取；魚在下見鳶也很明白，立刻潛避了。就是照鄭康成的注解，訓“察”為“至”，也隻說道之流行，雖愚夫愚婦都能明白，用鳶魚來表示上下罷了，其中並沒含快活的意思。宋人在“鳶飛魚躍”下麵，一定要加“活潑潑地”四字，和原意也不同了。這些和陽明攀附孟子是一樣的。
陽明“致良知”的主張，以為人心中於是非善惡自能明白，不必靠什麼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話來證明，但是第二念不應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為陽明的學說，很宜於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麼疑慮和悔恨。
晚年陽明講“天泉證道”，王畿（龍溪）和錢德洪（緒山）是從遊的。錢以為“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為致知，存善去惡為格物”。王和他不同，以為一切都是無善無惡的。陽明對於這兩種主張，也不加軒輊於其間。
陽明的弟子，徐愛早死，錢德洪的學問，人很少佩服他。繼承陽明的學問，要推王艮和王畿。王艮，泰州人，本是燒鹽的灶丁，名“銀”，“艮”是陽明替他改的。他見陽明時，學問已博，初見時陽明和他所講論，他尚不滿意，以為陽明不足為之師，後來陽明再講一段，他才佩服。他的學問，和程明道、陳白沙頗相近，有《學樂歌》：“學是樂之學，樂是學之樂。”從他遊的頗多尋常人，間有上流人，自己真足自命不凡的。王畿是狂放的舉人，很誹議陽明的，後來忽又師事陽明了。黃黎洲《明儒學案》對於二王都有微詞。他佩服的是陽明的江西弟子。
陽明的江西弟子，以鄒守益、歐陽德、聶德、羅洪先為最有造就。羅自有師承，非陽明弟子，心裏很想從陽明遊，不能如願，後來陽明也死了。陽明弟子強羅附王，他也就承認。羅的學問比他弟子高深得多，自己靜坐有得，也曾訪了許多僧道。他說：“極靜之時，但覺此心本體如長空雲氣，大海魚龍，天地古今，打成一片。”黃佐對於羅的論調，最不讚同，以為是參野狐禪，否則既謂無物，哪有魚龍。實在，心雖無物而心常動。以佛經講，“阿賴耶識”是恒轉如瀑流，就是此意。羅所說“雲氣”和“魚龍”是表示動的意思。羅洪先自己確是證到這個地步，前人沒有及他的了。
王時槐的學問自鄒守益傳來，見解頗精深。他說：“純無念時，是為一念，非無念也，時之至微者也。”譬如吾人入睡，一無所夢，這時真可算無念，但和死卻有分別的。就佛法講“意根恒審思量”。意根念念所想的什麼？就是“我”，“我”，就是“阿賴耶識”。我所以不忘這“我”，便因有了“意根”之故。“我”，尋常人多不疑，譬如自己說了一句話，決不會疑“這是誰說的”，至於其餘對象，我們總要生一種疑慮的。念念想著，和無念竟是差不多，我們從早晨起來感到熱。繼續熱下去，也就感不到了：所以純無念時，仍有一念。
王艮弟子王棟說主張意與心有分，以為“意非心之所發，意為心之主者”。這種主張，和佛法說有些相同。佛法以“阿賴耶識”自己無作用，有了意根，才能起作用，也就是禪宗所謂“識得主人翁”的意思。劉宗周對於王棟的主張很多采取，棟自己看書不多，這種見解，的是證出的。
陽明、若水兩派以外，有許多士子信仰呂經野的主張。呂，陝西人，篤守禮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無過人處。當時所以能和湛、王並駕，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禮法，猖狂使人生厭，那些自檢的子弟就傾向呂經野了。原來何心隱習泰州之學差不多和政客一般，張居正恨而殺之。李卓吾師事何心隱，荒謬益甚，當時人所疾首痛心的。這守禮教和不守禮教，便是宋、明學者的大別。宋儒若陸象山見解之超妙，也仍對於禮教，拘守不敢離，既禁止故人子的挾妓，又責備呂東萊的喪中見客。明儒若陳白沙已看輕禮教，隻對於名節還重視，他曾說“名節乃士人之藩籬”。王陽明弟子猖狂已甚，二王為更甚，顧亭林痛罵“王學”（即王陽明所創學派）也是為此。
湛、王學問，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許孚遠，卻合湛、王為一。再傳至劉宗周（戢山），自己又別開生麵，和湛、王都有些不同。劉主張“意非心之所發”，頗似王棟，“常惺惺”，也是他的主張，這主張雖是宋人已經講過，但他的功夫是很深的。陽明附會朱文公《晚年定論》，很引起一般人的攻訐。同時有羅欽順（整庵）和他是對抗的。羅的學問，有人說他是朱派，實在明代已無所謂純粹朱派。羅的見解，又在朱之上，就說是朱派，也是朱派之傑出者。羅本參禪，後來歸入理學，糾正宋儒之處很多。朱文公所謂“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羅表示反對，他說：“義理乃在氣質之中。”宋人於天理人欲，糾纏不清。羅說：“欲當即理。”這種見解，和王不同，較朱又高一著，所以能與陽明相抗衡。清戴東原的主張，是師承羅的學說的。明末，東林派高攀龍、顧憲成等也講宋人學問，較陽明弟子能守規矩。他們有移風易俗的本意，所以借重禮法。不過黨派的臭味太重，致召魏忠賢殺害的慘劫。清初，東林派還有流傳，高愈、應（左扌右為）謙輩也隻步武前人罷！
此外尚有李顒（二曲）也是名儒。李，陝西人，出身微賤，原是一個差役。他自己承認是呂派，實際是近王派的，所發見很不少。他每天坐三炷香，“初則以心觀心，久之心亦無所觀”，這是他的工夫。他嚐說“一念萬念”一句話。這話很像佛法，但是究竟的意思，他沒有說出。我們也不知道他還是說“一念可以抵萬念呢”，抑或是“萬念就是一念呢”？在佛法中謂：念念相接則生時間；轉念速，時間長，轉念慢，時間短；一刹那可以經曆劫。李的本意，或許是如此。李取佛法很多，但要保持禮教麵目，終不肯說出。“體用”二字，本出於佛法，顧亭林以此問他，他也隻可說“寶物出於異國，亦可采取”了。清代，理學可以不論，治朱之學遠不如朱。陸隴其（稼書）、湯斌等隸事兩朝，也為士林所不齒，和吳澄事元有什麼分別呢？江藩作《宋學淵源記》，凡能躬自力行的都采人，那在清廷做官的，都在擯棄之列。
顏元（習齋）、戴震（東原），是清代大儒。顏力主“不鶩虛聲”，勸學子事禮、樂、射、禦、書、數，和小學很相宜。戴別開學派，打倒宋學。他是主張“功利主義”，以為欲人之利於己，必先有利於人，並且反對宋人的遏****。
羅有高（台山）、彭紹升（尺木）研究王學的。羅有江湖遊俠之氣，很佩服李卓吾；彭信佛法，但好扶乩；兩人都無足取。
哲學總括
哲學的派別，既如上述，我們在此且總括地比較一下：以哲學論，我們可分宋以來之哲學、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歐西的哲學四種。歐西的哲學，都是紙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並未實驗。他們講唯心論，看著的確很精，卻隻有比量，沒是現量，不能如各科學用實地證明出來。這種隻能說是精美的文章，並不是學問。禪宗說“猢猻離樹，全無伎倆”，是歐西哲學絕佳比喻，他們離了名相，心便無可用了。宋、明諸儒，口頭講的原有，但能實地體認出來，卻也很多，比歐西哲學專講空論是不同了。
再就宋以來的理學和九流比較看來，卻又相去一間了。黃梨洲說：“自陽明出，儒釋疆界，邈若山河。”實在儒、釋之界，宋已分明，不過儒、釋有疆界，便是宋以後未達一間之遺憾。宋以後的理學，有所執著，專講“生生不滅之機”，隻能達到“阿賴耶恒動如瀑流”，和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地步，那“真如心”便非理學家所能見。孔子本身並非未嚐執著，理學強以為道體如此，真太粗心了！
至於佛法所有奧妙之處，在九流卻都有說及，可以並駕齊驅。佛法說“前後際斷”，莊子的“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可說是同具一義的。佛法講“無我”，和孔子的“毋我”、“克己複禮”，莊子的“無己惡乎得有有”，又相同了。佛家的“唯識唯心說”：“心之外無一物，心有境無，山河大地，皆心所造”，九流中也曾說過。戰國儒家公孫尼子說“物皆本乎心”，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便是佛家的立意。佛家大乘斷“所知障”，斷“理障”；小乘斷“煩惱障”，斷“事障”。孔子說“我有知乎哉？無知也”，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說“滌除玄覽”，便是斷“所知”和“理”障的了。佛法說“不生不滅”，莊子說“無古今而後入於不死不生”，“不死不生”就是“不生不滅”。佛法說“無修無證，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孟子說“望道而未之見”（道原是不可見，見道即非道），莊子說“斯身非吾有也，胡得有乎道”，又相同了。照這麼看來，“九流”實遠出宋、明諸儒之上，和佛法不相出入的。
我們研究哲學，從宋人入手，卻也很好，因為晉人空談之病，宋人所無，不過不要拘守宋學，才有高深的希望。至於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來專講佛而不講儒學的，多不足取，如王維降安祿山，張商英和蔡京輩往來，都是可恥的。因為研究佛法的居士，隻有五戒，在印度社會情形簡單，或可維持，中國社會情形複雜，便不能維持了。曆來研究儒家兼講佛法的，如李習之、趙大州口不諱佛，言行都有可觀。可見研究佛法，非有儒學為之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