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學者迷信漸除，而哲理方麵的發見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時漸出，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王符專講政治，和哲理無關。王充（也有歸入雜家的）在《論衡》中幾於無迷不破，《龍虛》、《雷虛》、《福虛》等篇，真是獨具隻眼。他的思想銳敏已極，但未免過分，《問孔》、《刺孟》等篇有些過當之處。他又因才高不遇，命運一端總看不破，也是遺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揚雄之上，揚雄新見解也出王充之上，這兩人在兩漢是前後輝映的。
漢人通經致用，最為曹操所不歡喜；他用移風易俗的方法，把學者都趕到吟詠一途，因此三國的詩歌，很有聲色。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處。
魏晉兩朝，變亂很多，大家都感著痛苦，厭世主義因此產生。當時儒家迂腐為人所厭，魏文帝輩又歡喜援引堯、舜，竟要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賢”便“非堯、舜，薄湯、武”了。七賢中嵇康、阮籍輩的主張和哲學沒有關係，隻何晏、王弼的主張含些哲學。何晏說“聖人無情”，王弼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這是兩個重要的見解。郭象承何晏之說以解莊子，他說：“子哭之劫，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並非有情的。”據他的見解，聖人竟是木頭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習“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習“大乘”未達到成佛的地位，依舊有七情的。
自魏晉至六朝，其間佛法入中國，當時治經者極少，遠公是治經的大師。他非但有功佛法，並且講《毛詩》講《儀禮》極精，後來治經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國，所以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極大原因：學者對於儒家覺得太淺薄，因此棄儒習老、莊，而老、莊之學又太無禮法規則，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莊，又不猖狂，適合脾胃，大家認為非此無可求了。當時《弘明集》治沸法，多取佛法和老、莊相引證。才高的人，都歸入此道，猖狂之風漸熄。
曆觀中國古代，在太平安寧之時，治哲學的極少，等到亂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統一天下，講哲理的隻有和尚，並且門戶之見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讀書人極不願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們在這一代中，隻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韓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韓昌黎見道不明，《原道》一篇，對於釋、老隻有武斷的駁斥。柳子厚較韓稍高，他以為天是無知的。李翱（韓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學識的文人，他著《複性篇》說，“齋戒其心，未離乎情；知本無所思，則動靜皆離”，和禪宗很近了。李後來事藥山，韓後來事大顛，李和藥山是意氣相投，韓貶潮州以後，意氣頹唐，不得已而習佛法的。韓習佛法，外麵還不肯直認，和朋友通信，還說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為自己的體麵計，往往諱言韓事大顛，豈不可笑！實在韓自貶潮州以後，人格就墮落，上表請封禪，就是獻媚之舉，和揚雄獻《符命》有甚麼區別呢？大顛對於韓請封禪一事，曾說：“瘡痍未起，安請封禪！”韓的內幕又被揭穿，所以韓對於大顛從而不敢違。韓對於死生利祿之念，刻刻不忘：登華山大哭，作《送窮文》，是真正的證據。韓、柳、李而外，王維、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張難以考見，因為他們不說出的。
宋明理學
七國、六朝之亂，是上流社會的爭奪。五代之亂，是下流社會崛起，所以五代學術衰微極了。宋初，趙普、李沆輩也稱知理之人，趙普並且自誇“半部《論語》治天下”，那時說不到哲理。後來周敦頤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鐔津文集》，勸人讀《中庸》、《文中子》、《揚子法言》等書，是宋學的淵源。周從僧壽崖，壽崖勸周隻要改頭換麵，所以周所著《太極圖說》、《周子通書》，隻皮相是儒家罷了。周的學說很圓滑，不易捉摸，和《老子》一般，他對二程隻說“尋孔、顏樂處”。他終身寡言，自己不曾標榜，也可以說是道學以外的人。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對於尋孔、顏樂處一話，恐怕隻有程明道能做到。明道對人和顏悅色，無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篇》、《識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說“不要方檢窮索”，又說：“與其是外而非內，不如內外兩忘”，見解是很精辟的。伊川陳義雖高，但他自尊自大，很多自以為是之處，恐怕不見得能得孔顏樂處。邵康節以“生薑樹頭生”一語譏伊川，就是說他自信過甚。
邵康節本為陰陽家，不能說是儒家，他的學問自陳摶傳來，有幾分近墨子。張橫渠外守禮儀頗近儒，學問卻同於回教：佛家有“見病”一義，就是說一切所見都是眼病。張對此極力推翻，他是主張一切都是實有的。考回紇自唐代入中國，奉摩尼教，教義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國，如清虛一大為天，也和回教相同。張子或許是從回教求得的。
北宋諸學者，周子渾然元氣，邵子迷於五行，張子偏於執拗，二程以明道為精深，伊川殊欠涵養，這是我的判斷。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學，專講政治，金華派呂東萊輩，專講掌故，和哲理無關。朱文公師事延平，承“默坐證心，體認天理”八字的師訓。我們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義。“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終身對於天理，總沒曾體認出來，生平的主張，晚年又悔悟了。陸象山和朱相反對，朱是揭“道學問”一義，陸是揭“尊德性”一義。比較起來，陸高於朱，陸“先立乎其大者”，謂“六經注我，我不注六經”，是主張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張“無極太極”，陸則以為隻有“太極”，並無“無極”的。兩人通信辯論很多，雖未至詆毀的地步，但悻悻之氣，已現於詞句間。可見兩人的修養，都沒有功夫。陸象山評二程，謂“明道尚疏通，伊川錮蔽生”，實在朱、陸的錮蔽，比伊川更深咧。朱時守時變，陸是一生不變的。王荊公為宋人所最嫉惡，惟陸以與王同為江西人，所以極力稱頌，也可見他的意氣了。明王陽明之學，本高出陸象山之上，因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計朱文公，不得不攀附於陸象山了。
陸象山的學生楊慈湖（簡），見解也比陸高，他所著的《絕四記》、《己易》二書，原無甚精彩，《己易》中仍是陸氏的主張。但楊氏駁孟子“求放心”和《大學》“正心”的主張說：“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確是朱、陸所見不到的。黃佐（廣東人）指楊氏的學說，是剽竊六祖惠能的主張，六祖的“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一偈，確是和楊氏的主張一樣的。
宋代的哲學，總括說起來：北宋不露鋒芒，南宋鋒芒太露了。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關。
南宋，朱、陸兩派可稱是旗鼓相當。陸後傳至楊慈湖，學說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陸的學說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學說，在福建很流行，後來金華學派歸附於他，浙東士子對朱很有信仰。
元朝，陸派的名儒要推吳澄（草廬），但其見解不甚高。朱派僅有金華派傳他的學說，金履樣（仁山）、王柏（會之）、許謙（白雲）是這一派的巨擘。金履祥偶亦說經，立論卻也平庸。許謙也不過如此。王柏和朱很接近，荒謬之處也很多，他竟自刪《詩》了。
金華派傳至明初，宋濂承其學，也隻能說他是博覽，於“經”於“理”、都沒有什麼表見。宋之弟子方孝孺（正學）對於理學很少說，滅族以後，金華派也就式微。明初，陸派很不流行，己散漫不能成派，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過之故。明自永樂後，學者自有研究，和朱、陸都不相同，學說也各有建樹。且（下頁）列表以明之。
永樂時，薛、吳二人，頗有研究，立明代哲學之基。薛瑄（敬軒），陝西人，立論很平正，和朱文公頗相近。明人因為於謙被殺時，他居宰輔地位，不能匡救，很有微詞，並且因此輕視他。吳與弼（康齋），家居躬耕，讀書雖少，能主苦學力行，很為人所推重，後來他由石亨推薦出仕，對石亨稱門下士，士流又引以為恥。
薛的學問很少流傳，吳的學問流傳較廣，胡居仁、婁諒和陳獻章三人，是他的學生。胡自己沒有什麼新的發明，明人對他也沒有反對。婁的著作後來燒毀淨盡，已無可考，不過王陽明是他的學生。陳在胡死後才著名，時人稱為白沙先生。
明代學者和宋儒厘然獨立，自成係統。自陳白沙始，宋人歡喜著書，並且有“語錄”之類。陳白沙認著書為無謂，生平隻有詩和序跋之類。他的性質，也和別人不同。初時在陽春壇靜坐三年，後來隻是遊山賦詩，弟子從學也隻有跟他遊山。陳生平所最佩服的，隻是“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這些話。對於宋儒都不看重，就是明道也不甚推重。他自以為濂溪嫡派，終日無一時不樂的。白沙弟子湛若水，廣東人，本“體認天理”一語，他以為無論何事，皆自然之規則。王陽明成進士時，和他交遊，那時他學問高出王之上。後來，王別有研究，和他意見不甚相合。他自己講學，流傳頗廣，知名的卻很少。
王守仁（陽明）本是歡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後來從婁諒遊，成進士後又和湛往來，見解遂有變更。貶龍場驛丞以後，陽明的學問大進。他看得世間別無可怕，隻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嚐死的況味，所主張的“致良知”，就在臥石棺時悟出。在貴州時有些苗民很崇拜他，從他講求學問，陽明把知行合一和他們說。陽明的“知行合一”，和明道有些相同。明道以為曾經試行過，才算得“知”，沒全試行過，不能稱為“知”。譬如不知道虎之凶猛的人，見虎不怕；受了虎的損害的，就要談虎色變了。這類主張，漸變而為陽明的主張。陽明以為知即是行，也可說“知的懇切處即行，行的精粹處即知”。不過陽明的“知行合一”主張，是在貴州時講的。後來到南京，專講靜坐，歸江西後又講“致良知”了。《傳習錄》是他在貴州時的產品，和後來有些不合。
陽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後，和朱文公不能不處於反對地位，並非專和朱反對，才有這些主張的。有人謂“致良知”的主張，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講起。陽明是否本之於胡，抑自己悟出，這是不能臆斷的。陽明講“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實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見他專就感情立論。陽明以為一念之生，是善是惡，自己便能知道，是溢出感情以外，範圍較廣了。孟子和陽明的不同，可用佛法來證明。《唯識論》裏說：一念的發生，便夾著“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四項。且把這四個名詞下一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