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國學的派別(一)——經學的派別(2 / 3)

六、《周禮》,漢時河間獻王向民間抄來,馬融說是“出自山崖屋壁”的。這書在戰國時已和諸侯王的政策不對,差不多被毀棄掉,所以孟子說:“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荀子》中和《周禮》相合的地方很多,或者他曾見過。孟子實未見過《周禮》,西漢人亦未見過。《禮記?王製篇》也和《周禮》不同。孟子答北宮錡說:“公侯皆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周禮》卻說是“公五百裏,侯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一百裏”。《王製》講官製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古代王畿千裏,幾和現在江蘇一般大小,這一百二十個官員,恐怕不夠吧!《周禮》稱有三百六十官,此三百六十官亦為官名而非官缺,一官實不隻一人,如就府吏胥徒合計,當時固有五萬餘員。

又有在漢時稱為傳記的,就是《論語》和《孝經》二書。《論語》有《古論》、《齊論》、《魯論》之分,《古論》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論語》參取三家,不能分為古今文。不過王充《論衡》稱《論語古論》有百多篇,文字也難解,刪繁節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說:“《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數上又有出入。《漢書?藝文誌?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孝經》,在《漢書?藝文誌》也說出自孔壁,漢代治《孝經》的已無可考,我們所見的是唐玄宗的注釋。又有《論語讖》、《孝經讖》二書,怪語很多,可存而不論。

宋代所稱“十三經”,是合《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詩》、《左傳》、《公羊》、《轂梁》、《論語》、《孝經》、《孟子》、《爾雅》而說的。這隻是將諸書彙刻,本無甚麼深義,後人遂稱為“十三經”了。《漢書?藝文誌》擴充六藝為九種,除《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藝外,是並《論語》、《孝經》、《小學》在內的。

漢代治經學,崇尚今文家的風氣,到了漢末三國之間,漸趨銷熄。漢末鄭康成治經,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肅出,極端的相信古文。在漢代沒曾立學官的,三國也都列入學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興。

三國時古文家的色彩很鮮明,和漢代有不可混的鴻溝:

《詩》,漢用三家,三國時尚毛氏。

《春秋》,漢用《公羊》,三國時尚《左氏》。

《易》,漢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國隻崇尚鄭康成和王弼的學說。

《儀禮》,沒有大變更。

《周禮》,漢不列學官,三國列入學官。

學者習尚既變,在三國魏晉之間,所有古文家學說,都有人研究;就是從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時也改用古文家了。

南北之分

古文家盛行以後,自己又分派別:以《易》而論,王弼主費氏,鄭康成也主費氏。各以己意注釋,主張大有不同,因為費氏隻是文字古體,並無他的學說的。治《毛詩》的,有鄭康成、王肅,意見有許多相反。治《左傳》的,漢末有服虔(隻解傳不解經的),晉有杜預,兩家雖非大不同,其中卻也有抵觸之處。原來漢人治《左氏》,多引《公羊》,並由《公羊》以釋經,自己違背的地方很多。杜預《春秋釋例》將漢人學說一一駁倒,在立論當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張相反的。《尚書》鄭康成有注,鄭本稱為古文的,但孔安國古本已失,鄭本也未必是可靠。我們就和馬融、鄭康成師生間的立說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東晉時梅頤的《偽古文尚書》出。托名孔安國,將《漢書?藝文誌》所稱正十八篇推衍出來,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變更,今文所無的,就自己臆造,這書當時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時南北學者的傾向頗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鄭康成。

《毛詩》,南北無十分異同。

《左傳》,北尊服虔,南尊杜預。

《尚書》,北尊鄭康成,南用《偽古文尚書》。

唐初,孔穎達、賈公彥出而作注疏,產生“五經”、“七經”的名稱。五經是孔穎達所主張的,賈公彥益以《周禮》、《儀禮》就稱七經,後更附以《公羊》、《轂梁》(《公羊》用何休,《轂梁》用範寧),就是唐人通稱的“九經”。孔穎達曲阜人,當時北方人多以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鄭,《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學”、“北學”之分,後來北並於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學說,因此散失無遺。

唐代輕學校而重科舉,取士用“明經”、“進士”二科(明經科討論經典,進士科策論應試),學者對於孔氏的學說不許違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漢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並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賈而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了。

《儀禮》、《喪服》是當時所實用的,從漢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並且很精,立說也非賈《疏》所能包。這是特例。

宋學與漢學

宋代典章製度,多仍唐時之舊。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於唐人,就是詩賦以經命名的,也不許抵觸孔、賈的主張。當時有人作“當仁不讓於師賦”,將“師”訓作“眾”,就落第了。邢昺作《論語》、《孝經》疏,拘守孔、賈所已引用的,已是簡陋,那些追隨他們的後塵的,更是陋極。宋代改“明經科”為“學究科”,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諢號。

在思想不能自由發展環境之下,時勢所趨,不能不有大變動,因此宋代學者的主張就和以前趨於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幟的人,首推孫複。他山居讀書,治《春秋》以為三傳都不可靠。這種主張,在唐人已有趙匡、啖助創議於先,孫不過推衍成之。繼孫複而起,是歐陽修,他改竄《詩經》的地方很多,並疑《易》的《係辭》非出自孔氏,立說之中很多荒謬,因為他本是文人,非能說經的。同時有劉敞(字原甫)說經頗多,著有《七經小記》,原本今雖不存,但從別書考見他的主張,雖和注疏背馳,卻不是妄想臆測。神宗時王安石治經,著有《三經新義》,當時以為狂妄。原書已難考見,但從集中所引用的看來,也不見得比歐陽修更荒謬,想是宋人對於王安石行為上生怨惡,因此嫌棄他的學說。王的學說,傳至弟子呂惠卿輩,真是荒謬絕倫,後來黃氏有《緗素雜記》,把《詩經》看作男女引誘的談論,和《詩經》的本旨就相去千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