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古代對於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屍位素餐，都很恭維。史家論事，對於那人因為犯事而滅家，不問他所做的是否正當，都沒有一句褒獎。《左傳》裏已是如此，後來《史》、《漢》也是如此。晃錯創議滅七國，對於漢確是盡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對他生怪了。大概古代愛家和現代愛國的概念一樣，那亡家也和亡國一樣，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這種觀念，到漢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複盛了。
第三，貴族製度和現在上司差不多，隻比較的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的本身一樣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的時代都有承襲的權利。我們看《尚書》到周公代成王攝政，覺得很可怪。他在攝政時代，也儼然稱王。在《康誥》裏有“王若曰孟侯聯其弟小子封”的話，這王明是指周公。後來成王年長親政，他又可以把王號取消。《春秋》記隱公、桓公的事，也是如此。這種攝政可稱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後世便不行。後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擄、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權幾年，卻不許稱王；既稱王，卻不許取消的。宋人解釋《尚書》，對於這些沒有注意到，所以強為解釋，反而愈釋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諸侯一樣，凡是家臣對於主人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種製度，西漢已是衰落一些，東漢又複興盛起來。功曹、別駕都是州郡的屬官。這種屬官，既要奔喪，還要服喪三年，儼有君臣之分。三國時代的曹操、劉備、孫權，他們雖未稱王，但他屬下的官對於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憂去官一件事在漢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喪要丁憂，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喪也要丁憂。陶淵明詩有說及奔妹喪的，潘安仁《悼亡詩》也有說及奔喪的，可見丁憂的風在那時很盛。唐時此風漸息，到明代把他定在律令，除了父母喪不必去官。
總之，道德本無所謂是非，在那種環境裏產生適應的道德，在那時如此便夠了。我們既不可以古論今，也不可以今論古。
五、辨文學應用
文學的派別很多，梁劉勰著《文心雕龍》一書，已明白羅列，關於這項，將來再仔細討論，現在隻把不能更改的文體講一講。
文學可分二項：有韻的謂之詩，無韻的謂之文。文有駢體、散體的區別，曆來兩派的爭執很激烈：自從韓退之崛起，推翻駢體，後來散體的聲勢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經典都是散體，何必用駢體做宣揚的旗幟。清代阮芸台起而推dao散體，抬出孔老夫子來，說孔子在《易經》裏所著的文言係辭，都是駢體的。實在這種爭執，都是無謂的。
依我看來，凡簡單敘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敘多人多事，就非駢體不能提綱。以《禮記》而論，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禮》用駢體，《儀禮》卻用散體，這因事實上非如此不可的。《儀禮》中說的是起居跪拜之節，要想用駢也無從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經》用駢，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實在，散、駢各有專用，可並存而不能偏廢。凡列舉綱目的以用駢為醒目，譬如我講演“國學”列舉各項子目，也便是駢體。秦漢以後，若司馬相如、鄒陽、枚乘等的駢文，了然可明白。他們用以序敘繁雜的事，的確是不錯。後來詔誥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間，有《龍筋鳳髓判》），這真是太無謂了。
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隻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作和尚呢？詩何以要有韻呢？這是自然的趨勢。詩歌本來脫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風韻，這種韻，可達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動物中不能言語，他們專以幽美的聲調傳達彼等的感情，可見詩是必要有韻的。“詩言誌，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仔細講起來，也證明詩是必要韻的。我們更看現今戲子所唱的二黃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韻的原故。
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尚書》的詔誥全是當時的白話，漢代的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實寫出的《尚書?顧命篇》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一語，從前都沒能解這兩個“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說明多一肄字，乃直寫當時病人垂危舌本強大的口吻。《漢書》記周昌“臣期期不奉詔”、“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語，兩“期期”字也是直寫周昌口吃。但現在的白話文隻是使人易解，能曲傳真相卻也未必。“語錄”皆白話體，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陸亦皆有語錄，但二程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陸象山江西人，如果各傳真相，應所紀各異，何以語錄皆同一體例呢？我嚐說，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吳稚暉三先生會談，而令人筆錄，則李講官話，蔡講紹興話，吳講無錫話，便應大不相同，但記成白話文卻又一樣。所以說白話文能盡傳口語的真相，亦未必是確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