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們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須借助於小學。唐代文家如韓昌黎、柳子厚的文章，雖是明白曉暢，卻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說：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學。
桐城派也懂得小學，但比較的少用工夫，所以他們對於古書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這是消極的免除笑柄的辦法，事實上總行不去的。
哲學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學，但必專憑自我的觀察，由觀察而發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絕緣，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學。倘仍要憑藉古人，或引用古書，那麼，不明白小學就要鬧笑話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學（宋之理學即哲學），釋“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議。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訓為“來”，“來”可訓為“至”，“至”可訓為“極”，“極”可訓為“窮”，就把“格物”訓為“窮物”。可是訓“格”為“來”是有理，輾轉訓“格”為“窮”，就是笑話了。又釋“敬”為“主一無適”之謂（這原是程子說的），他的意思是把“適”訓作“至”，不知古時“適”與“敵”通，《淮南子》中的主“無適”，所謂“無適”實是“無敵”之謂，“無適”乃“無敵對”的意義，所以說是“主一”。所以研究國學，無論讀古書或治文學哲學，通小學都是一件緊要的事。
三、明地理
近頃所謂地理，包含地質、地文、地誌三項，原須專門研究的。中國本來的地理，算不得獨立的科學，隻不過做別幾種（史、經）的助手，也沒曾研究到地質、地文的。我們現在要研究國學，所需要的也隻是地誌，且把地誌講一講。
地誌可分兩項：天然的和人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脈絡之類。山自古至今，沒曾變更。大川若黃河，雖有多次變更，我們在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關於天然的，比較地容易研究。人為的就是郡縣建置之類。古來封建製度至秦改為郡縣製度，已是變遷極大，數千年來，一變再變，也不知經過多少更張。那秦漢時代所置的郡，現在還能大略考出，所置的縣就有些模糊了；戰國時各國的地界，也還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國戰爭的地點，卻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為的比較地難以研究。
曆來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時有《水道提綱》一書。書中講山的地方甚少，關於水道，到現在也變更了許多，不過大致是對的。在《水道提綱》以前，原有《水經注》一書，這書是北魏人所著，事實上已用不著，隻文采豐富，可當古董看罷了。研究人為的，有《讀史方輿紀要》和《乾隆府廳州縣誌》。民國代興，廢府留縣，新置的縣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輿紀要》和《府廳州縣誌》以前，唐人有《元和郡縣誌》，也是研究人為的，隻是欠分明。另外還有《大清一統誌》、《李申耆五種》，其中卻有直截明了的記載，我們應該看的。
我們研究國學，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為對於地理沒有明白的觀念，看古書就有許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戰國的戰爭和楚漢戰爭，史書上已載明誰勝誰敗，但所以勝所以敗的原因，關於形勢的很多，就和地理有關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還可以明白，最難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東晉以後，五胡闖入內地，北方的人士多數南遷。他們數千人所住的地，就僑置一州，僑置的地方，大都在現在鎮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產生。我們研究《南史》，對於僑置的地名，實在容易混錯。元人滅宋，統一中國，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廣，關於西伯利亞和歐洲東部的地誌，《元史》也有闌入，因此使我們讀者發生困難。關於《元史地誌》有《元史譯文證補》一書，因著者博證海外，故大致不錯。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國學，普通要發生三種謬誤。南北朝時南北很隔絕。北魏人著《水經注》，對於北方地勢，還能正確，記述南方的地誌，就錯誤很多。南宋時對於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鄭樵所著《通誌》，也錯得很多。——這是臆測的謬誤。中國土地寥闊，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糾纏不清。——這是糾纏的錯誤。古書中稱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諸實際，相距卻是甚遠。例如：諸葛亮五月渡瀘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瀘水就是現今金沙江，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現在四川寧遠。後人因為唐代曾在四川置瀘州，大家就以為諸葛亮五月渡瀘是在此地，其實相去千裏，豈非大錯嗎？——這是意會的錯誤。至於河陰、河陽當在黃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還是仍舊，也容易舛錯的。
我在上節曾講過“通小學”，現在又講到“明地理”，本來還有“典章製度”也是應該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製度，史書上多已載明，無以今證古的必要。我們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製度就夠了。
四、知古今人情的變遷
社會更迭地變換，物質方麵繼續地進步，那人情風俗也隨著變遷，不能拘泥在一種情形的。如若不明白這變遷的理，要產生兩種謬誤的觀念。
一、道學先生看做道德是永久不變，把古人的道德，比做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違背。
二、近代矯枉過正的青年，以為古代的道德是野蠻道德。原來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倫理和社會道德。前者是不變的，後者是隨著環境變更的。當政治製度變遷的時候，風俗就因此改易，那社會道德是要適應了這製度這風俗才行。古今人情的變遷，有許多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第一，封建時代的道德，是近於貴族的；郡縣時代的道德，是近於平民的。這是比較而說的。《大學》有“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語，《傳》第九章裏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一語，這明是封建時代的道德。我們且看唐太宗的曆史，他的治國，成績卻不壞，世稱貞觀之治，但他的家庭，卻糟極了，殺兄，納弟媳。這豈不是把《大學》的話根本打破嗎？要知古代的家和後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並不隻包含父子夫妻兄弟這等人，差不多和小國一樣，所以孟子說：“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種製度縣之下，《大學》裏的話自然不錯，那不能治理一縣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