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張愛玲，蝸居於小屋子裏，幾乎整天不離開自己的房門，偶爾出門，也是為了購買一些日常必用品，比如咖啡、牛奶、衣架、奶油等，事先總把清單寫在銀行郵寄的那種小紙張上。
她似乎不願意見人，哪怕是鄰居，也並沒有認識的欲望，甚至，她要在半夜三更時去樓底下拿信，因為怕別人煩擾自己。不能不說這一種過度的喜靜不喜群的“精神潔癖”已經近乎病態，正如她身體的日漸惡化的健康狀況一樣。
年輕的時候，“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跳蚤”是她一句經典的格言，可是誰能想到這竟是一語成讖，年老後隱居於公寓裏的她一直懷疑房間裏是不是有跳蚤，一旦發現跳蚤就會馬上搬家，久而久之，竟形成了嚴重的懷疑病症。
她所躲的，是一種她認為來自南美、小得肉眼幾乎看不見、但生命力特別頑強的跳蚤。她隨身攜帶著簡易的行李，隻要在棲身處發現跳蚤就馬上離開。1991年，她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每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櫥櫃一格一罐”。
同樣可惜的是，頻繁地搬家過程中，她也遺失了不少證件和手稿。
甚至有人說，張愛玲的晚年由於“躲蟲”竟搬家達一百多次，不知真假。總之，此時，她對生活的要求也更加簡單，添置的家具都是手提式的，睡的是行軍床，唯一不可或缺的是一台電視機，因為可以幫助她打發孤單寂寥的時光。
家裏也基本不生火燒飯，她常常用微波爐加熱買來的速食或罐頭，便可以草草打發一頓。在鄰居阿妮塔的眼中，她很少出門，甚至很少言語，但是她從頭至腳都散發著一種幽暗、沉寂的神秘色彩。她總是去書店和小吃店裏逛逛，帶著一大卷的報紙信件，或者幾塊胡桃派、餃子、春卷之類的小吃回來，進了屋幾天就再也不見蹤影。鄰居好幾次與她搭訕，甚至提出可以幫她買些日常用品，都被對方婉言謝絕。
無奈之下，鄰居阿妮塔隻好觀察著她的居室，吃驚地發現竟然沒有家具的裝點，“房間顯得十分空曠，隻有一台電視機、一台老式收音機，她坐在灰藍色的地毯上看電視、聽收音機、吃飯、睡覺，甚至都不用碗筷，隻用一次性的紙盆代替。”這種極度自閉的生活加巨了她的健康每況愈下的程度，在今天看來，這一切無疑預示著死亡的臨近。
或許張愛玲自己也早有察覺的吧，畢竟這是一個對於人世如此敏感的女子，事實也正是如此，早在1992年，她就為自己的離開安排好了後事，2月14日，通過律師，她立下了遺囑：1.一切私人物品都留給在中國香港的宋淇、鄺文美夫婦；2.立刻火化遺體，不舉行任何儀式，骨灰撒到任何廣闊的荒野中。
對於張愛玲來說，死似乎也是一件需要用心的藝術，她並不會讓自己死得太慌亂，死得不體麵，她骨子裏的那種超乎尋常的精神潔癖注定不允許自己死得醜陋而慌張。
《我看蘇青》中曾這樣記過一筆：蘇青問她：“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度呢？”張愛玲說：“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能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蘇青歎息說：“那有什麼好呢？到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裏，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人說話大概總是需要避讖的，不知道張愛玲當時對於“下一代的世界”回答是有意或無心，竟最後變得一語成讖，這“理想的國度”在故土並沒有找到，在異鄉亦是沒有，那麼她可期待的，隻是另一個世界。
那一年的8月，鄰居阿妮塔就感到越來越少見到這個神秘的孤獨的老人，偶爾碰到，也是分外覺得她的虛弱，時不時還聽見她清晰的咳嗽。接下來的一連好幾個星期，阿妮塔發現老人門口一卷紙巾放了很久，也不見她出來收拾，安安靜靜地毫無聲息，甚至敲門沒有人應，電話也沒有人接，不能不說這一切太為反常。
1995年9月8日的中午，洛杉磯警署的官員打開了張愛玲公寓的門，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幅無法形容的淒涼的畫麵：一位瘦小、穿著赭紅色旗袍的中國老太太，十分安詳地躺在空曠大廳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疊鋪開的稿紙，有一支未合上的筆。經過檢測，人們發現就在那個時候，距離她死亡已經過了六七天了。而這一切，竟是這樣的靜悄悄，讓人毫無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