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大隱隱於市，不喜喧囂的張愛玲在賴雅去世之後更是習慣了獨來獨往，不喜群體的生活。在美國，她的朋友算不上多，而曾登門拜訪的人與在國內相比，也少得有限，所以對於那一段關於她的生活，並不為人們了解多少。
好在也正是那個時候，有張愛玲對水晶先生的一次長時間訪談，使得水晶先生對她有了一次算是近距離的接觸，得以為後人保留到一份難得的史料。水晶先生後來把這段彌足珍貴的經曆寫成詳細的文章，刊載於中國台灣的《中國時報》。水晶是一位愛玲作品的熱衷者與愛好者，並且寫下了一係列關於張氏作品的評論。他於1973年出版的《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被譽為是這一體裁中最好的一本。
這一段相關的資料，曾在關於張愛玲的一本書上讀到過這樣的描述：“通過水晶細致的筆觸，我們看到當時愛玲的房間是這樣的：她的起居室猶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麵一排滿地玻璃長窗。她起身拉開白紗幔，參天的法國梧桐，在路燈下，使隨著扶搖的新綠，耀眼而來。遠處，眺望得到舊金山的整幅夜景。隔著蒼茫的金山灣海山，急遽變動的燈火，像《金鎖記》裏的句子：‘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愛玲當時的形象是這樣的：她當然很瘦——這瘦很多人寫過，尤其瘦的是兩條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詩來形容，是‘清暉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統統流進她稿紙的格子裏去了。她的臉龐卻很大，保持了胡蘭成所寫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滿溢著顫抖的靈魂，像是《魂歸離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蒂’——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揚著臉，穿著高領圈青蓮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發上，逸興遄飛，笑容可掬。頭發是‘五鳳翻飛’式的，像是雪萊《西風歌》裏，迎著天籟怒張著黑發的希臘女神。我們應當羨慕水晶先生的。在那個晚上，他們交談了整整七個小時。其間，談到了許多作品，如《半生緣》、《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傾城之戀》、《第一爐香》、《金瓶梅》，等等。談到五四以來的作家，張愛玲說非常喜歡閱讀沈從文的作品，當然還有張恨水。她還談到了一些中國台灣作家，她認為中國台灣作家聚會太多，是不好的。作家還是分散一點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礙。水晶是這樣形容席間張愛玲的笑聲的：她的笑聲聽來有點膩搭搭，發癡滴答，是十歲左右小女孩的那種笑聲，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水晶先生形容愛玲有一個絕妙的比喻：‘我想張愛玲很像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飛便藏到柳蔭深處。’可是，躲在深處的張愛玲卻是經常‘一鳴驚人’的。我們都躲不過那‘震得人發聾’的巨大的聲響。雖然，我們常常辨不清這聲音源自何方？”
1972年，陳世驤教授去世，張愛玲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職位也隨之失去，好在她已經可以依靠版稅度日，由於她知名度的提高，偶爾在中國港台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較高的報酬。所以還不至於窮困潦倒。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樣一來，張愛玲又有了充分的自由來支配自己的生活，這對於這位骨子裏並不喜約束的人來說，是怎樣“複得反自然”的欣喜。就在那一年，張愛玲告別了那個讓她頗為不適應的紐約，前往她曾經和賴雅去過的洛杉磯定居下來，從那時起，直到她去世都沒有再離開。
洛杉磯的怡人風景讓張愛玲很喜歡，她托付當時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任教的好友莊信正代為尋找合適的公寓。莊先生是張愛玲1966年去印地安納大學參加中西文學關係研討會上認識的。莊先生那時是該大學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生，兩個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緣，所以從那時起，張愛玲對他是很信任的，而且願意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給他。
對於張愛玲來說，她的要求並不高，隻求簡潔——買廉價而簡單的家具，搬家時就不會成為累贅。經過層層的考慮和挑選，莊信正幫愛玲找到的一處公寓是在好萊塢區。據說，剛剛搬到好萊塢的公寓時，張愛玲隻帶了一盞她已經用慣了亮度的銅製台燈，排著三個可以轉頭的燈罩，每個燈泡都是200瓦，光線非常好，這也是為了方便她的文學創作。
從這時起到她生命的末了，隱居於鬧市的張愛玲，除了創作出幾部新的作品之外，她所做的主要兩件工作便是翻譯《海上花》和對《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的創作翻轉，或許是因為此時的愛玲鋒芒漸失，文學也不再是她標榜飛揚個性的旗幟，反而成為她生命中的一種必需的素質和養分，是她力不從心卻又難以割舍的一份生命情懷，供她維持孤單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