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是如此的微妙，仿佛像一個在車牌前苦苦等待公交車的乘客，先等來的，未必是自己想坐的，而長期地等待幾近絕望後，那一輛車卻忽而駛到了眼前。愛情是緣分，亦是時間。張愛玲曾說，我有時候覺得，我是一座島。“一座島”是怎樣的孤獨呢？沒有人知道。對孤獨又驕傲的張愛玲來說，是一種欣賞和肯定，是男人情話中最動聽的一句。於是她選擇與賴雅結婚，是多麼的想當然。
也曾經有人將賴雅與張愛玲的種種方麵進行對照記，將他們差異巨大的年齡、種族、個性、價值觀、出身背景和政治觀點進行了羅列比較與總結：
一個36歲，一個65歲。
一個中國女人，一個美國男人。
一個孤寂封閉，一個交友甚廣。
一個用錢精明，一個出手大方。
一個喜歡大都市的繁鬧，一個喜歡小鄉鎮的恬靜。
一個出身於破落的名門大戶，一個出身於德國中產移民。
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
再拿文學風格來說，張愛玲的作品以一種她獨具的犀利眼界，又以她特有的空靈剔透的語句，把人性的最深處細細地翻出來描寫，即便血色濃濃，也顯得某種淡淡的淒美。讀她的東西，不是像讀別人的一些作品，隻從眼睛穿過，而是從靈魂穿過。而賴雅的作品則洋溢著為大眾而追求理想社會的浪漫色彩。於是，好事的人們便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功利主義者”認為，她把賴雅誤認作一個能幫助她打入主流英文文學世界的導師，而並不了解他在文壇上的地位並不高，而且自身的發展都很有限，甚至在走下坡路，不斷為自己的生存而掙紮，很難在事業上有什麼實質的提攜。
“心理主義者”認為，她幼年過早喪父，從心靈深處渴望一種父親般的親情之愛，這也是當年為什麼嫁給大她十多歲的胡蘭成的原因之一，而她似乎從來沒有對與她年齡相配的男人或年輕男人發生過興趣，但她沒有想到賴雅傷殘中風，情況惡化，以後反而需要她的關懷和愛護。
“文化主義者”認為，她從發生在故土上的那場婚姻中受到傷害，對造成這種傷害的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性關係、性觀念產生了叛逆，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她由不忠的丈夫，對中國男人已失望，唯有洋人才能從另一個層麵滿足她的精神需要，而她沒有想到這種異族通婚是會有代價的。
“經濟主義者”認為，她孤身一人漂泊異國他鄉，舉目無親，寂寞苦悶，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賴雅則是第一個從精神等各方麵關懷她的男性，理所當然就成了她首先擇偶的對象。當時，她在文藝營，雖有免費食宿，卻無點滴薪水，況且隻能停留3個月，今後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卻沒有清醒地想到，賴雅的經濟十分窘困，有上一頓沒有下一頓，反而後來需要她的倒貼。
“政治主義者”認為，她來到一個她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社會，但她本人卻對政治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故把這個社會製度下第一個能得到感應的美國男人當作理想化男人的化身，賴雅恰好擔任了這個使命。在20世紀50年代，一般的美國男人的種族主義觀念相當深，也隻有像賴雅這樣具有真誠社會主義信念、主張社會平等的理想主義者才會對一個東方女人有更多的欣賞和尊敬。從另一方麵講，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具有這種理想主義的人是不會很得誌的。
或許，愛情本就與這些人生的附加物無關，隻要遇對了那一個人，什麼年齡、種族、個性、價值觀、出身背景和政治觀點，或是所謂的主義，統統會在那脈脈雙目中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