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建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滿懷熱情地籌劃並親身參與實業建設。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的歸國途中,孫中山就指出:“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麵。”(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47頁。)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他又先後至上海、武漢、福州、廣州、北京等地宣傳民生主義與實業救國的主張,認為“中國乃極貧之國,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仆抱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歸宿,即是注重實業”(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39頁。),並且全力投入提倡實業的宣傳和實踐活動中。黃興也在很多場合大力宣傳興辦實業的重要性:“今者共和成立,欲蘇民困,厚國力,舍實業莫由。”(黃興:《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2頁。)在解除南京留守的職務後,他也積極投入了創辦實業的活動。

發展中國的實業建設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一直是孫中山等人孜孜以求的目標。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曾向李鴻章提出了一份在中國解除封建主義對民間工商業發展的束縛,根本改革教育製度和選拔人才製度的理想藍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物暢其流”,實現民富國強的願望。但孫中山的美好願望,卻遭李鴻章的拒絕。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對發展實業更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即使在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他仍覺得以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政體為主要目標的政治革命,已經圓滿成功,餘下的問題,是怎樣使人民盡快擺脫貧困,早日使國家富強起來,也就是怎樣去完成振興實業的任務。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裏,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都號召大力興辦實業,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他特別重視發展鐵路事業,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實業的關鍵之處。直到宋教仁被刺殺,孫中山才從埋頭於實業轉而更多地關注現實的政治鬥爭。自那以後,他為重建民主共和與北洋軍閥展開鬥爭,同時進一步思考、架構全麵推進中國實業建設的宏偉方案,並在1919年完成了著名的《實業計劃》一書。

《實業計劃》是近代中國內容最宏富的實業發展方案。它由六大計劃組成,強調以大力發展交通業為先導,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該計劃提出在10~20年的時間內,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和華南分別修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3個大型海港、4個二等海港、9個三等海港、15個漁港;與此同時,修築總長10萬英裏的鐵路,組成中央、西北、東北、東南、高原五大鐵路係統,構成一個連接全國的鐵路運輸網絡;另外,還要在全國修建100萬英裏的公路並治理、疏浚江河湖泊,使海運、鐵路、公路和內河航運相聯結,結成全國性的水陸交通運輸網;在此基礎上,大力開發各地的礦藏資源,發展各類輕重工業和推動農業的近代化。這一內容豐富、氣魄宏偉的建設方案,把近代中國的實業思想和主張推向了新的高峰。

細讀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一係列講演和論著,可以體會其統籌全國經濟建設的周密構想,而重點推進長江流域經濟建設以帶動包括西部地區在內的全國的經濟發展,則是其中一個較為完整的部分。這裏所說的長江流域,主要是指武漢以下長江中下遊地區。

孫中山畢生重視研究和借鑒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曆史經驗,並且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構想。他認為,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製統治之後,要使中國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獨立、富強的國家,就必須從振興實業著手,並且尖銳地指出,發展實業是“中國存亡之關鍵”(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8頁。)。然而實業門類繁多,又應從何開始?他認為要振興實業,必須先發展交通事業,“交通機關,實為一切實業之母”(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頁。)。他對比了日本和中國不同的自然條件,指出:“日本為海國,必先求水運便利;中國為大陸國,必先務陸運,即鐵道之發達,然後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等乃有可言。”(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頁。)在這裏,孫中山不僅認識到發展交通事業對於其他各項事業的重要性,而且還提出了必須根據本國的條件來決定水陸交通發展輕重緩急的思想。正是根據這一認識,他在各種場合都反複強調了中國必須優先發展陸上交通(主要是鐵路並輔之以鐵路沿線地區的公路)的設想。

他指出:“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84頁。)特別是中國內地與邊區,人口疏密和資源開發的程度都有極大差別。內地人口稠密,土地和地下資源的利用率都較之邊遠地區為高,即使交通便利,“而謀食仍艱”;相反的,邊遠地區地廣人稀,資源多未開發。因此,作為迅捷而高效的鐵路交通的修築,更是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發展實業、強國富民必先重視的事業,“苟無鐵道,轉運無術,而工商皆廢,複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國家之貧富,可以鐵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樂,可以鐵道之遠近計之”(同上書,第383頁。)。孫中山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繼承和發展了戊戌以來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在落後國家推行鐵路政策的思想認識,明確指出列強的勢力所以“日益伸張”,“亡人家國”,一個重要的手段即這種鐵路政策(同上書,第436頁。)。因此,他在強調鐵路建設對發展中國經濟的先決作用的同時,還要求國人從保障中國的統一和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去認識修築鐵路的重要性。他指出鐵路固然是發展實業之必需,而“尤其重要者,則為保障統一之真實,蓋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也”(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91頁。),強調“今日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同上書,第436頁。),否則在強鄰環視、競奪我路權的形勢下,“一旦鐵道為人所奪,國即為人瓜分”(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35頁。)。總之,無論是為了強國富民,還是為了保障國家的主權和統一,築路都是當時的急務。

孫中山對於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構想,是他在民國初期逐漸形成的全國經濟建設宏偉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在思考發展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時,也同他對發展全國實業的構想一樣,首先注重發展這一地區的鐵路事業。1912年卸去臨時大總統職位不久,孫中山便提出了在10年內建設三大鐵路幹線的計劃,其中之一就是起自長江口的“中路”,它經過長江流域的江蘇、安徽,轉入河南、陝西、甘肅,迄於新疆伊犁,是橫貫中國東西諸多省份,行程數千公裏的鐵路大動脈(同上書,第384頁。)。在以後完成的《實業計劃》中,孫中山又進一步使自己的設想周密化和係統化,詳細提出了在長江流域修築四通八達、縱橫交錯鐵路運輸網的計劃,其中包括:(1)以上海地區為中心的江浙沿海,至塔城、庫倫、烏裏雅蘇台、重慶、廣州各線,又通過沿海鐵路線,往南至寧波、福州、廈門、汕頭以迄廣州,往北至海門、通州,以迄青島、榮成、文登、芝罘、萊州以迄天津;(2)南京至洛陽、漢口、韶州、嘉應、海州、新洋港、呂四港各線;(3)漢口至西安、芝罘、海州、黃河港、直隸灣的北方大港;(4)霍山、蕪湖、蘇州至嘉興線。

從孫中山對長江流域修築鐵路網的構想中,人們不難看出他有兩個明顯的意圖。其一是要用鐵路把經濟相對發達的長江中下遊各省,同西北、西南、南方、北方和東北廣大地區,密切聯係起來。在孫中山的鐵路計劃中,“中央鐵路係統”是“中國鐵路係統中最重要者”(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336頁。)。在他所列出的“中央鐵路係統”的24條線路中,有15條線路都直接同長江中下遊聯係著。可見,“中央鐵路係統”的重心,乃是長江中下遊經全國腹地同各大邊區的聯係。其二是要加強長江中下遊各省之間的聯係。兩者對於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都將是極為有利的。

當然,孫中山完全了解鐵路較之公路雖然有著巨大的優越性,但鐵路的修築既費資又費時,而公路的修築則省資省時,況且有的地區限於種種條件,並不完全需要修築鐵路。因此,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大力發展鐵路交通的同時,總是積極發展公路交通,使兩者互相補充,以收取更大的效益。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孫中山在1912年卸任後遊曆長江中下遊考察訪問期間,在宣傳鐵路建設的同時,又結合各地的實際情形,要求重視公路建設,使之同鐵路建設相輔相成,以節約建設資金,並充分發揮鐵路運輸網的經濟效益,推進地方的經濟建設。例如,孫中山途經江陰時,曾有人寫信要求他支持在江陰築一鐵路達滬寧線常州附近一個小鎮橫林。他就在江陰各界的歡迎會上針對這一問題指出,築鐵路和火車的機車、車廂造價高昂,主要應在遠距離和全國交通要緊的地方建築。像江陰距滬寧線不遠,地方不大,來往的人又不多,每天火車開駛次數也不多的地方,若修築鐵路,不僅鐵路公司賠本,而且百姓也不很方便。相反,修築公路,開汽車或用馬車,造價既低,來往亦便捷。鐵路交通“必要靠馬路或運河的幫助方能發達”(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27頁。)。因此,孫中山在長江中下遊多處旅行演說中,反複宣傳發展實業“須從交通入手。交通之法,鐵路為急務,然馬路尤不可少”(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35頁。)的觀點,並且勸導官紳與百姓要重視公路的修築。

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當推長江入海口即長江三角洲。這裏有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口岸、工業基地和金融中心——上海。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麵對浩瀚的太平洋,背靠廣闊的長江流域經濟腹地,運輸條件亦相當便利。僅以內河航運為例,從上海出發,沿長江可上達南京、蕪湖、九江、安慶、漢口等地;假運河可交通蘇州、杭州、揚州諸城。正因為如此,近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後,這裏便成為中國同外部資本主義世界發生聯係的主要通道。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特別是港口建設進展遲緩,嚴重製約了這一地區各種經濟潛能的發揮。有鑒於此,孫中山在考慮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的方案時,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在長江入海口附近建設東方大港的宏偉設想,以便建成一座適應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之需求的“世界商港”。在東方大港的選址上,孫中山頗費斟酌。在他麵前,有現成的當時中國最大的商港——上海港,但它同時又被歐美列強通過租界和條約特權所牢牢控製,地價亦昂貴,如欲改造或擴建,勢必阻力重重。

因此,孫中山另作他想,提出在杭州灣中乍浦與澉浦之間建設東方大港的方案,並從水文條件、社會環境、土地價格、發展前途等方麵作了詳細論證,認為較之上海,在該地另辟新的東方商港當更為理想(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67~271頁。)。同時,孫中山並不因此而忽視上海的作用。他主張利用上海港現有設施,並通過疏浚航道等措施,改善上海港的吞吐能力,使其在推進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的經濟建設中,繼續發揮其商業和工業等方麵應有的作用(同上書,第271~274頁。)。孫中山關於港口建設的上述設想,體現了他在考慮長江流域經濟建設的具體方案時,既有高瞻遠矚、氣魄雄偉的一麵,又有客觀冷靜、全麵細致的一麵,是很令人敬佩的。孫中山起草《實業計劃》時,非常重視收集各項科學數據和提倡實地調查。據邵元衝回憶,他在考慮東方大港選址時,曾特地致函“囑餘調查乍浦、澉浦一帶之海塘,為石塘抑係土塘,謂如無書可查,宜親詢該處土人,以期確實。嗣餘查得浙江水陸道路記等書,圖說頗詳,乃舉以相告,總理遂據以為規劃東方大港之資,此一端,足證總理計劃之切實,不憑臆想也”(邵元衝:《總理學記》,《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5頁。)。

唐宋以後,長江流域各省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於奔騰不息的長江的灌溉和溝通。但隨著歲月的推移和水文條件的變化,及至民國初年,長江水道的灌溉功效和通航能力所存在的問題日見突出,影響沿岸地區的經濟發展。針對這種狀況,孫中山在推進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構想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出了整治長江的詳細計劃。這項計劃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整治長江口自海上深水線至黃浦江合流點,重點是通過閉塞崇明島與海門間之北航道,以收既加大南航道的流量,改善長江口的通航能力,又在北航道圍海造田數萬畝的雙重利益。這一設想經過五六十年後,基本上已由自然之力得以實現。到20世紀70年代北水道已經被江水夾帶的大量泥沙所淤塞,江灘已開墾了大量良田,而南航道亦已變得更加壯闊。孫中山在其餘各部分設想中,則是分別闡述整治從黃浦江合流點起至江陰、江陰至蕪湖、蕪湖至東流、東流至武穴、武穴至漢口長江水道的具體設想。其中根據上述各段的實際情況,或疏浚淤塞,或拓寬河道,或取直河灘,要旨是改善長江的航行條件,同時防止汛期洪水泛濫,以免威脅沿岸地區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74~290頁。)。在考慮整治長江的同時,孫中山還注意到了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的重要性,並分別闡述了整治北運河、淮河、江南水路係統、鄱陽水路係統、漢水、洞庭水路係統和長江上遊的具體打算(同上書,第295~300頁。)。

繼提出整治長江及長流域其他水係的計劃後,孫中山以遠大的目光,預期一旦長江等河道的灌溉和通航能力大加改善,勢必有力地促進沿岸地區的經濟發展:

因此部分在中國為農礦產最富之區,而居民又極稠密也,以整治長江工程完成之後,水路運送,所費極廉,則此水路通衢兩旁,定成為實業薈萃之點,而又有此兩岸之廉價勞工附翼之,則即謂將來沿江兩岸,轉瞬之間變為兩行相連之市鎮,東起海邊、西達漢口者,非甚奇異之事也。

他認為:“此際應選最適宜者數點,以為獲利的都市發展”;並相應提出了在長江沿岸的鎮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蕪湖、安慶及其南岸、鄱陽港、武漢等地建設內河商埠的具體設想(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90~295頁。)。孫中山從曆史背景、地理條件和發展前景等各個角度,論證了為什麼選取它們作為整治長江後建設內河商埠的第一批城市,認為通過這批商埠的建設,將有力地推動長江流域各區的經濟發展,從而在長江沿岸可望出現一個各地經濟普遍躍進的大好局麵。為了適應這種局麵的到來,孫中山又提出了利用長江沿岸豐富的自然資源,因地製宜,建造眾多水泥廠的設想。他說:“此業之進行,即與全盤其他計劃相為關連,徐徐俱進,則以一規劃獎進其他規劃,各無憂於生產過剩與資本誤投,而各計劃俱能自致其為一有利事業矣。”(同上書,第301頁。)

孫中山推進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構想,是他關於全國經濟發展總體設想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基於長江流域所處的重要地位,孫中山在考慮全國經濟建設宏圖時,始終將長江流域置於突出位置,因而在他勾畫的中央鐵路係統各線路中,涉及長江流域的便占了約三分之二。如果說孫中山在考慮長江流域經濟發展計劃時,是以鐵路為龍頭,那麼,他在規劃全國經濟發展藍圖時,則是以長江流域為主幹,帶動和促進全國的振興。正如孫中山曾多次指出的,長江流域人口眾多,經濟發展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技術和管理人才比較集中,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又有一定的基礎,以這一地區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基點和後援,是相當合理的。翻開《實業計劃》等論著,孫中山的方針清晰可見。這個方針就是以長江流域為骨幹,通過四通八達的鐵路網、縱橫交錯的運河係統和便捷短途的公路運輸線,向四麵八方輻射,將全國各大地區聯成一體,大力推動邊遠省區的經濟建設,縮小各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在總體上有一個較大的進步。孫中山曾以美國西部開發和加拿大一些落後地區經濟拓展等實例,說明上述設想是可行的,並從各種角度具體闡述了他的這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