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朝政府而言，開始認識到實業建設的重要性，是在經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隨即開展的洋務運動，重點之一是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設備，興辦近代企業。但誠如有學者指出的，總的說來，當時的清王朝並沒有明確的近代化意向，清朝中央政府更沒有對近代化予以製度創新和製度供給。事實上，甲午戰爭前洋務企業的開辦、新式軍隊的建立以及絕大多數新式學校的創辦，都是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設立的。甲午戰爭後的鼓勵工商乃至新政，一方麵是由於清中央財政的無奈，另一方麵也是寄望於地方政府。中國早期現代化中至關重要的政府作用的發揮，可以說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在近代中國這一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施行現代化方麵沒有製度供給的狀態下，地方現代化的能否啟動和發展，一個主導因素就是地方當政者的主體認識如何。地方督撫們認識的提高和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需要讓地方督撫能獲得必需的認識環境，從思想上突破傳統的阻力。一些沿海地區由於較早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使置身其中的地方督撫有了較為便利的認知條件，而在此之外的廣大地域，傳統仍維係著自身的曆史連續性和不可侵犯性。中國早期現代化是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落後的農業大國中進行的，而社會變革的效應，與疆域、人口和原有的經濟發展程度有相當的聯係（崔運武：《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地方督撫——劉坤一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頁。）。台灣學者李國祁也指出：“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我國現代化的推動多在於地方督撫與士紳階級，更增強其區域間的差異性。”（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緒言，第3頁。）這在前述曾國藩與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與滬、津等地區洋務事業，丁寶楨與山東機器局，左宗棠和沈葆楨與福州船政局等創辦關係的史實中，已有清晰的體現。
海關報告也有生動記載，1883年5月直隸總督李鴻章經過上海去天津，他在上海停留期間，“像是很熱心要看看此地的一切值得看的東西和值得訪問的人。他對於雇用中國工人的各種外國工業特別感興趣，尤其是紗廠與繅絲廠。他參加了上海自來水公司的開工典禮，親自動手開動機關把水放進濾水池裏，從此公司的機器便開始轉動了。他對這個企業甚感興趣，似乎很懂得它對人們的好處，因為他表示希望不久在天津也要建立一個類似的企業”（徐雪筠等：《海關十年報告選譯》，第28頁。）。這一點在後起的洋務派官員張之洞身上，也有鮮明的體現。他在1884年7月至1889年11月任職兩廣總督期間，受近代化意識的驅動，大力興辦洋務，博采西學，推動了廣東的近代化進程。而在這之前，雖然廣東地處東部沿海，對外交往較早和接受西學便利，“但事實上廣東的近代化自19世紀60年代前期開始有所啟動後，一直到80年代前期，可以說基本上處於半停滯狀態”，主要原因在於：
從1861年至1884年24年中，任兩廣總督者共九人，任廣東巡撫者也是九人，他們中不無熱心洋務者如郭嵩燾、蔣益澧、劉坤一、張樹聲，但任期較長，受到朝廷信賴的基本是一些思想較保守、缺乏開拓精神的滿員，故此對於地方的近代化始終未能提出一個象樣的規劃和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當具有一定近代化意識，同時又勇於任事，頗為朝廷所倚重的張之洞擔任粵督時，廣東的近代化隨即有了一番新的氣象。（趙春晨：《張之洞與廣東的近代化》，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等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21、223頁。）
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將廣州機器局與增涉軍火廠合並，設立製造東局；1887年，又在廣州城北石井圩創辦石井槍彈廠，稱製造西局。西局購買德國克虜伯炮廠製造槍彈的機器設備，使生產能力不斷提高，規模不斷發展，後來成為廣東省最有影響的兵工廠。與此同時，張之洞又在廣州興辦民用企業，如1886年在廣州設立廣東礦務局，頒布《礦務條例》，鼓勵開礦和開爐冶煉；1887年，又在廣州創辦廣東錢局，購置英國造幣機器，開中國鑄銀幣之始；1889年，還在廣州設立廣東繅絲局；民辦企業，如輪渡公司、造紙廠、電燈公司也在廣州興建；並設立了電報學堂、水陸師學堂、海圖館與洋務處等，聘請洋教習教學，顯示了其遠見卓識和務實通達（楊萬秀等主編：《廣州簡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74頁。）。在調任湖廣總督後，“他建鐵路、辦工廠、興學堂、練新軍、理財稅、創市政，可以說是全方位振鄂興漢，使湖北從經濟不很發達的內陸省份經曆了一次近代崛起”（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2頁。）。
而就士紳層麵而言，前已揭示的張謇與大生紗廠及南通近代化曆程的關係，是一個例證。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先後得到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支持，張謇很難成就其事業。甲午戰爭後，清廷主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3631頁。），即要體恤扶持和鼓勵民間辦實業，以達籌餉練兵和自強的目的。1895年，總理衙門奏請諭令各省設立商務局。同年，張之洞在江蘇籌辦商務局，先定三地——上海、南京、蘇州，年底擴大到通州。張之洞稱：
通州海門為產棉最盛之區，西人考查植物，推為中國之冠，各處紗廠無不資之……近日洋紗內灌，通海鄉人利其勻細，轉相購買，參織土布，每年銷耗四十餘萬金，若不亟就該處興辦紗廠，則民間此項漏卮無從而塞。
他認為張謇是辦廠的合適人選：
查通州在籍紳士前翰林院編撰張謇向來講求時務，情形較熟，當經函商，力籌護扶小民生計，杜塞外洋漏卮之策，屬其邀集紳商，剴切勸導，厚集股本，就地設立紗絲廠，以副朝廷自保利權之至計。（張之洞：《通海設立紗廠請免稅厘片》，《張文襄公全集》卷42，第12頁。）
對張之洞的推薦，張謇後來述稱：
先是南皮以中日馬關約，有許日人內地設工廠語，謀自設廠，江南北蘇州、通州各一，蘇任陸鳳石潤庠，通任餘，各設公司，集資提倡，此殆南皮於學會，求實地進行之法。（張謇：《嗇翁自訂年譜》，光緒二十二年三月條。）
1896年劉坤一繼任兩江總督後，亦支持張謇籌辦大生紗廠，表示“官為調護，以圖厥成”（《劉坤一遺集》第2冊，第934頁。）。經商議，大生紗廠為商辦，資金來源為在通州、上海兩地各招股30萬兩，總計為60萬兩。但到了1896年10月，在通州由於當地風氣未開和商人財力有限，入股者寥寥；在上海，因紗業已連年不景氣及以往官督商辦的惡劣影響，也難以招股。整個招股幾無進展，純粹商資商辦已不可能，張謇即向劉坤一求援。此時，原先由張之洞為湖北南紗局訂購的“官機”40800枚紗錠，已估價97萬餘兩轉到南洋經費下，而這批“官機”堆放江邊碼頭已三年，朽壞者十之三四，劉坤一正擬賤價出讓。雙方一拍即合，於11月達成協議，把“官機”作價50萬兩作為大生紗廠的股金，另招商款50萬兩，共100萬兩開辦紗廠。張謇的籌辦因獲得了官股而解決了部分急需的資金，並因有了現成的設備而使辦廠進程大為加快，終於在1899年4月23日正式投產，為南通開一新局麵（崔運武：《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地方督撫》，第180～181頁。）。
應該指出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寶楨、張之洞、劉坤一等東部地區的督撫，致力於推動其轄區內的近代化進程，除了他們較之同時代的其他官員對當時中國的處境認識較為清醒，對學習西方的態度較為積極外，與他們手中握有較為豐實的財源也不無關聯。清朝的財政體製，原先是以解款協款製度規定各款項，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收支，戶部擁有“製天下之經費”的權力，各省並無財政權，隻是奉中央命令征收各項賦稅，存入公庫，然後奏準開銷各項經費，如有節餘均須解運中央或收支不敷的鄰省。經太平天國之後，解款協款製度漸趨廢弛。各地督撫軍權在握，原來掌管地方財政並直接聽命於中央政府戶部的藩司，轉而受製於督撫，中央政府已無法通過藩司控製地方財政。厘金製的實行與就地籌餉，使地方督撫的財權進一步擴大。因數額可觀的厘金均由地方征收和控製，上繳僅為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被地方督撫截留。由於各省財政獨立的趨勢日見明顯，戶部無法了解各省財政的實況，隻得改變解款協款製，推行攤派製。實際執行時，“戶部曆次籌款，終有一二策或數策不能通行於各省，甚或有一案請行數次，曆時數年而各省終未遵辦”（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社會科學雜誌》9卷1期，1947年6月。）。傳統的中央集權財政體製趨於瓦解。相對富庶的東部地區的督撫在這個過程中崛起。1889年，熟悉內情的薛福成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