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期間，中央政府曾采取各種措施，試圖從地方督撫手中收回財權，但收效不大，於是在1908年進行財政清理，全麵收權，同時決定劃分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租稅亦分兩項，即供中央用的“國稅”和歸地方用的“地方稅”。1910年，清政府又正式開始編製宣統財政預算，但直到清皇朝覆滅，也未拿出實施方案。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新政在西部各省亦有推行，並取得一些成效。這在稍晚開展新政的新疆和西藏也有具體表現。時任新疆巡撫聯魁、伊犁將軍長庚是滿族官員中思想比較開明的人，對推行新政態度比較積極。聯魁認為“遵籌西北全局，大旨不外置省、改官、開墾、興學、練兵數端，應酌量緩急，擇要施行”。長庚主張“一練兵，二畜牧，三商務，四工藝，五興學”（《清德宗實錄》卷591、卷563。）。其中成效比較顯著的是編練新軍、興辦實業、開設學校和建谘議局，並為推動實業興辦，在各地設立工藝局，創辦工藝廠、勸工所、織造局、農林試驗場等。長庚在伊犁創辦了製革有限公司，原為官商合辦，後來改為商辦。經營者是維吾爾族商人玉山巴依，機器從德國購進，技師從德國和俄國招聘，有工人100餘名，年產約1萬張大皮（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新疆地方誌總編室1985年排印本，第734頁。）。
1904年，英國再次侵略西藏，一度占據拉薩。清廷大為震驚，在英軍退兵後，即頒諭稱：
（西藏）地大物博，久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脅番眾立約，情形叵測，亟應思患預防。補救籌維，端在開墾實邊，練兵講武。期挽利權而資抵禦，方足以自固藩籬。前有旨令鳳全移駐察木多，西寧辦事大臣昨已簡放延祉。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北至青海界一帶，著延祉認真經理。各將所屬蒙番，設法安撫，並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史編年》第1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頁。）
而且，中央政府先後任命張蔭棠、聯豫、趙爾豐等人主持實施清末西藏及川邊新致。1906年出任查辦藏事大臣的張蔭棠舉人出身，早年赴美曾任清政府駐美參讚和總領事職。繼任的聯豫，早年曾跟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國，對時局有較清醒的認識。他在1907年2月10日《詳陳藏中情形及擬辦各事折》中指出：
竊維西藏近日危險情形，早在聖明洞鑒之中。俄人覬覦於北，暗中誘之以利，英人窺伺於西，近且脅之以兵……奴才心實憂之，後患何堪設想。且西藏之地，南通雲南，北連甘肅，東接四川，萬一西藏不守，則甘肅、雲南、四川俱屬可危，而內外蒙古、長江一帶亦俱可慮。（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頁。）
張蔭棠等人建議西藏新政的主要內容應包括練兵、屯墾、通商、建學校，此點得到清廷的允準，認為“舉凡練兵、興學、務農、開礦、講求實業、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飭庶政諸大端，均應及時規畫，期於治理日益修明”（《清德宗實錄》卷562、卷549、卷587。）。西藏適宜畜牧業，張蔭棠提出要鼓勵畜養牛羊，發展畜牧業，並重視開發利用畜產品資源，在江孜設立了工藝局，招聘技師入藏傳授技術。聯豫上任後，開辦了商品陳列所，陳列四川製造的各種產品，旨在“藉資觀感，而工業或可漸臻發達”（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第17～18頁。）。同時，他還選派藏民子弟到四川勸工局學習工藝。
在川邊藏族地區，清廷強調“四川、雲南兩省毗連西藏，邊務至為緊要。若於該兩省邊疆開辦屯墾，廣興地利，選練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門戶，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籬，實為今日必不可緩之舉”（《清史編年》第12卷，第421頁。）。1906年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後，力行新政，實施改土歸流，奏請屯墾、練兵、設官、興學、通商、開礦，強調“振興地方，首在提倡實業”，並重視改善交通，認為“商賈之流通恃乎此，墾務之發達恃乎此，地方之富庶更靡不恃乎此”（文夕：《清末川滇邊務大臣衙門檔案》，《曆史檔案》1992年第4期。）。1908年，他奏準興建中渡雅礱江鋼絲吊橋，指出：
中渡地方為打箭爐通邊藏要道，其地即所謂雅礱江也。江麵寬至數十丈，水極漂急，每當盛漲，舟船不能逕渡，行旅轉輸餉械，尤為困難。臣前在關外督師，目擊情形，以為非建橋不足以資利便，而非仿西法修築鋼橋，亦不能以期堅固。臣於護督任內，曾派員前往切實勘測，繪具詳圖，籌有端緒。臣到任後，即飭駐滬轉運之員，向洋行商議，定造吊式鋼橋一座，各洋行均以地處邊遠，不願承辦。且亦索價過昂，迭經磋商，乃與比商華法公司訂立合同，現全橋鋼料及工程師均已上路。
繼而，他又奏請興建瀘定鋼絲吊橋，指出“中渡橋工已將完竣，查瀘定橋尤關重要，因地通邊藏之衝衢，而居內地行旅，往返轉輸餉械，繁盛於中渡。臣到任後，派員勘測繪圖，此橋係據金川江，原以鐵鏈造成，因橋身過長，行之簸動，而不能通過重大物件，往往被風吹斷，修理困難。在當時擬修鐵絲橋，較鐵鏈橋靈便。至與比商定購吊式鋼橋，較以前鐵鏈橋堅固百倍。遂於月前與中渡建橋工程師蓋利餘愛爾訂購一座，按照中渡橋樣建築”，待建成後，“由成都至康定一段通道無阻”（吳豐培：《趙爾豐川邊奏牘》，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頁。）。上述舉措加強了內地與川邊及西藏人員和物資的往來，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經濟開發，也為以後民國年間的西康建省打下了基礎。
可見在清末由上而下實施新政的過程中，在一些較為開明、務實的官員主持下，久已沉寂的新疆、西藏和川邊地區都有一些近代化措施的推行，這種由官府主導的涉及較廣泛的改革舉措，在西部地區還是首次。當然，較之東部地區，這裏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並依舊製約著改革的推行和成效。其中，資金嚴重匱乏仍是難題之一。有學者指出，西藏新政，百舉待興，練兵興學，務農開礦，講求實業，便利交通，添設官吏，整飭庶政等，均需資金作後盾。盡管清廷一再強調西藏地方關係緊要，“著度支部妥速籌劃議奏”、“速議籌撥”，但終因國庫空虛，雖經設法周轉，但於西藏仍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聯豫深感“無米之炊，實難措手”。1910年起，西藏常年經費共50萬兩，由俄法款內截10萬，英德款內截15萬，其餘25萬則由四川省另籌接濟，並諭藏事如有不敷，則由川督遵旨隨時接濟。
但事實上，川督趙爾巽一再上奏，稟川省財政困難，庫儲奇絀，應付俱窮，度支部仍不予置理。川款無著落，原先的設想如修築道路、講求實業、開礦務農等事多隻能停留在紙麵上（黃維忠：《清季籌藏新政評述》，《中國藏學》1995年第1期。）。此外，由於西部各省新式商人及有實力和意願投資實業、參與地方治理事務的士紳人數很少，新政時期在東部地區頗有成效的地方自治運動在西部地區幾無動靜。據統計，在1908年以前各省研究和籌備自治的機構共99個，其中直隸16個，江蘇（包括上海在內）18個，浙江16個，廣東13個，山東3個，福建2個，京師9個，廣西2個，江西4個，湖北3個，湖南1個，吉林4個，奉天4個，黑龍江1個，河南1個，安徽1個，餘下的一個是整個西部地區唯一的，即成立於1907年由張百麟主持的貴州自治學社（馬小泉：《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221頁。）。來自民間的社會團體的孱弱，既是西部省份經濟落後的表征，同時也是其社會近代化進程遲滯緩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