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在近代中國主要指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它包括工業、商業、礦業、交通、金融、農牧等各經濟部門。中國人對它的認識以及怎樣去發展實業的主張，是和近代中國社會不斷演進的曆史過程緊密相聯的，經曆了一個逐步深化、推進的發展曆程。
鴉片戰爭結束不久，麵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中國社會發生的劇烈變動，一些愛國者為改變祖國貧弱挨打的悲慘命運，積極思索、探究。外國列強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國門的嚴酷現實，促使他們擯棄長期以來士大夫視外國為蠻夷之邦，稱中國為天朝大國的虛驕習氣，認真地開眼看世界，逐漸意識到再也不能閉目塞聰、妄自尊大了，中國要想轉弱為強，必須麵對現實，學習他人的長處，進而迎頭趕上。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集中表達了這些愛國者學習外國先進技術，以求中國富強的強烈願望，是近代中國實業思想、主張的濫觴和發端。
很可貴的是，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並不隻限於學習外國的軍事技術。基於他對“西洋以商立國”的認識，魏源提出在中國也應該發揮民間商人的積極性，舉辦和發展近代企業。他認為軍用船廠除建造艦隻外，還可以造商船賣給商人從事航運業；在官辦企業之外，應該容許民間商人自己設廠，主張“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魏源：《海國圖誌·籌海篇三》。），明確表達了鼓勵民間商人投資興辦近代企業的思想。由於這些主張直接觸及了如何使中國轉弱為強的現實問題，因而在當時便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但昏庸的清王朝並沒有從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及時吸取教訓，依然固守著所謂的祖宗成法，拒絕采納變革現狀的進步主張。
繼魏源之後，明確提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是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之一的洪仁玕。1859年春，他從香港輾轉到達天京，受到洪秀全的重用，委以總理全國政事的重任。這時，太平天國在經曆天京變亂、石達開出走等一係列事變後，正陷於低潮，處境困難。洪仁玕為挽頹勢，根據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了解，製訂了一個旨在全麵革新太平天國內政的施政綱領——《資政新篇》，並經洪秀全批準頒布。這是一份包括政治、經濟、司法等方麵內容的綜合性改革綱領，其中最閃光的內容，是在近代中國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理想和主張。為了能夠自行掌握和推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洪仁玕主張利用和鼓勵私人資本，建立和發展近代工礦、交通、金融等事業，提出了一個相當全麵的創辦這些國民經濟部門的方案，並強調在舉辦這些經濟部門時，必須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但上述方案在當時的環境下，並未得到實施。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通商口岸的增辟和長江航運的開放，更多的外國商品源源湧入中國市場，擠占中國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城鄉手工業者的生計更加困難。另外，巨額戰爭賠款和對外貿易入超，導致大量白銀外流，造成國內幣材短缺和貨幣周轉困難，物價騰漲，加劇了社會矛盾。一些關心國計民生的愛國者憂心如焚，他們目睹時艱，積極思考對策，力圖阻止洋貨傾銷，堵塞對外貿易的巨大漏卮。一些人開始把對外貿易問題作為有關國家貧富興亡的大事看待，他們的實業思想、主張，因此也就相應偏重在對外貿易方麵。他們的認識跟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重商主義學派很接近，都從流通過程中的現象和危機出發，去理解現實的經濟生活和自己的經濟任務。他們認為，財富就是貨幣的積聚，而流通就是實現財富增長的源泉。他們的實業思想、主張的核心內容，就是力求扭轉對外貿易的巨大逆差，使金銀不致外流，以保持國內的貨幣貯藏，維持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的正常運行。這些人的代表者，有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就其發展脈絡而言，大致表現為初始於王韜的“商富即國富論”（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10。）論，至鄭觀應的“商戰”（鄭觀應：《盛世危言初篇》卷3。）論，再至薛福成的全麵建立民族工業的主張。
在同一時期，以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通過引進外國的技術、裝備，舉辦了一批近代企業。圍繞著這些企業的興辦和經營，他們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實業主張，其著眼點則是為了通過舉辦洋務企業，去支撐搖搖欲墜的清朝政府的統治。從李鴻章到以後的盛宣懷，這一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即便這樣，他們仍舊遭到如方浚頤這類頑固守舊派的攻訐。
如前所述，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人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考察，主要都還停留在流通領域，即使有人開始涉及生產領域，主要也是把發展生產的要求附屬於發展對外貿易和取得貨幣財富的目標之下，其立足點仍在流通領域。但是，流通領域與生產領域畢竟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密不可分的兩大環節。對流通領域的深入考察，必然會導向對生產領域的重視，這是近代經濟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薛福成實業主張的推進也反映了這一點。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主要方式，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同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也有長足發展。與此相聯係，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要求的實業思想、主張，也開始推進到一個新的、更為成熟的曆史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所提出的一係列實業主張，是其中影響較大和較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