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如美邦新造，四十年前，尚無鐵路，今通計國中六通四達，為路至二十一萬裏。凡墾新城，辟荒地，無不設鐵路以導其先，迨戶口多而貿易盛，又必增鐵路以善其後。開國僅百年，日長炎炎，幾與英、俄相伯仲。蓋美之舊金山，乘輪車至紐約，為程萬一千裏，行期不過八日，是萬裏而如數百裏之期也，旅費不過洋銀百餘枚，是萬裏而如千餘裏之費也。是故，中國而仿行鐵路，則遐者可邇，滯者可通，費者可省，散者可聚。
他進而指出：
今天下大勢，江淮以南多水路，江淮以北多陸路。南方諸省，其地非盡饒沃，其民殷阜，此無他，以其支河別港，縱橫貫注，而百貨得以流通也。北方諸省，其地非盡磽瘠，其民貧苦，此無他，以其沙多水淤，道裏修阻，而百貨不能流通也。邇者歲入財賦，洋稅千數百萬兩，厘金千數百萬兩，大約在南方者什九，在北方者什一。誠能於西北諸省多造鐵路，俾如江南之河渠，經緯相錯，則貧者可變為富。即東南諸省，得鐵路以通水道所不達，則富者可以益富，厘稅之旺，必且數倍曩時。
他呼應劉銘傳的奏議，提出應首先修築四條鐵路幹線：
查中國要道。南路宜修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二條：宜由京師東通奉天，西通甘肅。誠得此四路以為根本，則傍路繁要之區，雖相去或數百裏，而地段較短，需費較省，則招商集股，亦輿情所樂就。從此由幹達枝，縱橫交錯，不患鐵路之不振興。
他還根據西部礦產資源豐富的特點，提出興辦礦屯，指出：
今天下額設綠營之外，每省各有防營，無事坐食，既靡巨餉。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銷萌，益示弱於鄰敵。是以新疆之豫軍，畿輔之淮軍，莫不經理屯田以裨軍食……竊聞西南滇、黔、楚、粵、隴、蜀數省，五金並產，寶氣充積，誠擇礦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撥一二營試行采煉，於以創開風氣，逐漸推廣。（薛福成：《創開中國鐵路議》、《代李相伯議請試辦鐵路疏》、《海關征稅敘略》、《籌洋芻議》，丁鳳麟等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37、485、546頁。）
鄭觀應也強調了鐵路對振興邊遠省份經濟的重要性，認為“口外荒地甚多，開墾甚便，一有鐵路，內地無業之民相率而至，膏腴日辟，邊備日充，商旅日集，大利所在，人爭趨之，荒遠遼闊之區一變而為商賈輻輳之地”，指出：“夫中國大勢西北土滿而東南人滿，若有鐵路以流通之，則東南之閑民可以謀生於西北，西北之棄地可以開墾如東南。”他還以四川為例，陳述了修築鐵路的必要：
今為蜀計宜莫如開鐵路，我能坐收利益，彼族莫能效尤，一也；川中礦產極多，開采易而運出難，鐵路一興，礦利隨旺，二也；且煤鐵木石皆可就地取材，造費亦當較省，三也；運鹽運土，百貨皆易流通出口，四也；設有饑饉，轉粟無難，五也；地方有事征調軍旅，便捷百倍，六也；徐築支路承通入內地，生意日盛，尖站增多，貧民藉可力食，七也。屈計利便，不勝枚舉。（鄭觀應：《鐵路》、《四川宜建鐵路議》，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選》，澳門曆史學會2002年出版，第61、62、63頁。）
黎庶昌則提出開通由新疆伊犁經烏魯木齊、喀什、庫車、吐魯番、哈密，入嘉峪關至內地的“通商所必經行之道”，促進沿途的社會經濟（黎庶昌：《西洋雜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頁。）。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康有為在他的改革方案中談到了振興邊遠省份經濟的設想，其中包括修築鐵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辟為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閭化為富民”，並因地製宜，在西北“講牧畜”，“牛毛之毳可以織呢絨氈毯，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在西南的雲、貴、川等省則可采用西法開采當地的銅、錫、煤、鐵等礦產資源，強調“滇粵之礦尤為英、法所窺伺，我若不開，他人入室”（薑義華等編：《康有為全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頁。）。但上述主張多還停留在紙麵上，並沒有得到實施。令人欽敬的是，19世紀40年代林則徐被遣戍新疆期間，曾身體力行，積極謀劃和致力於當地的經濟開發，“周曆天山南北二萬裏，東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溝渠，教民耕作，定約束數十事，計辟各路屯田三萬七千餘頃”（來新夏：《林則徐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頁。），是這一時期西部開發實際舉措的罕見亮點。但它猶如夜空中的流星，在林則徐被召回內地後，並沒有得到持續的推廣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