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康有為是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的倡導者。而在他的一係列變法主張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給光緒帝的幾次上書裏，都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設想。較之以前的重商主義思想家，康有為的實業主張有了質的進步，已經逐漸擺脫了前人以商為中心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開始把興辦近代工業視為振興國民經濟的主要途徑。他認為，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是富國強兵的首要任務，生產是商業發展的基礎。他第一次明確地用“興實業”的口號取代片麵強調“振興商務”的主張，要求允許和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近代企業，“成大工廠以興實業”，以謀求中國的富強。為了強調發展大工業的重要，他還明確提出將中國“定為工國”的主張。這實際上是公開提議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實現國家工業化，把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它不僅完全超越了“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也比重商主義思想家“以商立國”的主張更為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在近代中國，康有為是國家工業化主張的最早提出者，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渴望發展近代工業的急切心情。
在發展實業的具體形式上，康有為明確主張實行私營，反對以往洋務派官僚用以束縛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官辦”、“官督商辦”等企業經營形式，要求除了貨幣發行和郵政仍由國家統一經營外，其餘一切生產、流通事業，都應聽任民間資本投資經營，並由國家予以保護，鮮明地表達了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破除封建束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強烈願望。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康有為還強調了實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這是他比之重商主義思想家更勝一籌的又一表現，“百日維新”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實踐。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20世紀初年，代表已經形成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利益和要求的實業主張，則以張謇的“棉鐵主義”較為著名。
張謇是受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強烈刺激，絕意宦途，投入創辦實業的。他是近代中國“實業救國”論的主要倡導人和身體力行者。他所提出的“棉鐵主義”，就是認為中國要振興實業，應以棉紡織工業和鋼鐵工業為中心，去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內而建立獨立的民族工業體係，外而抵製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他的這種主張，是根據自己經營近代企業的體驗和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考察而提出的。如他所說：“謇嚐研究海關貿易冊，知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昔年從事棉業，困苦艱難，屢蹶而後振。”（《張謇在漢冶萍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的書麵致詞》（1912年8月12日），陳旭麓等主編：《漢冶萍公司（三）》（盛宣懷檔案選輯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16頁。）
張謇上述主張的愛國色彩是強烈的，體現了20世紀初年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希望通過優先發展棉鐵工業，全麵振興實業，促進國家工業化的設想。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軟弱性，也在這方麵有所反映。實際上，要想在近代中國推行這樣一項實業發展計劃，勢必會觸及要求相應變革現存政治製度的問題，隻有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實現中國的工業化才有指望。而張謇恰在這一點上諱莫如深，絲毫未有觸及。在實際政治活動中，他也隻是希望通過和平請願，敦促清朝政府實行君主立憲製度，反對采取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專製統治。這就使他的實業主張在很大程度上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很難實現。他經營近代企業的具體曆程，也說明了這一點。他極力宣傳“棉鐵主義”，並著手創辦了以大生紗廠為骨幹的一批近代企業，但他所同樣看重的鋼鐵工業卻因所需資本浩大，建設周期較長，一直無力涉及。即使是已經辦起的兩家大生紗廠，以後也因負債過多，無力維持，而被債權銀行團接管。張謇的實業救國設想和“棉鐵主義”方案，最終歸於碰壁。
在籌劃發展實業的方略時，先進的中國人已經注意到東西部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並為縮小這種差異提出了相應的主張。鑒於新疆“人寥地曠”和具有“播植澆灌氈裘貿易之利、金礦之旺”，魏源建議在新疆建省，開發那裏大片“未辟之鴻荒”（《皇朝經世文編》卷80，第2頁。）。薛福成指出，發展地方經濟，“貴審其地形，開其風氣，尤視大水之經緯脈絡，以定群商之輻輳與否。夫上海扼長江之要，故稅最多；廣州扼粵江之要，故次之；漢口扼漢江之要，福州扼閩江之要，故又次之，北方之水，溜急沙淤，不便行舟，故雖以黃河之大且長，獨無榷稅極盛之關”。他強調：“夫殖財之源，雖因地勢，亦隨人事、天時而變焉者也。”針對西北各省交通閉塞、商務不興的狀況，他建議學習歐美，修築鐵路，振興經濟，認為“今泰西諸國，競富爭強，其興勃焉，所恃者火輪舟車耳”。他以美國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