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和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除了新式學校的設立外，還與近代企業的興起和報刊、出版印刷等大眾傳媒業的創辦聯係在一起。它們首先發端於東部沿海地區。1839年來華的美國傳教士瑪卡雷·布朗稱：
單純傳教工作，是不會有多大進展的，因為傳教士在各個方麵都受到“無知”的官吏們阻撓。學校可能消滅這種“無知”，但在一個短時期內，這樣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裏，少數基督學校能幹什麼，這就是出版書報的辦法。在該項雜誌和書籍內，不但能傳播基督教福音，同時也傳播一些現代的科學和哲學。（何凱立著，陳建明等譯：《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譯者序，第1頁。）
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設立了墨海書館，這是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在中國大陸最早設立的翻譯出版機構，也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鉛印的出版機構。它翻譯、印刷了一些西方宗教及文化書籍，成為當時中國士大夫了解西學的入門書。如1853年出版的《數學啟蒙》，介紹了西洋流行的算術、代數知識；1855年刊行的《博物新編》，概括地介紹了西方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動物學等知識。這些書籍成了最早的西學啟蒙讀物，徐壽和華蘅芳慕名從無錫來到上海，去墨海書館參觀了各種科學書籍和儀器，並購買了一些書籍和試驗器具。回家後他們按照書中的講解和提示，做各種試驗，“朝夕研究，目驗心得，偶有疑難，互相討論，必求渙然冰釋而後已”（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頁。）。他們從中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後來進入江南製造局等洋務企業，成為著名的工程技術專家。
自1865年上海創辦中國第一家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之後，為了盡快掌握西方機器工業的生產技術，1868年江南製造局附設翻譯館，專事西書的翻譯。在翻譯館籌建的一年之內，就譯成《汽機發軔》、《氣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采煤圖說》等4種，至1872年譯成37種，1880年時已譯成143種，共359本。綜計前13年間，平均每年譯書11種。至19世紀90年代中葉，共譯書數百種，其中以科學技術和軍事類為多。在前12年共翻譯的156部書中，根據內容和數量可分為算學測量27部，水陸兵法26部，工藝22部，天文行船12部，汽機11部，博物學11部，地理10部，化學7部，年代表、報刊類7部，地礦學5部，醫學5部，外國史5部，造船4部，交涉公法2部，其他2部。綜計科技類共114部，約占73％，軍事類26部，約占17％，兩者共占90％。這些書都公開售賣，很受歡迎，在開辦後的11年內，共售出書籍31111部，總計83454冊，另售出地圖4774張。1873年，京師同文館派員在香港、上海等地購買鉛字、字架、印機等印刷機器，於北京設立印書處，開始印刷京師同文館師生翻譯的著作及其他書籍，成為僅次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第二大洋務印書機構。到1896年時，共編譯了有關國際公法、世界曆史、外語及自然科學等各類書籍共29部，這些書常免費贈送京內外官員（劉誌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1卷，第256、327頁。）。據統計，1843年到1898年，中國共出版各種西書561種，其中由上海出版的有434種，占總數的77.4％（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23頁。）。
1850年，外國僑民在英租界創辦了《北華捷報》。至1895年，上海已有86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期全國中外文報刊總數的一半。1911年以前，全國出版的136種外文報刊中，有54種在上海出版，占總數的39.7％。報刊種類有普通日報、周報、晚報和專業報刊、機關報等。
其中1876年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上海創辦的《格致彙編》，是晚清最早的一份專門性的科學雜誌。其內容包括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工藝技術、科技人物傳記、答讀者問等。在刊登的讀者所提問題中，屬於科學常識的居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紀70—90年代人們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情。
從提問者的地區分布情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西學在當時中國傳播的密度。“互相問答”欄目提問者注明籍貫的有260人次。
提問者以通商口岸所在的沿海、沿江及近海省份為多，其中超過20人次的依次為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山東，尤以上海、浙江和江蘇為多，其他各地提問人數多寡大致因與上海的距離遠近、交通便否而變化。這大體反映了19世紀70—90年代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是以上海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擴散的特點。據該刊第2年第8卷（1877年9月）所載告白及有關資料統計，《格致彙編》所設銷售處及可以銷達的地方有上海、北京、天津、牛莊、濟南、煙台、登州、青州、長沙、湘潭、益陽、興國、宜昌、沙市、漢口、武昌、九江、南昌、安慶、南京、鎮江、蘇州、邵伯、揚州、寧波、杭州、溫州、桂林、重慶、太原、福州、淡水、汕頭、香港、廣州、新加坡、神戶、橫濱，共40個地方51個代銷處，屬於國外的3處，其餘均在國內，幾乎遍及沿海及沿長江一線各主要城市（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431、4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