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和文化傳播的滯後，對閉塞守舊的社會氛圍難以形成有力的衝擊。民國初年，中國社會曾出現組建經濟團體的高潮。據統計，1911年12月至1915年12月，全國各地成立的以“振興實業”為宗旨的新型經濟團體有107個。就業別構成而言，有工業、礦業、商業、交通、財政、農業、漁業、鹽業、手工業、土產業等團體。其中工業性團體48個，約占總數的46％；商業性團體41個，約占總數的39％；農業性團體13個，約占總數的12％；交通業團體9個，約占總數的9％。就地區構成而言，則包括全國尤其是東部地區各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杭州、鎮江、安慶、福州、武漢、哈爾濱、太原、蘇州、揚州、濟南、長沙、廣州、奉天、重慶、吉林、桂林等地。其中上海最多，計44個，約占總數的42％；南京有9個，約占9％；北京有13個，約占12％；天津有8個，約占8％（虞和平：《辛亥革命與中國經濟近代化的社會動員》，《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西部地區則相對沉寂。在抗日戰爭爆發前，這種局麵一直沒有多大的改變。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公費留學生考試，參加考試者有江蘇、山東、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廣西等省，而重慶及四川全省都無人報考（程雨辰主編：《抗戰時期重慶的科學技術》，第246頁。）。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曾經在全國範圍內對分布於各行業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過一次長達數年的比較全麵詳盡的調查。這次調查範圍，主要是具有大學或高等專科學曆以上的工程技術人員，不包括不屬於工程技術係列但同樣為當時企業實際需要的經濟類專業如工商管理、財政金融、會計、統計、倉儲、廣告設計等專業的管理人才，由社會通過職業教育或企業自行培育的初、中級技術人才也不在調查之列。調查結果表明，當時分布於全國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共計7712人。
在這7712人中，東部地區有4543人，約占總數的58.8％；西部地區僅有1041人，約占總數的13.5％。抗日戰爭期間，隨著東部沿海許多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化出版機構及企業的內遷，這種局麵始有較明顯的改觀。但隨著戰後上述單位的回遷，廣袤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依舊缺乏專業人才和近代科技、文化的必要支撐。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有81人，分為數理組、生物組和人文組，依其籍貫，“沿海地區，太湖周圍及上海、廣州、長沙、閩侯都是院士集中分布地點”（羅豐：《夏鼐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19日。）。詳可見1948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所列的首屆院士“各省分配”表。
在81名院士中，東部省籍有52名，約占總數的64.2％；西部省區有4人，其中四川3名，陝西1名，約占總數的0.05％。同年中國工程師學會上海分會會員的籍貫統計，從一個側麵亦有所反映。
在其會員中，除籍貫不詳者外，非上海籍會員約占總數的67.8％，其中來自東部各省的有393人，約占總數的579％；原籍西部省區的有12人，約占總數的1.7％。中國工程師學會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工程學會，有團體會員154人，上海分會會員的籍貫統計，大致亦可反映出西部省區科技人才的匱乏。另據記載，中華全國工業協會於1943年在四川重慶成立，1945年日本投降後遷滬辦公，接著將總會會址設於南京，上海改設辦事處。1946年4月，全國工業協會天津區分會成立。全國工業總會於1947年底組建，以劉鴻生為會長。天津工業會於1948年3月30日開始籌備，5月16日正式成立，理事長是李燭塵。在工業協會的31名領導成員中，除6名成員學曆不詳外，在其餘25名成員中有19名受過高等教育，占76％，其中又有12名是留美、日、英、法、德等國的留學生或實習生，並取得了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占25名成員的48％；受過中等教育者為3名，占12％；從私塾及舊式學堂畢業者為3名，占12％。在天津市工業會全部的32名領導成員中，除1名學曆不詳外，受過高等教育者為22名，占71％，其中有16名為留學歸國者，占51％；受過中等教育者為5名，占16％；從私塾或舊式學堂畢業者為3名，占10％；小學畢業者為1名，占3％（任雲蘭：《天津市獨立工業團體的興起及其對商會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這種人才結構，是天津近代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