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7月5日上海《申報》稱：“日報之設始於泰西，至各口通商始流傳至中國。先是隻澳門、香港或一月一出，或七日一出，雜載華洋交涉之事，文理尚不甚詳明。嗣是而上海，而漢口，而寧波，而廣州，而天津，報館林立，後先繼起。”其中《申報》日銷售近萬份，是當時銷量最多、影響最廣的報紙。由英國人德璀琳在天津所辦的《時報》，是當時北方地區較有影響的報紙。1891年至1900年間，中國各地曆年出版的中文報刊數目。
在上海出版的中文報刊數目遙遙領先。另據統計，1911年前，全國共出版中文報刊1753種，其中623種是在東南沿海的五個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依次是上海460種，廣州119種，福州19種，廈門13種，寧波12種。19世紀的中國，共有十大西書翻譯出版機構，其中除了京師同文館設在北京外，其餘均在東南沿海的上述五個通商口岸，最多的是上海。據統計，從1843年至1898年，全國共翻譯出版各種西書561種，其中由上海出版的有434種，占77.4％，如果加上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出版的那部分，則要占到總數的90％以上（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第769、771頁。）。民國年間，上海仍穩居中國出版中心的地位。有學者認為，“20世紀30年代末，商務印書館一年的發行數量可以和美國全國的出版數量相比”（杜維明：《上海價值論》，《社會科學報》2004年2月19日。）。
其間，東部地區如無錫這樣中等規模的城市，報刊的創辦也頗盛。1898年5月，無錫人裘廷梁就在當地創辦了《無錫白話報》，介紹西學，並宣傳維新思想。同年9月，戊戌變法被鎮壓，該刊亦告停刊，雖問世短暫，但已起到倡新學、開民智的鼓動作用。清末新政期間，曾先後有《錫金白話報》、《錫金日報》、《錫報》、《新無錫》等多家報刊創辦。民國建立後，報刊大增，1916年至1917年，《無錫日報》、《無錫商務日報》、《西神日報》、《梁溪新報》、《蓉湖日報》等相繼創辦，當時凡“可以取作報名的，都被采用一空，連四開的小報計算，不下十餘種”（談福興：《〈無錫白話報〉在中國白話報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無錫文史資料》第29輯，1994年7月；吳觀強：《無錫新聞事業發展史》，《江蘇月報》第1卷第3期，1934年。）。此後，又出現多家專業類報刊，如婦女類的《錫金婦女報》、宗教類的《民聲報》（1921年）、少兒類的《小學生周報》（1922年）、農業類的《無錫市鄉日報》（1924年）、教育類的《無錫通俗教育報》（1925年）等。1923年，薛明劍創辦《無錫雜誌》，旨在推動地方教育、實業和文化建設，以教育、實業、蠶業等專號形式出版，內容豐富，“而於無錫實業調查尤為詳確”，時人稱其“於地方市政、教育、實業實多裨益”（周獻智：《無錫近代的報紙》，《無錫史誌》第9期，1988年；阿禹：《〈無錫雜誌〉和〈無錫指南〉》，《無錫文史資料》第15輯，1986年11月。）。
當近代科學和文化在東部沿海地區較廣泛地傳播時，西部地區仍相當隔膜。中日甲午戰爭前，在沿海沿江已經較多為人所知的西學、新學知識，在四川卻十分新鮮，並被多數舊式知識分子視為異端邪說。直到19世紀末，西方的先進文化思想才被四川少數知識分子所接受，而大多數舊式知識分子在頭腦中壘起的儒家觀念長堤，以其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力量，頑固地抵製著不斷增長的西學傳播，“津滬翻譯之書，閩粵視為陳言者，而蜀士始得一睹。交涉奇變之事，湘鄂傳及婦孺，而蜀士未之詳聞也”（何一民：《轉型時期的社會新群體》，第83頁。）。1933年，雲南騰衝籍華僑尹大典捐贈家鄉和順圖書館一台收音機，和順圖書館用它來收聽廣播，收集各種信息，出版《無線電三日刊》和《每日要訊》，“此為滇西新聞事業之創始”（尹文和：《雲南和順僑鄉史概述》，雲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
清末，當眾演說在沿海城市已經常見，在甘肅省會蘭州卻一直聞所未聞。1911年俞廉三出任甘肅提學使，到任後去學堂發表演說，“各學生皆詫為聞所未聞，因甘省向未有演說之事也”（《甘肅旅行記》，《時報》1911年7月3日。）。民國初年楊增新統治新疆期間，省內沒有新聞出版機構，沒有報紙、劇院和文化館，內地的《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等，不準在新疆發行；除了禁止報章，還“檢查信件，想以一手掩蔽著”，在新疆實行愚民政策（徐炳昶：《西遊日記》，第249頁。）。同一時期的甘肅、青海和寧夏，文化閉塞、痼弊，信息不通的狀況基本沒有改變，與東部地區相比，實際上處於文化隔絕的狀況。在這個封閉的社會內部，文化傳播和信息溝通都受到極大限製。作為近代文化傳播的有力工具——報刊，雖有創辦，但種類少，舉辦時間短，發行數量極為有限，難以發揮溝通、傳遞信息的社會效用。“民元光複，國民黨首在蘭州創刊《大河日報》，同時共和黨亦有《蘭州日報》之刊行，旋相繼停刊。民國五六年間，有《河聲》及《隴右公報》出版，亦僅曇花一現。民國七年，《邊聲周刊》刊發，宗旨在融合漢回種族意見，資金困難，逾年停刊”。當地的報刊為時短暫，全國其他地區的報刊又很難進入，人們難以了解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影響了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遏製了社會風氣的開化（喬益潔：《民國初期甘青寧地區文化滯後及其原因》，《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時至1943年，有人指出：“甘肅雖列為內地省份之一，然以往昔交通之梗塞，軍閥土劣之剝削，致使民生疾苦，教育未能普及，文化日形落後，一部分地區雖較進步，而尚有許多邊遠之區域，一般同胞尚過其原始之生活，全為神權與迷信所籠罩。”（朱允讓：《甘肅邊教之概況及其改進芻議》，《現代西北》第4卷第1期，194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