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工業頗盛的無錫，新式教育的開展，得助於一批工商及知識界人士的積極參與和推動。1905年，周延弼在周新鎮開辦了商業半日學校，後改為延弼商業學校。繼而，榮氏兄弟開辦了公益小學和公益工商中學，曾在上海創辦亨吉利織布廠的匡仲謀在其家鄉楊墅園開辦了匡村中學，在上海經營桐油貿易致富的沈瑞洲在家鄉方橋鎮開辦了沈氏小學和錫南中學。此外，留日學生侯鴻鑒1905年在無錫城內設立競誌女學，是無錫最早的女子學校。同年他還與人合作，在錢業公所內創辦了商餘補習夜校，是無錫最早的職工業餘學校。與無錫工商業發展相聯係，當地的工商職業教育也較為活躍。繼商餘補習夜校設立後，1907年無錫城區錫山繡工會附設刺繡傳習所，傳授刺繡工藝。同年，西門外的菁茂學校增設商業科。1911年，無錫縣立初等工業學堂在榮安寺設立，設染、織專科，學製3年，是無錫最早的職業學校。次年，該校遷入學前街，並易名為乙種工業學校，附設有染、織工場；1916年添設商科，改名乙種實業學校，到1922年又改名乙種商業學校。1911年，在無錫東北鄉還開設了涇皋女子職業學校，開設縫紉、刺繡等課程，學製4年，是無錫最早的女子職校。辛亥革命前，無錫城鄉共有公立、私立學校152所，其中職校和業餘補習學校有10多所。民國建立後，職業教育又有新的推進，先後有設於城區的無錫實業學校和設於開原鄉的商業學校開辦，還有榮德生創辦的公益工商中學，米豆業公會創辦的積餘商業職業學校等（佚名：《無錫最早的職業學校》，《無錫地方資料彙編》第8輯，1986年12月；方玉書等：《解放前的無錫職業教育》，《無錫文史資料》第14輯，1986年7月。）。這些學校的開辦，得益於無錫工商業的發展，也給當地近代經濟以新的活力。
在浙江，沈鈞儒於1912年2月至10月出任該省教育司司長。在任期間，他發布命令、照會等，製訂了一整套教育規章製度，對省內學校進行整頓。這些規章製度涉及檢定小學教員資格、規定派遣遊學資格與學生冠服程式，以及學生的升級、畢業、告假、退學、獎懲、品行成績考核等，此外還涉及學校校址、校舍、教室采光、課桌椅等直接與學生健康有關的規定和建議。他強調：
國家之強弱，視教育發達與否為標準。東西各國規定義務教育，凡學齡兒童已達就學之期，非有不得己事故不得廢學，否則罪其父母，此教育之所以溥及而國乃以強盛。方今民國初定，百端待理，顧尤以普及教育為根本之要圖。而謀普及教育，須從調查學齡兒童入手，某地應添設學校幾所，某地應需經費若幹，種種設施，皆恃是以為準則。而以學齡兒童之人數比較就學差數之多少，尤足覘各地文化之遲速。（郭之莎整理：《沈鈞儒民初教育軼文》，《近代史資料》總108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在離天津不遠的高陽縣，順應當地改良土布業生產和經營的需要，清末高陽商會的主事者認識到“商業人才之培養尤不可緩”，因此在商會成立後不久，即設立商業夜校，“以各商家學徒為學生，聘公正士紳為教習”，屬短期培訓性質（民國《高陽縣誌》卷2。有關高陽的實業教育，由馮小紅提供初稿。）。1907年，商會集資“修建講堂五間，教習宿舍三間”，將夜校正式改為初等預科學校。商會對實業教育很重視，1908—1909年間就擴充商學事六次開會集議。1909年2月，全體會員議準：“商業學校，原本商家隨時捐助，由義務而成，自應竭力提倡，培養人才。凡肄業學生，概不收學費，以資鼓舞。”（胡光明主編：《天津商會檔案彙編（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22頁。）這項免費就讀的決定，減輕了學生的經濟負擔，拓寬了學校的招生範圍。初等預科學校學製本為四年，到1910年，40名學生修業已逾三年，考其成績，多達高等小學程度，“殊多可造之才”，並且年齡正合上中等學校。於是，商會會員楊煥文等聯名向商會投遞說帖，倡議仿照京師第一中學之成例，將原校擴展為中等商業學堂。商會議決後呈文天津商務總會並上呈農工商部，1910年2月得部批準。新校正式定名為高陽甲種商業學校。新校被批準成立後，準備在原有學員的基礎上“添招商界子弟，足額百名”。原有校舍不敷使用，商會便購得位於縣城東街的馮家大院，建築新校舍。修建新校所需款項由各商號捐助。為解決學校的日常經費，商會開會議決，各商家所收布匹“每土布一匹，認捐京錢六文”，即以此款項作為學校的日常經費（同上書，第231、235、232頁。）。甲種商業學校訂有詳細的章程，管理較為正規。學校設監督一員，總理全校事務；設監學兩員，由教師兼任，負責學生紀律；設庶務及會計各一員，主管後勤及財務工作。學生分預科和本科兩種，學製均為三年。所設課程包括商品學、經濟學、商業簿記、商事法規、中國文學、外國語、商業道德、商業實踐、體操等，既突出商學特點，又兼顧基礎知識，體現了實業發展對工商人才的要求。
民國以後，因招生規模擴大，商會又在縣城南門外選定新址，對學校再次擴建。後因連年戰爭，“校內駐兵，學生星散，門窗什器悉付軍人焚火，商教遂以中綴”（民國《高陽縣誌》卷2。）。1928年初，商會對學校進行了修複和整頓，並改校名為私立職業學校。時值高陽織布業第二次高潮期，條格布、麻布盛極一時，印染業方興未艾，織染方麵的專業人才缺乏，因此學校在課程設置上進行了調整，在刪減原科目的同時，增加了提花機操作與維修、印花、染軋等應用學科。此外，學校還自行編印了有關高陽織布業發展演變曆史的講義。從1907年到抗戰前夕，高陽商會辦學前後共計20餘年，培養人才數百名。另外，還有一些人去外地深造，如蘇秉傑、李恩波、李相波畢業於天津高等工業學校。這些有較高文化素質並掌握了新型工商業知識的人投身於工商業實踐，推動了高陽織布業的發展。他們的作用在同和工廠的發展中可見一斑。同和工廠始建於1921年。該廠初建時占地15畝，擁有提花機32張，在高陽織布工廠中並不突出。但到七七事變前夕，同和成為擁有南、北兩廠，固定資產25萬元，流動資金十數萬元，織染軋兼備，產供銷一體的織染綜合企業，堪稱高陽織布企業的佼佼者。同和工廠在短短十數年間之所以發展迅速，新型工商人才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總經理蘇秉璋畢業於高陽甲種商業學校，易於接受新事物，勇於破除陳規陋習，並用近代管理知識管理工廠，同時著力引進新設備和人才。副總經理兼總設計師蘇秉傑畢業於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染織設計科，在他的主持下，同和產品的花樣格式不斷翻新，始終保持著較強的市場競爭力。李相波從天津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受聘擔任同和北廠經理，在他的技術指導下，經該廠染軋的布匹，色澤均勻，光澤度強。此外，同和廠各科負責人大多畢業於高陽商業學校，專業技能較強。
據統計，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的高等學校共有108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東部地區大城市，其中上海25所，北平有15所，西南重鎮重慶隻有2所，即重慶大學和四川教育學院（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第703頁。）。雲南近代教育的興起源於清末，1906年設立學務處，總理全省學政，但進展遲緩，存在著辦學起點低、辦學條件差的特點。此外，由於政局動蕩，不同時期政府財政支出的重點不同，亦時常影響到對教育投入的起伏，因而就總體規模而言，當時全省的教育發展水平較低，具體表現為就年在校學生總數看，僅占全省人口總數的0.16％。另一方麵，據統計，直到1932年，雲南6歲到49歲人口中的識字率僅為12％，文盲率是88％（陳征平：《雲南早期工業化進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3頁。）。與其相鄰的貴州省，到抗日戰爭開始的1937年，全省僅有中等學校46所，在校學生12457人，畢業生僅有514人。按當時全省1020萬人口計，平均每818人中才有1名中學生，平均每2萬人中才有1名中學畢業生。全省少數民族識字人數更少，1937年全省少數民族人口為122萬人，識字者6.6萬多人，僅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5.4％（熊大寬：《貴州抗戰時期經濟史》，第143頁。）。教育落後製約了經濟的增長。
在西北地區，1928年去新疆實地考察的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徐炳昶指出，自民國以來統治新疆17年的楊增新“思想極舊，總以為新人物不過隻能搗亂，毫無實際，所以他對於教育不是不能提倡，是不願意提倡。新疆當前清末年，杜彤任提學使的時候，整理教育，成績已斐然可觀。楊氏接著辦了十七年，教育不惟沒有一點進步，並且比以前差得多，這不是他不能辦，是他不願意辦。他自己作了一副對子掛在大堂上，文為‘共和實草昧，羞稱五伯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狃率南回北準，渾噩常為太古民’”，可見“他理想的民眾，是渾渾噩噩的，你安望他能竭力提倡教育呢？”（徐炳昶：《西遊日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頁。）1932年，甘肅省會蘭州，“所設學校計有甘肅學院一所，省立第一師範、女子師範各一所，省立第一中學及農業學校共二所，省立工藝學校、女子職業學校各一所，公私立小學校共三十餘所。此外複有回民自辦之清真學校二所。除小學生外，僅千餘名而已。程度均甚低，不能與內地比較。女子師範生不及百名，以蘭州人口十餘萬之眾，婦女居其半數，入學受教育者乃如此寥寥，可知甘省女子教育更屬落伍中之落伍者。此省會區域，其教育情況尚不逮內省之縣城，則其外縣鄉村更無論矣”（林鵬俠：《西北行》，第60～61頁。）。據新近刊布的《甘肅天水縣風土調查錄（1927年4月）》記載：
縣屬學齡兒童向無詳確之調查，推原其故，良由地方遼闊，山川綿亙，村莊繁多，居戶零星，加以近年來供應繁重，人民之遷徙靡常，金融恐慌，夫馬之薪費無出，舊有戶籍無從依據，新近勘查難期徹底。茲經前勸學所暨教育局製印表格，賡續調查始得概數，計全縣五學區約共有學齡兒童男三萬七千二百餘名，女二萬七千四百餘名，內除就傅學校男二千六百七十九名，女一百零四名，又就學私塾男三千零六十二名外，計已達學齡之失學兒童，男約三萬一千五百餘名，女約二萬七千二百餘名。
據此統計，該縣失學男女學齡兒童分別約占其總人數的85％和99％。如調查者所言，出現這種狀況“實因人民苦於征徭，不但無教，而且無養故耳”（張顯菊整理：《甘肅天水縣風土調查錄（1927年4月）》，《近代史資料》總108號，第110頁。）。1932年馬鶴年曾指出，西北一省的教育經費不及江浙一縣，如甘、青、寧、綏各省教育經費少者不足10萬，多者不到20萬；一縣學生人數不及東南一校，如青海舊有各縣，全縣學生人數僅三四百人，新設的縣尚不及此數，又因屢遭天災人禍，原有經費積欠年餘，學生大半流失。全省隻有中學，沒有一家日報。新疆回族和寧、青藏族中，識字者千無一人。他感歎：“似此文化幼稚，知識饑荒，豈易談及開發。”（馬鶴天：《西北開發必先解決西北人民的生活饑荒與知識饑荒》，《新亞細亞》第4卷第5期，1932年9月1日。）
截至1938年度止，寧夏在省外的專科以上畢業生累計隻有34人，其中留學美國1人，留學日本3人。1949年寧夏37萬回族人口中，僅10餘名大學生，200餘名在校中學生，1000餘名在校小學生，文盲占90％以上（陳育寧主編：《寧夏通史》近現代卷，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98頁。）。1949年，陝西有高等學校4所，專任教師456人，在校學生2272人；中等專業學校8所，在校學生1373人，專任教師69人；中等師範學校13所，專任教師141人，在校學生2857人；普通中學127所，專任教師1898人，在校學生3.94萬人；小學14334所，在校學生72.82萬人，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僅占當時兒童總數的38％。1949年，甘肅省有4所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總數1810人；普通中學在校學生1.5萬人；小學在校生為45.2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隻有20.3％。1949年新疆隻有1所高等學校，學生379人；中學9所，學生2925人；中專11所，學生1975人；小學1335所，學生19.78萬人。青海則沒有1所高等學校，普通中學有3所，學生705人；中等專業學校5所，學生683人；小學717所，學生4.05萬人（何煉成主編：《曆史與希望：西北經濟開發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頁。）。教育的落後，使得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步履更加沉重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