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學東西洋各國畢業學生，上年經臣部先後奏準每年考驗一次，必以在外國大學堂、高等專門學堂畢業者為限。其肄業速成中學堂、尋常專門學堂畢業者，概不準與考，所以於獎勵人才之中，寓慎重名器之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光緒三十三年留學生史料》，《曆史檔案》1998年第1期，第61頁。）
自清朝政府宣布改革教育製度和廢除科舉後，各地新式教育發展很快。四川有人回憶說：“初停科舉之後，大概是反對的人很多，上新式學校的人亦少。清政府規定高小畢業生成績甲等的獎給‘增生’名義，乙等的獎給‘附生’，丙等的獎給‘仴生’……頭一年我們學校裏出了幾個增生和附生，下一年招收的新生就更多了”，既然“停止了科舉，而秀才舉人可以直接從學校裏出來，於是父兄們踴躍地送子弟上新式學校了”（蕭華清：《四川辛亥革命見聞》，《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第14頁。）。由於是清王朝的諭令，各地官員推行新式教育的態度較積極，在僻遠的西藏和新疆，也有相應的舉措。1907年，駐藏大臣聯豫上《詳陳藏中情形及擬辦各事折》，提出設立初等小學堂，認為“今擬逐事振興，非先通文字，明其義理，去其扡格不可。而欲先通文字，非設立學堂以誘化之不可”。旋經學部議定，在藏籌設初級小學堂2所，招收學生2個班，按照《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規定，學製為5年，勸令藏民送子弟入學與漢民學生同受免費教育。在課程設置、教學以及學校管理等方麵，按照奏定章程變通施行；待學生初小畢業後，再籌設高等小學堂學習深造，“以期逐漸開通，為將來推廣學化、番民自立學堂之基礎”。同年，聯豫又奏請在西藏創辦白話報和藏文傳習所，提出白話報“參仿四川旬報及各省官報辦理，以愛國尚武、開通民智為宗旨”；還在西藏開設譯書局，除翻譯朝廷聖諭政令外，並“擇有關於實學實業之書”，譯成藏文印刷發行（吳豐培主編：《聯豫駐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36頁。）。
新政期間，新疆設立了各級興學機構。1906年，新疆提學使杜彤提出“求普不求高”和“以次漸進”的原則，並設立勸學所，作為提學使的下屬機構，具體負責各地興學事宜。1908年，新疆各地的勸學所已有30餘處。新疆巡撫聯魁於是設立學務公所，“以為闔省學務總彙之區”，加強對新設學堂的管理。新疆興辦的學堂，在迪化最初有高等學堂，後改為中學堂，內設簡易師範班，為全省各地培養師資；有官設省立中學堂，由前博大書院改設，初為高等學堂，後改為省立中學堂；有師範館，後改為初級師範學堂，內附設小學堂；有全省官立中俄學堂，由前俄文館改設；此外，還有由前課吏館改設的法政學堂，以及全省官立實業教員講習所等。在伊犁，有由興文學校（原為養正學堂）改設的駐防滿營兩等小學堂；還有商務學校、綏定初等小學、寧遠初高兩等學校、漢回學校、滿營義學和女子瓊玉學校。塔城設立了養正學堂，招收滿、漢、蒙古、哈薩克等族上層子弟入學。阿爾泰創辦了2所初等小學堂。此外，新疆各府廳州縣也紛紛設立回、維吾爾族初高兩等學堂。據不完全統計，到1908年，新疆全省漢語學堂已達80餘所；到1910年，全省學生有4000餘名（趙雲田：《清末邊疆地區新政舉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就總體而言，西部地區的新式教育在清末新政期間仍處起步階段，與東部地區相比較，差距仍很明顯。一項綜合性的研究顯示，在西部地區新式教育開展最好的四川省，其知識分子群體的特點是教師、留學生和學生所占的比例特別大。以1907年為例，全國共有各類學校教師63873人，而四川的教師則有12324人（實業學堂、專業學堂及軍事學堂的教師還未計算在內），占總數的20.08％，名列全國第一。但人數雖多，其中科技知識分子的數量卻很少，知識結構也不及沿海及長江中下遊沿江省區的知識分子（何一民：《轉型時期的社會新群體》，第33～34頁。）。這種內部結構的不平衡，反映了四川近代工商、交通運輸等業發展緩慢的狀況，同時也製約了這些經濟部門的長進。在西北地區的甘肅省，20世紀初葉留學海外熱潮興起時，尚無一名學子負笈海外。以留日學生而言，“清末十餘年間，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累計約達2萬人，留日高潮時在日留學生人數接近1萬，其人數之多，在世界各國的留學史上也極為罕見”（呂順長：《清末留日學生史研究的珍貴史料：〈官報〉》，《文獻》2002年第4期，第282頁。）。另據一項逐年的統計，1901年中國留日學生有280人，1902年增至500人，1903年超過1000人，1905年達到8000人（〔日〕實藤惠秀著，林啟彥等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451頁。）。
甘肅則仍無去國外留學的記載，時至1906年，“學部奏遵議選派翰林出洋遊學遊曆，所需川資學費由學部谘戶部於考察政治經費項下提用”（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頁。），甘肅乃選派甘肅籍翰林楊思、範振緒、田樹梫、萬寶成、閻士麟五人赴日本入學法政大學，是為甘肅選派海外留學生的開端。據統計，自清末至1930年的近30年間，甘肅赴國外的留學生共有157人，他們全是官費生，尚無自費出國留學者。20世紀30年代後，情況漸有變化，自費赴國外留學者始有增多（王勁等：《近代甘肅的“留學生”及其對地方經濟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同一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東部地區新式教育的開展，特別是工商實業各門類的技能教育及高等院校的設立，遙遙領先於西部地區。據估計，清末十年間上海至少培養了13萬多名新學學生。這是上海曆史上第一個數量頗為可觀的近代學生群體。他們的知識素養、智能結構、思想傾向、社會聯係層麵和行為方式等方麵，明顯有別於傳統士大夫，並影響和作用於整個社會（施扣柱：《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之研究》，《上海研究論叢》第7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民國建立以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教育體係，其中如交通大學、複旦大學、同濟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滬江大學等校的前身，都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文科技和管理人才。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極為重視倡導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孫中山曾以臨時大總統名義，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將已設立之優級、初級師範一並開學，並指出“教育主義，首貴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學校之急應開辦，當視高等專門為尤要”（孫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優初級師範開學文》，《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頁。）。各地的新式教育，都有程度不同的發展。據《1912—1921年海關報告》的統計，“民國成立以來，上海的學校估計已增加一倍，學生人數為以前的三倍。在外國教會和已參加教育工作的留學生們的影響下，中國對現代教育開始產生了強烈的要求，這同過去一個時期的偏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徐雪筠等：《海關十年報告譯編》，第221頁。）。這種發展，在上海郊縣也有體現。
寶山光複後，新政權著力改革和發展國民教育，為此而發布的各類文件也最多，僅1912年在《寶山共和雜誌》1—5期刊出者，就有80餘件。他們認為，“方今民國新興，教育之一端，實為莫大之要務”，決心“勵精整理”，改革舊時的弊端，“冀達普及教育之目的”（錢淦：《通告各市鄉公所文》，《寶山共和雜誌》第1期，文牘，第46頁。）。為此，他們改革教育行政，裁撤勸學所，在縣署設學務課，統轄全縣學務；又設縣級自治委員，統一籌劃、管理全縣學校公款、公產；作為基層的市鄉學務，則統由市鄉自治公所的總董、鄉董掌管，並各設學務專員（後改稱學務委員）1名，專司本市鄉的教育行政事宜。1912年10月始，又分別成立校長會和縣教育行政會議。前者由各小學校長和縣視學及學務課長組成，每年召開一至三次會議，具體商議有關教育的設施等問題，後者由縣政府知事錢淦、縣學務課長、縣視學、各市鄉董及學務員組成，負責研究統一和促進各市鄉學務和教育改革等重要問題（《寶山共和雜誌》第4期，文牘，第19～20頁；第4期，章程，第4～7頁。）。錢淦強調：“市鄉行政，以學務為第一項”，要求市鄉公所不得玩忽、粉飾（錢淦：《照會各市鄉公所文》，《寶山共和雜誌》第4期，文牘，第24～25頁。）。
在改革和健全教育行政的同時，新政權又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切實發展國民教育。擇其要者，一是多方籌集教育經費。除了原有的學田、義渡公款和官契中筆二厘（1912年始再增一厘）等繼續撥充教育費以外，又明文規定清丈出來的沙田囤墾所得租息，全縣每年征收的田賦附加稅的65％、縣署經費的40％、鹽稅每斤加一文所得等，悉數撥充教育經費，同時擴增學田，數年後增長近五倍。為此，1912年始專門設立“教育款產經理處”，製定章程，由專人按章具體管理。此外，“各市鄉地方經費，較從前實增數倍”（《寶山共和雜誌》第1期，文牘，第46頁；朱保和主編：《寶山縣誌》卷25，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頁。）。這些都為民初寶山推廣國民教育提供了條件。二是加強師資培養。光複以後，新政權明確提出普及小學教育“必先造就師資”的方針，擬定辦法七條，決定先開辦師範講習所，由縣議會批準撥出專款，每期招生50名（錢淦：《照會縣議會文》，《寶山共和雜誌》第4期，文牘，第30～31頁。）；1913年，又籌辦師範學校和教育講習所。這些校、所，陸續為寶山的小學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師資。三是提高了人們對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1912年3月，錢淦布告全縣父老，指出“東西各國以教育為立國之本”，強調發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與開拓社會生計、增強國力的密切關係，指出“方今民國崛興，共和建設，普及教育尤為共和國民之天職”，使子女就學是家長“應盡義務”，全縣父老應“確信教育為有益身家之事”，所有學齡兒童均應學滿四年初小，使之“無一人不受教育”，“將來成人之後，無一人不有職業”（錢淦：《布告各市鄉父老文》，《寶山共和雜誌》第1期，文牘，第47～48頁。）。
除了布告外，新政權還針對文盲眾多的實際，在各市鄉組織宣講團，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教育立國的思想。通過各種切實的措施，民國成立後，寶山的國民教育有明顯的推進。1911年全縣有小學41所，1912年頭7個月即增加23所，並把一些辦學條件較差的學校加以合並，全年實增18所，共有學校59所。到1913年9月，全縣有小學71所；在校學生，1911年為1400人，1912年為1784人，1913年為2914人，1914年為3831人，各年分別比上年增長27.4％、63.3％和31.5％（《寶山共和雜誌》第10期，表冊，第1～10、33～38頁；第4期，表冊，第7～10頁；第6冊，表冊，第7～11頁；第6期，文牘，第59～60頁；民國《寶山縣續誌》卷7，教育；朱保和主編：《寶山縣誌》卷25，教育，第821頁。）。在此期間，各市鄉還實施識字掃盲工作。在教育內容上，新政權也進行了改革，廢除讀經，摒棄舊課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民國新課本；在高小開設曆史、地理、英語課程，並把農業規定為必修課程等。
民國建立以後，上海城市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也明顯加快，不僅新式學校大量增加，而且各種層次、水平的學校的比例漸趨合理；學校教育的專業類別多了，許多學校適時新設了與推進上海城市建設相關的工程技術、工商管理和市政建設等專業，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也以麵向實際的應用科學為主；各種形式的社會教育和各類職業學校也都應運而生，尤其是工廠、企業辦學較為普遍，有的還開辦中等或高等專業學校，也有的自辦研究社、研究所，並出現了教育界、科技界與企業界相互協作的新型關係，不僅在企業中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應，對整個社會也具有積極的影響（黃漢民等：《近代上海工業企業發展史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據一項綜合性的研究表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新企業的創辦和老企業的發展中，受過中等以上專業教育的經理、廠長顯著增多。1934年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在118家中小企業的經理、廠長中，大專院校畢業或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專門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所占的比重為31.4％。至於大企業中的高學曆專業人才擔任經理、廠長的人數所占的比例則更多（潘君祥等主編：《近代中國國情透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