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產物。中國是世界上城市曆史悠久、數量眾多的國家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一些人口眾多、商業繁盛的城市存在。時至清代，城市的發達，超過以往。與歐洲曆史上的城市相比較，中國古代城市有其鮮明的特點。具體表現為城市的興建，往往首先是出於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此相聯係，城市的居民，首先是官吏、地主、軍人、僧侶以及其他消費人口，從事於手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工匠、商人卻居從屬地位。而傳統的歐洲城市，很多是手工業、商業中心，其居民以手工業者、商人居多，有些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等，通過向國王交納永久稅獲得自治權，成為在經濟上、政治上都相對獨立的實體。兩相對照，中國古代城市的政治功能，即作為集權製度下政治權力所在地的功能，異常突出。在這種製度下，一個城市的地位和規模，主要是由其在政治權力中的地位決定的。唐代長安（今西安）、南宋臨安（今杭州）、明清北京等繁華城市，同時又都是王朝都城所在地；而下至蘇州、揚州、廣州等城，也無一不是府郡州縣治所設置地。政治功能的這種重要作用，使之成為左右中國古代城市興衰的主要因素。
唐宋以後，隨著運河的開鑿和漕運的興起，運河沿岸出現了一批城市。明清時期，南方的農業、手工業進一步發展，遠遠超過了北方，商品經濟也較為活躍，區域性的市場和全國性的商路網基本形成，內河和海上貿易也有發展，東南地區的城市越來越多，西部和北部的城市則相對減少，城市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趨顯現（何一民主編：《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1840—1949年）》，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頁。）。鴉片戰爭後則更為明顯，一些突破舊有發展模式，以對外貿易和工商業發展為主要依托的新興城市相繼出現，並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批新興城市崛起的背景和動力，決定了它們的發展道路明顯有別於中國古代城市，其城市麵貌和功能另具近代特色。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是這批新興城市的突出代表。
如前所述，上海地處富饒的長江三角洲，位居中國海岸線中段和長江出海口，背靠廣袤的長江流域腹地，麵對浩瀚的太平洋，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為上海作為港口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鴉片戰爭前，上海已是東南沿海著名的商貿港口城市。但是，由於清朝政府隻準廣州一口對外通商的禁令，當時的上海港除了與南洋、朝鮮和日本維持為數不的傳統貿易往來外，主要以進行中國沿海各地的轉口貿易以及長江和內河航運貿易為主。上海隻是一個麵向國內市場的中等海口城市，上海所具有的各種地理、經濟優勢在傳統經濟背景下，還難以施展，很長一段時間，上海的城市規模和地位，一直無法與蘇南地區郡府首邑蘇州相匹敵。
上海開埠後，繁忙的進出口貿易，直接推動了上海城市的發展。以租界為中心，經銷進出口貨物的店鋪相繼開張。與此同時，服務於進出口貿易的船舶修造業等陸續創辦。此外，外商為適應他們在華活動的需要，還在上海陸續開辦了麵粉廠、汽水廠、釀酒廠、製藥廠、印刷廠等一些輕工企業和食品加工業。在此基礎上，上海的公用事業也開始建立和發展。19世紀60年大英自來火房和法商自來火房建立，租界開始供應煤氣。80年代租界又先後建立了電廠和自來水廠，電燈、電話、電報、自來水在上海相繼出現。水、電的供應，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加速了工業的發展。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已經較為廣泛地進入上海城市的生活領域，是上海城市近代化曆程的重要方麵。
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遭受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格外劇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賴以發生的各種客觀條件也較早在這裏具備，從而為中國近代工業在上海興起，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後，一批洋務企業及民間資本企業陸續在上海創辦，開始用先進的機器生產代替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方式，推動了上海城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甲午戰爭後，列強的資本輸出，加劇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在外資企業大量開辦的同時，民間資本企業也在上海紛紛創辦。工業的發展，明顯推動了商業、金融、交通運輸、市政建設等各個方麵的發展。經濟近代化的進程，帶動了城市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早在洋務運動發端時期，上海就於1863年設有廣方言館，後並入江南製造總局，成為企業附屬的新式學堂。一批有近代意識的科學家如華蘅芳、徐壽等人，積極從事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引進和應用。1897年，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在上海設立；次年，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經正女塾創辦。與此同時，近代新聞事業也在上海興起和發展，促進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傳播。上海的城區範圍，也有極大的擴展。
19世紀，船舶是外國列強來華主要的交通工具，他們在上海選擇外國人居留地（後演變成租界）時，首先考慮的是航運便利和適宜建港。英國人選擇外灘一帶，美國人攫取虹口江岸，無不反映了這一點，因此也就奠定了上海近代城區的基本格局，即以港區為基點，循江岸尋求延伸。早期法租界及以後公共租界的擴展，都有鮮明的體現。
1861年，法蘭西火輪公司得到政府支持，積極謀劃在上海開拓業務。鑒於法租界十六鋪以北岸線已被美商金利源碼頭租用，他們就以幫助鎮壓小刀會起義有功，向清政府提出將法租界岸線向南延伸。法國外交部長圖弗內爾明確告訴法國駐滬領事愛棠：“由於主要航線要經過上海，郵船公司很想在這個港口有足夠的地皮，以便造辦公室、碼頭、棧房和郵務營業上所需要的各種房屋，因此該公司要求我在法租界內可資利用的地方為它保留一塊兩公頃大的地皮。”經交涉，清政府答應法租界南側界線一直延伸到出小東門直通黃浦江之小河沿，於是法租界沿黃浦江向南伸展了650多米（〔法〕梅朋等著，倪靜蘭等譯：《上海法租界史》，第294、295頁；《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第8頁。）。“增加的麵積雖小，但是卻在原有的500碼沿江地段上，現在又加上了上海最好碼頭的一片700碼沿江地段”，其中小東門外沿江地帶約34畝歸法蘭西火輪公司租用（〔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519頁；〔法〕梅朋等：《上海法租界史》，第307頁。）。
1863年6月25日，美國駐滬領事熙華德與清上海道台黃芳訂立章程，確定蘇州河以北黃浦江沿岸的美租界，西自護界河（即泥城浜——引者）對岸之點（約今西藏路橋北堍——引者）始，向東沿蘇州河及黃浦江至楊樹浦，再循楊樹浦向北三裏止向西劃一直線，回到護界河對岸之起點。這樣，黃浦江虹口沿岸地帶盡入其中，為外輪港區的成片興建作了準備。同年9月蘇州河兩岸的英美租界合並為公共租界，並於19世紀90年代循著蘇州河及黃浦江分頭向西和向東延伸，西自新閘東至周家嘴沿途岸線均被圈入（蒯世勳等：《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468頁。）。《海關十年報告》記述了1899年5月公共租界的這次空前擴展，指出：
其結果是增加了護城河（指泥城浜——引者）以外的一大塊土地，它一直延伸到靜安寺的村莊，北至蘇州河的新閘，東部的虹口地區也增加了一大片。這就使得公共租界那一部分的麵積增加了一倍，還包括所有的河岸地帶以及一條近一英裏寬的狹長地帶，一直到黃浦江下遊的周家嘴為止。
公共租界經過這次擴充，其麵積從2.75平方英裏增至8.35平方英裏，淨增2倍多（《海關報告（1892—1901）》，徐雪筠等：《海關十年報告譯編》，第75頁。）。
另一方麵，由於上海港地位的重要性無可替代，外國列強總是極力設法予以維護，也推動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區的形成和擴展。英國人曾毫不掩飾地認為：“我們在全世界找不到一個可以和上海相比擬的城市。這個城市似乎在一天之內修建起來，它的商業好像在一小時以內迅速獲得成長，在揚子江混濁的江麵上大隊汽輪雲集，借以為祖國同胞的工業打開一條出路。”在他們看來，上海港貿易發展的程度，“隻有在澳大利亞與加利福尼亞這些地方發現金礦後航運發展的情形才能與之匹敵”，強調“上海這一港口不久將在東方成為最龐大的外國貿易場所，對於那些實際上同這種貿易具有利害關係的人來說，他們對此所感到的滿足應該非同小可，而他們誠然是這樣感覺的。從揚子江各口岸開埠通商以來，由於商業受到刺激，差不多所有洋行都做著好生意”，指出“上海之所以重要，沒有別的原因，無非是由於這裏集中很多外國人，而外國人之所以流入上海，完全是由於上海有條件成為華北與華中對外貿易的一個出口處”。
因此1860年太平軍逼近上海時，他們便破門而出，直接與太平軍兵戈相見，“借以弭平一切叛亂活動，進而保衛上海，抵抗任何攻擊”（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465、477、499、86頁。）。列強的幹預，阻擋了太平軍的進攻，“江浙一帶富紳巨賈爭赴滬濱，以外僑居留地為安樂土。據統計所示，1860年英美居留地間華人已達30萬，而1862年竟增至50萬。此種避難的富豪都不惜以重金獲得居留地間一棲止為萬幸，西人於是大營建築的投機，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簡陋的材料，就空地興建大批房屋，以供給華人居住，而轉瞬間獲得千倍的巨大利益”。一些新的居民點和商業區開始形成，“新築室縱橫十餘裏，地值至畝數千金”，並越過租界地域向外伸展（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錢莊史料》，第15頁；馮桂芬：《皖水迎師記》，《顯誌堂稿》卷4，第15頁。）。靜安寺“在法華東北四裏許，本一大叢林，無所謂市也；粵匪時，英商開辟馬路，漸成市集”，後被融入公共租界的版圖（民國《法華鄉誌》卷1，沿革。）。類似的情景，在1900年“東南互保”時再度複見，要因都離不開列強對時為中外交通樞紐港上海的極力維護。
位於以租界為主體的中心城區對岸的浦東沿岸地帶，原本是農田、河灘，並無城區可言。它的起步，完全是受港區建設及相關工業的刺激而推動的。19世紀60年代後，怡和、立德成等外資碼頭倉棧及蘭巴、祥生等外資船舶修造廠的設立，打破了浦東沿江地帶的沉寂，漸次改變了這裏的田原風光，初顯城市化的輪廓。其表現之一，是人口的聚集。1879年僅設於陸家嘴的祥生船廠一家，雇傭工人就有約1400人，至1894年又增至約2200人。他們大多來自外地，其中“粵東、寧波人在此計工度日者甚眾”（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1175、1224頁。）。於是在港區、船廠附近的陸家嘴、爛泥渡、老白渡、楊家渡等處逐漸形成了一些居民點，並出現了一些相應的商肆店鋪。正因為它們多是依托港區、船廠逐漸形成的，所以它們的分布特征鮮明，即多集中在南起白蓮涇，北迄慶寧寺的沿江狹長地帶，與浦東港區的分布及走向吻合。較之中心城區，這裏的城市基礎設施幾乎是個空白，所見的多是棚戶簡屋、泥路、窄巷，但這裏畢竟不再是農田郊野，已初具城市的雛形。1897年工部局要求擴展公共租界時，已將這一區域劃入，認為除了浦西，“浦東方麵情形亦然，該處船塢、油棧以及其他關於造船工業之迅疾發展最堪注意”，聲稱“此二區非待劃入工部局征稅管理範圍以內，即無一得享衛生、警衛或路燈之列”（《1897年工部局報告》，蒯世勳等：《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資料叢刊），第468頁。）。後因清政府反對，未能得逞。黃浦江東岸這一狹長地帶的城市化區域，在1909年出版的《旅滬指南》和1914年刊印的《上海指南》中，已都有明確記載：“浦東者，即黃浦之東岸也，南自白蓮涇，北迄楊樹浦路之周家嘴對岸，綿延十數裏。”1910年，從浦東東溝經慶寧寺到浦西外灘的黃浦江首條輪渡線開辟，方便了兩岸市民的交往（上海市經濟學會等編：《上海交通》，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頁。）。
20世紀初年，上海的城市麵貌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可以作為衡量近代城市的幾個要素，如資本主義工商業，近代市政設施和管理，新式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等，在這裏都已有了較大的發展，上海已從一個舊式縣城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近代城市，1910年人口已從開埠初期的27萬增至128萬餘人（〔美〕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第82頁；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頁。）。無論城市規模還是人口總數，都是蘇州不能望其項背的（民國初年，上海城市人口約200萬，而蘇州城廂內外總計才約17萬人。詳可參閱鄒依仁前揭書，第60頁；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城市的發展》，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輯，第81頁。）。
上海作為近代城市的崛起，是與西方列強的入侵和租界的設立聯係在一起的。這一特點，在沿海沿江其他近代城市形成過程中也有體現。如天津在開埠前，城市經濟主要建立於鹽業和漕運轉輸，是一個內貿型的舊式商業城市。1860年開埠後，天津成為列強在華北著力經營的通商口岸。以洋貨淨進口值為例，1865年與其他五大通商口岸即上海、廣州、廈門、漢口、汕頭相比，天津僅次於上海、漢口，位居第三。1900年前，天津的洋貨進口和土貨出口，均由上海轉口；至1905年，天津口岸同海外各國的直接貿易額，已超過經由上海轉口的數額，直接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結（羅澍偉等：《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90、193頁。）。鑒於海河上遊各河道挾沙過多，海河水道彎多，海河經常淤淺，船隻航行緩慢，《辛醜條約》附件規定中外聯手成立海河整理委員會，對海河進行整修與疏浚。至1915年，據直隸內河航運董事局的海河水文調查資料載，海河水位平時水深處約11.5米，堤岸牢固，3000噸以上船隻可直達天津；後又經三次大規模裁彎取直，不僅大大縮短了由塘沽海口至市內碼頭的水道距離，而且防止了汛期船舶航行的危險和隱患，便利了航行。航道的通暢，船舶的增多，使天津港的吞吐能力大為增強，港區也隨之延伸，1931年4月公布的《天津口管理船舶章程》顯示港區已全長6公裏。天津城區也以港區為中心向兩翼擴展，形成沿海河東西兩岸展開的基本格局。沿海河西岸，基本上是由洋行、公司、倉庫等構成的商業中心區，卜內門洋行、三菱洋行、怡和洋行、大阪商事、仁記洋行、魯麟洋行、禮和洋行等均設在此處。沿海河東岸一字排開的則是工業公司和各類貨棧，有英美煙草公司、太古火油公司、美孚火油庫、開灤礦務局，以及木材廠和煤場等。洋行貨棧鱗次櫛比，碼頭倉庫亦相連接，加上旅客往來，商業服務設施也相應發展起來。它們多數設在租界區域內，特別是英法租界（謝鍾楨：《天津港與近代天津城市》，《城市史研究》第3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天津已從開埠前的內貿型的舊式商業城市，演變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外貿口岸、工業和商業中心。
除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以外，隨著列強擴張的加深，特別是甲午戰爭後鐵路的修築，另有一些規模稍遜的近代城市出現。青島是其中的典型。青島原是膠州灣東岸的一個小漁村，因其具有發展深水良港的優越條件，為列強所覬覦，1898年被辟為商埠。次年便開始築港。1901年至1905年間先後建成大小兩個港口和幾個靠泊碼頭，並擁有較先進的倉儲和導航設施。海上航路四通八達，南赴廣州、上海，北達天津、大連，東走日本，遠及歐美。陸上交通也很發達，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奠定了青島作為山東地區首要商埠的地位。1900年，經由青島的進出口貿易總值為19萬兩，1904年陡增至429萬兩，1911年又達2355萬兩。與此同時，城市人口急劇增加，1902年約1.6萬人，1910年達16.5萬人，增長幅度高達102倍，成為山東半島一個迅速崛起的近代城市（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第606頁。）。
與此同時，作為“自開商埠”濟南的城市麵貌也有很大的變化。開埠前的濟南，是山東政治軍事統治的中樞，傳統城市手工業、商業是為其服務的附庸。高矗的城牆把城區封閉在2.5平方公裏的城圈內。開埠前，城內人口僅12000餘戶，5萬人左右。人口的社會構成是上層官紳、巨商，以及官府僚屬、吏職、仆傭和工、賈、徒、販市民階層。1904年膠濟鐵路全線開通及“自開商埠”後，濟南城市人口大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遞增，至1911年已達十幾萬人。新增人口多分布在城牆和護城河與郭城和城西新辟的商埠區間，市區麵積擴大到10平方公裏左右。人口社會構成變動較大，新增人口多為開埠以來各公司、商號、洋行、工廠、學校及各項新興事業流入人員及親屬。為方便交通，1906年修建商埠主要街道經二路，開辟普利門，加寬柴家巷曰普利街，使舊城與商埠連為一體。1910年為設齊魯大學開辟新建門，並在老城東西南三麵加開城門，封閉式的結構被打破。濟南的商業中心，由元代以來的回民聚居區西關移至商埠，形成各國領事館、僑民、洋行、公司和學校、車站等聚集的新城區，城市公共事業和市政建設有長足進展，已基本具備近代城市的功能（莊春波：《光宣新政與濟南城市現代化》，丁日初主編：《近代中國》第2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頁。）。
近代以來，廣東利用豐富的農業資源和較好的手工業基礎，成為輕紡工業相對較發達的省份，對外貿易也很活躍，並帶動了沿海城鎮的發展。至20世紀30年代末，已形成珠江三角洲以廣州為中心的輕工外貿城市區和潮汕平原城鎮群。廣州為國內少數幾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汕頭、佛山、曲江、潮州、潮陽等市人口約在10萬至30萬左右，還有江門、海口、合浦、梅縣、揭陽、石岐等一批5萬至10萬人口的城鎮（張曉輝：《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發展與動因研究》，《曆史地理論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在閩、廣等省近代城市發展過程中，同樣可見華僑投資的作用。這種投資，對廣州、汕頭、海口、江門、台山、梅縣等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相當大的貢獻。以汕頭為例，1861年開埠後一直是粵東和閩西南的出海門戶，也是華僑進出的主要港口。據1862—1908年的統計，經汕頭出國人數每年多達十幾萬人。1904—1935年出國總數達298萬人，同期歸國人數146萬人，留住國外約150萬人。汕頭城市的發展，與華僑投資密切相關。據調查，華僑在汕頭房地產的投資至少占百分之六七十。汕頭的工業、交通運輸、金融、商業和服務業，都與華僑投資有密切的關係，如當時最大的四家百貨公司——廣發、平平、南生、振源，以及服務業中最大的戲院、旅館、酒家都是華僑經營的，或者與華僑資本有關。其他華僑進出的主要城市如廣州、江門、海口和僑鄉如梅縣、台山、開平等地，大體上也是如此（林金枝等：《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頁。）。福建華僑投資的房地產，主要在廈門、泉州、晉江、福州等地。其中尤以廈門最為突出，占全部投資的90.19％，據估計當時廈門約70％的房屋是華僑投資的。華僑的房地產投資，奠定了廈門近代城市規模的基礎（林金枝等：《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4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