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式商人的崛起
與市場交易不斷擴大相聯係，各地商人及商業資本的力量有了較大的發展。
鴉片戰爭前，出現於各地市場的除了眾多的小商小販以外，主要就是行商和坐商。行商是指沒有固定的營業場所，往返於產、銷兩地之間，長途販賣商品的商人。坐商則是指那些介紹商貨成交，代客買賣貨物的經紀人，是一種中介性質的商人。近代以後，隨著國內市場主要商品流通結構的變化，一批經營進出口貨物的新式商人迅速崛起，這在最大的商埠表現得最為充分。
上海開埠前，城內店鋪經營的商品，主要是各地生產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1843年開埠後，這裏很快成為中外貿易的主要口岸，迅速增長的內外貿易量多麵廣，遠非開埠前所可比及。如此規模的貿易進出，自然不是舊上海縣城內那些舊式商家店鋪所能承當的，它直接觸發了上海商業門類及其經營形式等一係列新的變化和發展，帶來了上海的商業繁盛，一批新式商人應運而生。其主要來源有二：一是買辦脫離洋行的羈絆，以自己的名義投資設立商業機構，獨立從事收購土產，推銷洋貨的活動；二是舊式商人或改變原有商號的經營方向，或開設新的商業機構，涉足新式商業活動。1850年，上海出現第一家專營進口棉布的商店，時稱“清洋布店”。到1858年，這類清洋布店已有十五六家，同年還成立了行業組織——洋布公所。這些店家初設時，以門市零售為主。以後洋布進口增多，上海鄰近城鎮陸續開設洋布店，並有若幹商店兼營洋布，都需到上海進貨，上海的洋布店遂開展批發業務。19世紀60年代後，隨著長江開放，洋布推銷地域大為擴展，內地商人紛紛到上海采購。上海的洋布店便逐漸以批發為主，甚至有專營原件批發及零匹拆貨批發等專業分工，實力大增，1884年已從初期的十五六家增至六十二家，1900年達一百三四十家，1913年又達二三百家，在各大商業行業中名列前茅（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編：《上海市棉布商業》（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5頁。）。經由上海港輸入的大批機製棉紡織品，正是通過他們輾轉販運到鄰近地區和內地城鄉。1888年2月9日《申報》評述上海商業時稱：“本埠生意第一獲利者為洋貨，而洋貨之中則以洋布為最，而雜貨次之。”
上海繁盛的內外貿易，吸引眾多客商近悅遠來，《1866年海關貿易報告》稱：“值得注意的是，大批華商從前是在上海派設代理人，現在都親自訪問上海，以便在那裏買貨，運回其他口岸。”（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1271頁。）時稱“洋雜貨”的五金等業也應運而生，日益興盛。上海開埠前，除了一些銅、鐵手工作坊，並無專設的五金店鋪。上海最早的一家五金店，是1862年葉澄衷開設的順記洋雜貨號，後稱“老順記”。葉早年為上海法租界一雜貨店夥計，常操舟在浦江向外國商船水手兜售食品，換取一些船用五金工具，後於虹口自設店鋪經營五金器材，開上海五金業先河（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954頁。）。順記號的開設，可謂適逢其時。19世紀60年代始，隨著中外經濟交往的擴大、外資企業的增設和洋務運動的開展，國內對金屬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上海港五金進口量增長很快，1860—1866年平均年進口12993噸，此後連年攀升，1890—1894年已是年平均進口74485噸，較19世紀60年代初淨增近5倍。與絕大多數進口商品相似，經由上海港輸入的五金商品在全國進口總量中獨占鼇頭，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上海進口五金經常占全國進口總量的約70％。
同樣，經由上海港輸入的進口五金，大部分並不在上海當地消費，而是轉由上海銷往國內其他口岸，其比重在19世紀90年代超過75％，其中還不包括未經報關轉運內地的數字。1895—1913年，盡管國內其他口岸的直接對外貿易額有所增長，但上海港進口五金仍占全國進口總量的約64％，轉口貿易的比重仍在60％以上（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上海近代五金商業史》第6～10頁諸統計表計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這樣大量的進口貿易和轉口貿易，是上海五金商業得以興盛的動因所在。老順記的分號遍布漢口、九江、蕪湖、鎮江、煙台、天津、營口、寧波、溫州等地。周舜卿、祝大椿等一批富商也相繼投資經營五金業。據不完全統計，1905年設在上海租界內的五金煤鐵業行號已有90家，成為滬上頗具實力的新興商業行業（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952、958頁；《上海租界華商行名簿冊》，上海華商公議會1906年編印。）。這在同期興起的百貨、西藥等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其共同之處都是受進口和轉口貿易的刺激和推動，發展成為自成體係的商業行業（詳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等書載錄，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上海內外貿易對城市商業發展的推動，除了催生一批新的商業行業外，還引發了不少新的交易方式，使之能夠適應不斷增長的貿易需求，也使上海商業繁盛的基礎更加充實。在這些新的交易方式中，商業批發最為引人注目。上海既是中國最大外貿口岸同時又是埠際貿易樞紐大港的雙重身份，決定了無論是洋布業還是五金業等，商品批發都在其業務活動中占據主要地位。19世紀60年代後，除了長江流域鎮江、漢口等地商號派人赴滬采購洋布外，遠及東北、華北乃至華南、西南和西北內陸省份都有人來滬設立申莊采購進口棉布，並按不同地區逐漸形成各自的幫別，大者有天津幫、東北幫、漢口幫、川幫等，小者有洛陽幫、南京幫、鎮江幫等，其涉及地域覆蓋大江南北（所據資料見《上海市棉布商業》（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第23～24頁。）。它們的特點是“大額辦貨”，即采購數量大，“一家申莊一次買進白布一二百包、花色貨二三十箱不以為奇”。基於這樣量大麵廣的貨物集散，上海洋布業的經營長盛不衰，“在行業中業務較大的大豐，每年營業額在二三百萬兩，年終盈利三四萬兩。一般原件批發的店號營業額亦達百餘萬兩，盈利一二萬兩之間”（《上海市棉布商業》（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第24、25頁。）。在五金行業，長江流域及沿海天津等地商人，都不是直接向國外訂購五金器材，而是通過其派駐上海的申莊向上海同行采辦，上海五金業的銷售對象同樣涉及大半個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上海近代五金商業史》，第91頁。）。上海華資新興商業的實力和經營，令外商側目，1898年英國的一份商務報告載：“自蘭開廈輸入上海的貨物，一半是華商訂貨，另一半是三四家大洋行自己進口的；但其他進口貨物由華商訂購的比例更大。除棉毛織品外，上海進口洋貨約75％完全是華商訂購的。”（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963頁。）
在中國商人經營行業和交易方式不斷發展的同時，迎合上海繁盛的內外貿易，在滬外國商行的經營範圍也在不斷擴展：
洋行經營的商品，一般是隻要有利可圖，進出口無所不做。如英商怡和洋行，它經營的商品，進口方麵有鴉片、雜貨、五金、機器等等；出口有絲、茶葉、蛋、腸衣、豬鬃、原皮等等；又在中國設有長江、內河及沿海口岸的航運的輪船部，又有繅絲廠、紡織廠、麻袋廠等；進口洋布僅是其中一個部分。（《上海市棉布商業》（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第6頁。）
在出口方麵，交易方式也與時俱進。《1866年上海海關貿易報告》稱：“近年來預約交貨的製度流行甚廣，現在外商已不再等待貨物運上市場，而是派他的中國雇員攜帶巨款下鄉，向絲行預付貨款，簽訂合同。”為競銷源源運抵的進口商品，商家還引進了歐美時興的拍賣方式。1873年元芳洋行首次在滬推出定期拍賣交易形式，每期拍賣商品的品種、花色和數量，都預先通告各大商號和申莊。屆時觀者如堵，成交活躍。以後怡和洋行和錦明洋行等相繼效仿，這種定期拍賣逐漸成為人們熟悉的一種推銷方式（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021頁；本書編寫組：《上海對外貿易》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頁。）。
19世紀80年代中葉，一些同時經營航運、商務的在滬洋行，積極籌劃通過在上海港設立海關保稅倉棧（按：保稅貨棧，指海關監管的貯存未辦繳納關稅的進口應稅貨物的貨棧，“將貨物存入關棧，在投入消費前可以緩付關稅”。詳見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為有關保稅製在中國發展以及實施關棧修訂章程事”發布的第4093號通令，載海關總署本書編譯委員會：《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2卷，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510頁。），進一步推進它們在上海的商業發展，強調“本港海關保稅倉棧的創立對於此間的外貿事業無疑有很大好處”。他們之所以熱衷此事，《北華捷報》道出了其中緣由：“此間商界同行都是本港各公共碼頭的老板，對這些碼頭的投資為數已相當可觀”；“由各國股東所擁有的碼頭產業，也是為適應當地日益增長的需要而逐步積累起來的。這些經營碼頭的公司大都為從事上海外貿的商人所有，並且可以恰切地說，已成為他們事業的一部分”。清政府的反應，則是打算“建立海關保稅倉庫壟斷權，並使它掌握在（輪船）招商局手中”（《北華捷報》1887年10月27日。）。後因爭執不下，未果。此項交涉，清楚折射出早期上海城市商業與港口貿易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
依托上海內外貿易樞紐港地位發展起來的上海城市商業，以其門類眾多、設施先進、交易靈活、服務配套等優勢，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奠定了中國商業中心的地位。1901年2月13日《申報》稱：
夫論中國商賈雲集之地，貨物星聚之區，二十餘省當以滬上為首屈一指，無論長江上下，南北兩岸，以及內地市鎮，皆視滬市如高屋之建瓴，東西各邦運物來華亦無不以上海為樞紐。
海關報告亦載：
中國商人一年甚於一年地傾向於把上海作為中國北方貿易的商業中心，他們把北方沿海港口和內河港口隻是作為貨物的上岸地點來使用，而這些貨物又是為滿足那些地區的直接需求所必須的。現在中國人最大的商業機構幾乎都設在這裏。（《海關報告（1882—1891）》，徐雪筠等：《海關十年報告譯編》，第34頁。）
據截至1905年的統計，設在租界內的華資商業企業共有50餘個行業，總計3177家（《上海租界華商行名簿冊》，上海華商公議會1906年編印。）。1911年，南市舊城區主要麵向國內埠際貿易的也有米、豆、木、土布等49個行業，共886家（《1911年滬南商務分會報告冊》，複旦大學曆史係等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附錄，複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一些外國商行，打消了在外埠設立分支機構的設想，而是著力加強在上海的經營，將上海與外埠的商業往來交由中國商人們去承擔。1895年蘇州、杭州開埠，英國駐滬領事認為“這無疑將對上海的貿易產生很大的刺激，到現在為止這些城市都是從上海獲得供貨的，而且仍將如此”；同時他又斷言“在外商方麵，不見得會出現任何湧往那裏去開設分行的情形，經驗表明中國人在所有港口之間的貿易經營上都能比英國人幹得更便宜些，因而我們對此已不再進行競爭，甚至也不再為此而埋怨”（《領事哲美森1895年度上海貿易和商業報告》，李必樟：《英國駐滬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第897頁。）。1903年，上海外國商行已從1867年的300多家增加到600餘家（吳圳義：《清末上海租界社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頁。）。外商的這種抉擇，映襯出維係於內外貿易的上海商業中心地位已具雛形，並使其更趨穩固，在他們看來，“無論上海將來會是什麼樣的，作為一個港口，或是作為一個商業中心，沒有跡象表明它將是一個衰落的城市”（《海關報告（1882—1891）》，徐雪筠等：《海關十年報告譯編》，第35頁。）。活力何在？源源不斷的內外貿易的有力驅動，無疑是關鍵所在。
上海活躍的內外貿易，又是和便捷的信息傳輸聯係在一起的。在商品經濟的運行中，信息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廣州一口通商時，江浙地區商人已雇有專人專事信息傳遞，“蓋因絲貨、茶葉產於江浙，而洋貨則來自廣東，此往彼來，殆無虛日。且有常川住居廣東之人謂之坐莊，專為探聽貨物之多寡，價值之低昂。而設遇有可以貿利或有某貨滯銷不可運往者，即專遣捷足，兼程趕回，不過數日可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請飭各省有傳抄英書不必根究片》（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第597頁。）。上海開埠後，對信息的需求更為迫切。上海最早一家中文報紙，1861年11月創辦的《上海新報》，其發刊詞篇首便是“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近代上海在信息傳輸方麵的近代化程度，是當時國內其他地方無法企及的，這種優勢也是伴隨近代上海崛起形成的。
首先是電報的應用。上海開埠初期，是通過船舶傳遞獲取外部資本主義世界商貿、金融信息。隨著上海進出口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傳輸手段顯見落後。電報的應用，則為改變這種狀況提供了可能。1871年4月，英國人架設的香港至上海海底電線開通營業；同年6月，香港至倫敦海底電線接通。6月6日，《字林西報》收到了直接來自倫敦的第一份有線電報。從此上海與歐美間的信息傳遞改由電報溝通，以往用日月計的信息傳輸，現在縮短為數小時可達。信息傳輸效率的這種根本性變革，在上海灘引起不小反響，《字林西報》將它稱之為“這一年最重大的事情”（ 〔法〕梅朋等著，倪靜蘭等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頁。）。1872年5月31日《申報》刊載的一則“電氣告白”對電報的應用大加稱許：“凡遇切要之事，用電線通報，雖萬裏之遙片刻周知，所以有裕國裕民之宏用，至於行商坐賈更不可少。”還在很多中國人對電報持疑忌心態時，經營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商人已表現出濃厚興趣，1876年英國駐滬領事指出“盡管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對此表示慍怒不悅和麻木不仁，然而據說在諸如杭州、湖州和蘇州等絲、茶大市場上經營的商人們都極其希望得到這些工具（指電報和鐵路——引者）”（《領事達文波1876年度上海貿易報告》，李必樟：《英國駐滬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第422頁。）。
進入19世紀80年代，伴隨上海內外貿易網絡的擴展，上海與國內各大商埠間的電報線相繼架設。1881年，上海經蘇州而後沿運河北上至天津的電報線開通。次年，上海循長江至鎮江、南京線開通；兩年後又延展到漢口。1884年，上海南下至寧波、福州、廣州、梧州、南寧、龍州線開通。通過便捷的電報通訊，“不論官商均可傳達信息”。視商場如戰場的中外商人紛紛利用電報的快捷，“凡欲操奇計贏盡有費此數元或數十元而得收大利者，是故爭先恐後，趨之若鶩”。1884年，上海電報總局每月售出電報紙約1600張。他們已認識到“商家生財之道惟憑居積貿遷，而為遷為積又視在遠市價之高低為斷，苟能得聲氣之先，有利可圖，不難一網打盡”（《申報》1882年1月16日、1884年6月30日、1882年11月25日。）。而電報恰給他們提供了搏擊商場的利器，“商賈交易藉電報以通達市價，則無者常絀，而有者常贏”（鄭觀應：《論電報》，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