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城市的崛起，給毗鄰地區原有的城鎮體係帶來衝擊，促使其發生結構性的演化。城鎮體係是一定地域空間內不同等級規模和職能分工、聯係緊密、分布有序的城鎮群體，是在自然、經濟、社會、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曆史形成並處在發展中的動態係統。在長江三角洲，受上海崛起強大引力的導向，原先以蘇州為中心的城鎮體係，呈現歸向上海的重新組合，逐漸形成唯上海馬首是瞻，以上海口岸內外貿易為主要聯結紐帶的新的城鎮體係。
上海開埠前，在長江三角洲，其城市地位遠不及鄰近的蘇州、杭州。後兩者相較，蘇州又在杭州之上，“為水陸衝要之區，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於此”。原因之一，在內河水運網絡中，蘇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它地處蘇南平原中心地帶，背靠太湖，坐擁大運河，北有無錫、常州、鎮江與長江相通，比大運河尾閭、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其各省大賈自為居停，亦曰會館，極壯麗之觀。近人以蘇杭並稱為繁華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返運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於杭。即如嘉、湖產絲，而綢緞紗綺於蘇大備”（納藍常安：《宦遊筆記》卷18。）。作為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城市，蘇州商貿交易活躍，乾隆年間《陝西會館碑記》載：“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上自帝京，遠連交廣，以及海外諸洋，梯航畢至。”時稱“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江蘇省博物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頁；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蘇州商業的發達，是與周圍地區絲、棉手工業生產直接相關聯的。明清以後，江浙地區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主要表現為桑、棉等經濟作物種植麵積日漸增多，糧食生產相對縮減。在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基礎上，當地的絲、棉手工業生產相當發達，便捷的水路交通將蘇州與散處四周、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鎮聯結在一起，形成以蘇州為中心的市場網絡。
康熙年間，蘇州城內有布店76家，蘇繡商店108家，經營絲綢的店鋪則為數更多（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的蘇州商業》，《蘇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在元和縣唯亭鎮、嘉定縣外岡鎮這類農村集鎮，都有蘇州布號商人設立布莊，收購布匹運回蘇州外銷。相距較遠的鬆江府的一部分棉布交易也被吸引到蘇州，有數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鬆，發賣在蘇”的經營方式（道光《元和唯亭誌》卷3，物產；乾隆《續外岡誌》卷4；上海博物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第84頁。）。嘉善縣城孫圃《魏塘竹枝詞》亦有“織成不讓丁娘子，隻待蘇鬆抄布船”之吟。蘇州因而既是外地輸入東南地區商品糧的周轉、調劑中心，又是長江三角洲絲、棉手工業品主要集散地，以其深厚的經濟、地理優勢，穩居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城市地位，“四方往來千萬裏之商賈，駢肩輻輳”（沈寓：《治蘇》，《皇朝經世文編》卷23，吏政。）。其商業活動的鼎盛，城市經濟的繁華，在全國也屈指可數。
距蘇州不遠的上海，自清中葉海禁放開，海運業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但直到嘉道年間其城市地位仍在蘇州之後，僅人口一項就有很大差距。據估計，當時上海城市人口約27萬，而蘇州則有50萬人之多（〔美〕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第82頁。）。國內各省與江浙地區的商品交換，仍彙聚蘇州進行。經海路運抵上海港的南北貨物，也多以蘇州為銷售地，“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葉等貨運往關東、山東各處售賣，換買黃豆，往返生理；即閩、廣商船亦以糖貨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貨向在蘇州售賣，上海行銷本不甚多”（《江蘇巡撫孫善寶奏報辦理上海開市情形折》（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第370頁。按：“操買黃豆”，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70第30頁中為“換買黃豆”。）。
上海開埠後，局麵大變，原先經由蘇州集散的大宗貿易紛紛改趨上海，蘇州的區域經濟中心城市地位漸由上海取代。長江流域餘糧省份外運糧食多順江東下抵滬集散，不再由蘇州中轉，經上海港周轉的國內米穀運銷量急劇增長，從1869年的37327擔猛增至1890年的4770226擔，增長幅度高達百餘倍（《上海等四埠米穀、小麥、豆類國內貿易統計》，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73頁。）。蘇州絲貨交易，“本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間購辦。迨自上海通商以來，輪船麇集，商賈輻輳，以致絲貨均至上海貿易”（《光緒二十二年蘇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326頁。）。19世紀60年代伴隨上海內外貿易規模的擴大及其相關城市經濟的發展，長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已由蘇州移至上海。目睹這種興替，地方人士慨歎蘇州曩時列肆如櫛，貨物填溢，樓閣相望，“今則輪船迅駛，北自京畿、南達海徼者又不在蘇而在滬矣。固時勢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吳炳之：《同治蘇州府誌序》。）。
應該指出，當時國內戰爭對蘇滬兩地所發生的不同影響，客觀上也對上海取代蘇州起了一定的催進作用。1860年5月，太平軍二破清軍江南大營後，迅即揮師東征，兵發蘇州、常州。清朝官吏聞之膽喪，還在太平軍“未到以前的數星期內，清朝官吏下令燒毀蘇州護城河與城牆之間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許多經營商業的街道和房屋都化為灰燼”（〔英〕艾約瑟：《訪問蘇州的太平軍》，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128頁。）。當太平軍大兵壓境時，潰敗的清軍公然在商業區縱火劫掠。據清人日記載錄：
夜間城外兵勇放火燒房屋，徹夜火光燭天，見者膽寒……閶門城外自初四夜（係指1860年5月24日，即農曆四月初四——引者）放火連燒兩日，內外隔絕，不通音訊……所燒房屋皆係昔日繁華之地，山塘、南濠一帶盡成焦土，當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盡者，不知幾何。（吳大澂：《吳清卿太史日記》，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329頁。）
而這時的上海，則因辟有外國租界，西方列強為了維持在上海已有的權益，又著力調兵把守，抵禦太平軍的進逼，局勢顯得相對平穩。因此，麵對清軍的騷擾和破壞，也為了躲避太平軍的兵鋒，蘇州地區許多地主、官僚、富商及一些平民紛紛逃往上海以求安身，人數之多，一度曾使通往上海的“昆山河路為難民擠斷，不能往返”（《吳煦上王有齡稟》（1860年5月26日），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吳煦檔案選編》第1輯，第233頁。）。連年戰火給蘇州造成的困境是嚴重的，時至19世紀70年代中葉，仍是“田疇猶未盡開墾，頹垣廢址觸目皆是”（同治《蘇州府誌》卷首，吳炳之序。）。上海則除了免於戰火外，還由於大量人口湧入，其中不乏攜帶厚資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錢農部請師本末》，《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頁。），從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蘇州，成為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城市的進程。上海的這種經濟地位以後愈益鞏固，不僅江浙地區鄰近府縣，就是蘇州本地的商業活動也被納入上海港內外貿易的直接輻射圈內。蘇州城內，“泰西各商均未開行，但恐洋商終不願來此貿易，以上海各貨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購辦甚便，洋商之貨來此有何益耶？”機器繅絲廠開辦後，“幾乎全部產品運往上海”。所以當蘇州、杭州也被辟為通商口岸時，並未出現外商紛往的景象。外商的這種取向，再次映襯出上海作為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城市的穩固地位，並為海關統計資料所印證。1911年，蘇州“洋貨由外洋徑運進口及由通商口岸運來者，由外洋徑入之貨自屬微細，由通商口岸運入之貨其價約增關平銀五十餘萬兩，來自上海幾占全數”（陸允昌編：《蘇州洋關史料》，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02、222頁。）。
京杭大運河穿越而過的無錫、常州，向以從屬於蘇州中心城市的米、布轉運碼頭著稱。自上海開埠，它們與蘇州間傳統的經濟聯係被削弱，貿易往來改趨上海。進口商品及南北雜貨，經由上海的采購量常占無錫轉口內銷總額的70％—80％。1908年滬寧鐵路貫通後，“繭子、小麥、黃豆和米從無錫運往上海”更為便捷，彼此的聯係更加緊密（《海關報告（1902—1911）》，《蘇州洋關史料》第103頁；茅家琦等：《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有人在考察近代無錫農村集鎮變遷後認為，“無錫是隨著上海的興起而興起，而無錫農村集鎮則是隨著無錫的勃興而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大的區域經濟中心和小的區域經濟中心及其衛星城鎮的變遷發展史”（趙永良：《百餘年來無錫農村集鎮的變遷》，《中國地方誌通訊》1984年第1期。）。毗鄰的常州，糖、雜貨、洋布、煤油等大宗商貨均來自上海，當地所產繭絲則直接運滬銷售（常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常州地方資料選編》第1輯，第1頁。）。不遠處的鎮江，原是各地商船循長江、運河赴蘇州的必經要道，“係蘇州門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303頁。）。上海開埠後，“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屬係由輪船運往鎮江在那裏進行分運，因為鎮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長江河流的有利條件”。1868年已有兩家英國商行在鎮江開設，其業務與年俱增，《1870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載，從上海港運往鎮江的進口貨總值，“其中大部分是棉、毛織品和印度鴉片，每年已超過六百萬鎊”（《領事麥華陀1874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領事馬安1870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李必樟編《英國駐滬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第352、245頁。）。
南通、海門，雖與上海隔江相望，但在近代航運業興起以前，受內向型經濟的束縛和長江口寬闊水麵的阻隔，互相間的交往相當稀疏，當地盛產的棉花及土布，多經蘇北平原運銷北方，“徐、淮、山東由旱道上所來的客商，趕著成群的驢馬，到通、如一帶販賣。回去時，買到一馱一馱的棉花，用土布作袋，載上馬背北去”。上海開埠後，“成為中外百貨的集散市場，凡屬運銷東北各地的貨物，俱已改從上海出口，從此山東客人逐步通過上海購買南通土布”。凡屬北銷的規格，每匹長22尺，寬不足1尺。產區已從海門北擴，向包場、六甲一帶發展，運往上海兜售。“1862年，有名的布牌‘鼎茂’、‘天茂’、‘天和’等，完全集中在上海，由北方客人收買”（林舉百：《通海關莊布史料》，1962年油印本，第11～14頁。）。通、海地區的經濟生活，已與上海直接溝通。
揚州府城一帶，明清鹽業鼎盛時，經濟生活自成一體，晚清鹽業式微，也漸入上海港內外貿易直接輻射圈內，“江都為魚米之鄉，輪船、火車通行，販運滬上，而本地之水產入市者轉日見少且貴”。1899年，“揚州錢鋪殷實可靠者不過數家，市上現銀時慮不敷周轉，全賴上海、鎮江、漢口等處通融挹注”。揚州城內蛋品加工廠的產品，亦都裝運上海出口（民國《續修江都縣誌》卷6，實業；《劉坤一遺集·奏疏》卷32，第10頁。）。
杭州雖地處錢塘江口、杭州灣畔，但受湧潮漲落及泥沙淤積的阻礙，近海、遠洋船隻無法駛入，與外地的經濟交往主要借助內河特別是京杭大運河經由蘇州的周轉。自上海開埠及區域經濟中心城市易位，杭州連同杭嘉湖地區其他城鎮的進出商品，大多直接納入上海港貨物集散渠道。
與長江三角洲其他地區相比，上海近郊集鎮格局變動更大。上海開埠後，上海近郊農村的物質生產和交換率先受到外國商品輸入的衝擊，一些原先以個體小生產者之間交換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業所需原料為基本特征的農村集鎮的商業活動日趨衰落，代之而起的則是一批適應上海開埠後進出口貿易迅速增長的需要，依附、服務於對外貿易和近代城市經濟的頗具活力的農村集鎮。
明清時期，上海地區農村的商品生產特別是手工棉紡織業的發展，促使一批農村集鎮興起和繁盛。嘉定縣婁塘鎮，“所產木棉、布匹倍於他鎮，所以客商鱗集，號為花、布碼頭，往來貿易歲必萬餘，裝載船隻動以百計”。寶山縣羅店鎮，“東西三裏，南北二裏，出棉花紗布，徽商叢集，貿易甚盛”（《嘉定縣為禁光棍串通兵書擾累鋪戶告示》，上海博物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第96頁；乾隆《寶山縣誌》卷1，市鎮。）。上海開埠後，大量廉價外國機製棉紡織品的湧入，致使農民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趨於衰敗，“本邑婦女向稱樸素，紡織而外亦助農作。自通商而後，土布滯銷，鄉婦不能得利，往往因此改業者”（李維青：《上海鄉土誌》，女工。現藏浙江省紹興縣檔案館宣統元年（1909年）《上海土布一覽表》載：“查土布產額近來逐年遞減，緣各地工廠林立，鄉鎮婦女多入廠工作，冀得資較豐。東稀一項產額稍旺，因閩廣人士多愛國產，不吝重值，樂為購辦。西稀機戶因利改織者甚夥，西稀銳減，自無待言。東、北兩套，向以浦東及上海北鄉產者為著，近自工廠日多，產額猝受影響，且銷處銀根奇緊，業此者鹹有戒心，產額銷場互為因果，市麵凋敝，遠不如前。”其影印件及由馬元泉整理的全文見上海市檔案館主辦的《檔案與史學》2004年第6期。）。原先一批立足於手工棉紡織業發展基礎上的農村集鎮的商業活動，亦歸於蕭條。嘉定縣城南門，原先“布經市極盛，城內吳三房最著，城外業此者十餘家，遠自劉河浮橋，近則一二十裏內外，布經賣買麇集於此，辰聚酉散，熙攘竟日”；“自洋紗盛行，不數年間無複有布經營業，而市況頓衰”。前引該縣婁塘鎮，“從前布市最盛，近年減色”（民國《嘉定縣續誌》卷1，市鎮。）。寶山縣高橋鎮，“從前布市頗盛，由沙船運往牛莊、營口者，皆高橋產也，今利為洋布所攘”，市麵凋零；羅店鎮，昔日因棉布貿易興旺而有“金羅店”之稱，這時也隨土布的衰落而趨冷落（民國《寶山縣續誌》卷1，市鎮；民國《嘉定疁東誌》，市集。）。
而同一時期，另有一批集鎮隨著上海的發展而興旺。吳淞鎮因地扼中外船隻入港要口備受各方青睞，幾成市區之“飛地”。虹口港區北側的江灣鎮，“昔不過三裏之市場，今則自鎮以南馬路日增，星羅棋布，商埠之發展直與界聯為一氣，無區域之可分，繁盛殆甲於全縣”。要因在於它貼近租界，“水道則有走馬塘之運輸，陸道則有淞滬鐵路之便捷，其駸駸日上之勢殆將甲於全邑市鄉”民國《寶山縣續誌》卷1，市鎮。）。地處南北兩翼內河船隻進港要道的閔行、黃渡，客貨船過往頻繁，集鎮經濟活躍。毗鄰內河港區的曹家渡，先前“地甚荒僻，絕少行人”；自內河輪運開通，“麵臨吳淞江，帆檣雲集，富商巨賈莫不挾重資設廠經商，除繅絲、麵粉兩廠外，若洋紗廠、織布廠、雞毛廠、牛皮廠、榨油廠、電燈廠，不數年間相繼成立，市麵大為發達，東西長二裏許，鱗次櫛比，煙火萬家”（民國《法華鄉誌》卷1，沿革。）。
民國初年，有人縱覽寶山縣境內諸集鎮興衰的曆史過程後感歎：“綜計三十年來，曆時初非久遠，而生計之豐約，一視地勢之通塞為衡。自鐵路通，商埠辟，或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非獨市鎮，即小而村集且然。”由此可見近代上海崛起對長江三角洲原有城鎮格局的衝擊是多方麵的。它促使了區域經濟中心城市由蘇州向上海的轉移，並相應導致原先以蘇州為中心，以運河為紐帶的城鎮體係轉而歸向上海。這些城鎮的商品流通結構，也由先前麵向國內市場並以糧棉產品交換為主，逐步轉化為納入國際市場的以外國機製工業品與中國農副產品間的交換為主；並使一部分以個體小生產者之間交換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業所需原料為基本特征的農村集鎮的商業活動趨於衰敗，代之而起的則是一批適應進出口貿易增長及城市發展需要的新興市鎮。這些都顯示了上海開埠後，長江三角洲城鎮格局的深刻變化，即由內向型朝外向型的逐步轉化。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封閉狀態，使這一地區逐漸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從而推動了這些城鎮經濟結構的演化。
在華北地區，直到清中葉，凡稱“鎮”者，絕大部分仍以關津要道和軍屯戍守之地受到矚目，其經濟意義則大都微不足道。華北平原的市鎮勃興，大致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的近半個世紀裏。19世紀後期，沿海口岸天津、煙台、青島相繼開埠對外通商，緊接著在20世紀初葉，膠濟、京漢、津浦、隴海等鐵路線又相繼通車。華北與國內外市場的經濟聯係大為增強。而國內外市場特別是國內近代工業對原材料、勞動力的需求，致使華北地區內部的地域分工明顯加強，當地農村的自然資源和技術潛力亦因此獲得加速開發的機會。華北各地農村生產的棉花、柞蠶絲、花生、大豆、芝麻、煙草、糧食及其加工產品棉布、柞蠶絲綢、植物油、草帽辮和粉絲粉條以及花邊、發網等，都成了運銷區域內外各大市場的大宗商品，而作為與其進行交換的工業品如機製紗、機製布以及煤油、火柴、卷煙等，也源源不斷流入城鄉各地。這些就是19世紀末葉以來，華北地區數以千百計的工商集鎮勃興的重要物質條件，並決定了這些市鎮的分布格局大都是以交通幹線兩側地區較為密集，其中鐵道沿線和主要河流兩岸地區格外突出。據統計，光緒末年山東全省有“鎮”110個，到1920年，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有鎮476個，其中很大一部分商業繁盛。在離天津不遠的青縣，將光緒初年的《青縣村圖》和民國年間的《青縣誌》相比照，可知在這期間青縣集鎮增加14處之多（從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18、134、141、142頁；從翰香：《從區域經濟的角度看清末民初華北平原冀魯豫三省的農村》，《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