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的應用，使口岸貿易對上海商業發展的作用力更為增強。1883年4月，上海至杭州電報線尚未開通，《申報》就發表評述稱：“本年蠶絲一汛，杭、嘉、湖各屬均可迅達電音，本埠該業市麵當有振興之兆。”6月上旬，“本埠絲市開盤，從南潯往來電報絡繹不絕”。7月，上海電報總局由蘇州分局添設無錫支局，“緣該處絲繭市麵頗大，各路客商多有至埠”（《申報》1883年4月9日、1883年6月11日。）。借助電報，中外之間及中國各主要通商口岸間的商業信息得迅即溝通，又加上1870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上海至倫敦的航程縮短近四分之一，貿易周期及資金周轉期均大為縮短。其“直接的結果是，在上海買到生絲時，隨即在倫敦市場上出賣，在1871年夏季這一方式已大為通行，絲商用這種方法避免營業中的風險，隻要能獲得最細微的利潤，就能鼓勵他又去收買生絲”。一些原本限於實力無緣經營進出口業的商人，因此得有施展身手的可能，“貿易的機會吸引著具有小額資本或信用的人”（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949、951頁。）。上海中小洋行從1876年的160家發展到1884年的245家，年均增加10.5家（參見汪敬虞：《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頁。）。麵對新的競爭格局，那些老牌洋行也改變經營方式，“責任比較大的商人，預料到每筆交易的利潤較低，自然傾向於擴大其經營範圍以求補償，結果商業被人為地擴張起來了”。外輪進港時，所載貨物“不是預先賣了的，或起岸後立刻就賣了”（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951、948頁。）。1882年11月25日《申報》以讚許的口吻稱：“今日之中國既有輪船廣其貨之載，複有電線速其音之傳”，兩者互為促進，使上海的商業發展更添活力。
同一時期，東部沿海其他口岸的商業和商業資本也有程度不同的發展。1843年，廣州經銷洋貨的店鋪有百餘家；廈門開埠不久，就有人開設行店，專和外商做買賣；1850年前後，福州僅與英商怡和洋行有購銷來往的茶行就有11家（趙德馨等：《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浙江寧波商人得益於上海繁盛的進出口貿易，不僅在上海得到長足發展，也活躍了寧波當地的商業活動。據1900年的調查，寧波城內和城廂人口為30萬，內有12萬受雇人員，其中60％受雇於商業，30％受雇於農業，10％受雇於雜業（墊師、和尚、占卜者、醫生、仆役和廚師）。在商業人口中，商行雇員即占了40％，獨立手工業作坊工人占35％，其他各種行業的普通勞工占25％（竺菊英：《論近代寧波經濟與上海的關係》，《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山東煙台開埠後，引發膠東、蓬萊、黃縣、掖縣等地商人資本離開棲息地向煙台的移動，結果使煙台城市商人資本的規模迅速擴大。20世紀初，因青島自由港（地區）貿易製度的吸引和膠濟鐵路便捷的運輸條件，山東即墨、日照、膠州等地商人資本以及煙台商人資本移向青島。在這過程中，通商口岸城市商人資本獲得空前的發展，不論規模、聚集程度還是商業功能及影響，都大大超過了傳統商業城鎮舊商人資本往日的發展水平（莊維民：《近代山東市場經濟的變遷》，第291頁。）。天津開埠通商後，商業尤其是進出口貿易不斷發展。20世紀以後，華北各條鐵路相繼開通，加強了載重長距離運輸的能力，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1901年至1926年，天津進出口貿易總值增長564％，其中進口貿易值增長463％，出口貿易額增長942％。在對外貿易的刺激下，天津的商業更趨活躍。據估計，1928年天津共有大小商業公司、洋行、商店約3萬家，資本總額三四千萬元，從事商業者約有10萬人（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7頁。）。
依托通商口岸外貿和商業的發展，一批參與其間的新式商人迅速崛起，其中買辦和買辦商人引人注目。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擴增，洋行大量湧現。據統計，19世紀50年代初在華洋行約209家，70年代初約550家，19世紀末葉增至933家，20世紀20年代初有9511家。受其雇用的買辦數量自然也相應增加，據估計，到19世紀末買辦總數已達1萬餘人。隨著洋行業務的開展，買辦職能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向著專業化方麵發展，諸如職能的專業化，如賬務、保管、采購、銷售等，行業的專業化，如輪船、碼頭、銀行、保險等，商品的專業化，如鴉片、絲、茶、匹頭等。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一批既是買辦，又從事獨立經營的商人，以及雖非買辦但以經銷外國商品為主的商人，習稱買辦商人（汪熙：《關於買辦和買辦製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買辦通過介紹對外貿易，收取傭金、薪金等各種收益，迅速積聚了巨額貨幣積累，到19世紀末，已成為一個富有的社會階層。據估算，1840年至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共約4.9億兩。換言之，到甲午戰爭前，買辦50多年的收入總額，差不多已相當於19世紀40—60年代將近10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關於買辦的收入總額，中外學者有各種估算，此處取王水：《清代買辦收入的估計及其使用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買辦商人的很快致富，與中國傳統商人或者說舊式商人所不同的是，他們除了直接參與和進出口貿易相關的商業經營外，很多人還投資於近代企業。在中國近代工業產生的初期，買辦和買辦商人資本的投入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為上海6家航運公司提供了30％的資金；1863至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62.7％；1890至1910年，為中國27家大棉紡織廠提供了2323％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製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30％”（ 〔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14頁。）。整個19世紀，有華商附股的外國在華企業資本累計在4000萬兩以上。在不少外資企業裏，華股約占公司資本的40％；瓊記洋行、旗昌、東海輪船公司和金利源倉棧等，華股都占一半以上；怡和絲廠和華興玻璃廠，華股占60％以上；大東惠通銀行和中國玻璃公司，華股甚至達到80％，其中大部分是買辦資本的投入。另據統計，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本國資本的近代棉紡、麵粉、輪船航運、毛紡、繅絲、榨油、卷煙、水電等企業的投資人中，買辦的投資約占總人數的20％～25％（王水：《清代買辦收入的估計及其使用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1890年至1913年，上海、南通、無錫38家民族資本近代棉紡織、麵粉、榨油、金屬加工、火柴、繅絲企業中，已知其身份的創辦人或投資人共42人，其中買辦和買辦商人26人，官僚10人，錢莊和一般商人6人，從買辦轉化而來的占大多數（從翰香：《關於中國民族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在江浙地區，浙江南潯絲商的演化頗為生動。南潯地處著名的湖絲產地，上海開埠後，是湖絲出口主要的轉運點，“湖絲銷售洋莊，南潯實開風氣之先，當時湖州六屬絲行幾皆為南潯人所包辦，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潯為中心”。《南潯誌》載：“自泰西諸國互市上海，湖絲出口益夥，頤歲可十萬包”，當時“經營上海者乃日眾，與洋商交易通語言者謂之通事，在洋行服務者謂之買辦，鎮之人業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在與外國商人的交往中，他們熟悉了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貿易往來的交易方式，並通過居間中介或直接參與生絲出口積聚了豐厚的資產，“南潯鎮上略有資產者皆由是起家，家財壘聚自數萬乃至數百萬者指不勝屈”。應該看到，這批富商的出現並非單靠賤買貴賣，更多的是因為他們通過居間中介或直接參與，積累了從事近代進出口貿易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
考經營絲業者必須具備之條件有二，資本與人力是也。二者以人力為重，資本為輕。蓋資本原需無幾，規模小者隻數百金已足，無資者且可告貸。惟當時風氣甫開，通外國語言者人才極感缺乏，收買蠶絲銷售洋莊者必須經中間人之手方能成交，此中間人即當時所謂之通事。絲通事名任翻譯，實則通曉國內外行情……當時任絲通事者皆為湖州之南潯人，此南潯所以包辦絲業之又一因。
對外貿易的實踐，開闊他們的眼界，磨煉了他們的才幹，無論是知識結構還是經營活動，他們都迥異於舊式商人。他們手中積聚的資財，很多被用作投資近代工商業，以致家鄉有人抱怨“上海因國際貿易關係日益發展，滬潯交通便利，吳興大戶多久居申江，故其餘資雖有一部分用以購置田產，然究不甚多”（《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155頁；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82～85頁。）。
南潯著名的號稱“四象八牛”的絲商十二個家族，在經營生絲出口致富後，大多有向近代經濟部門涉足的經曆，投資工業和金融等業。其中“四象”之首的劉鏞除了在上海、杭州等地置買房地產，還在南通投資通海墾牧公司。其子劉錦藻繼而投資滬杭鐵路，任董事兼協理，在杭州還投資浙江興業銀行，在上海設立大達輪埠，在南潯與人合資創辦潯震電燈公司。“四象”之二的張頌賢經營過通運公司，並投資於浙江興業銀行和上海中國銀行。“四象”之三的龐雲增的兒子龐萊臣在上海投資中國銀行，收買外商正廣和汽水公司的大量股票，又開辦龍章造紙廠，自任總理，在杭州投資於浙江興業銀行、滬杭鐵路公司，在浙江德清縣創辦大綸繅絲廠，在蘇州與人合資創辦紗廠和印染廠。“四象”之四的顧福昌在上海買下美商外洋輪船貨運碼頭——金利源碼頭，並建造堆棧，業務興旺。“八牛”中的邢賡星、周昌大、邱仙槎、陳煦元等及其後人也都曾向新式企業投資，其中如周昌大之子周慶雲曾投資於蘇杭鐵路和浙江興業銀行，並在杭州開設天章絲織廠，投資於虎林絲織公司，又在湖州開辦模範絲廠，在嘉興設立秀綸和厚生絲織廠，在南潯投資於潯震電燈公司，還發起開采浙江長興煤礦（丁日初等：《對外貿易同中國經濟近代化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與南潯籍人有所不同，明清以來蘇州洞庭商幫就頗具實力，但在上海開埠前，緣於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城鎮體係和以大運河為基幹的南北交通網絡，他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分布在鎮江以西長江沿岸和大運河沿線。自上海崛起，洞庭商人審時度勢，將經營重點及時轉向上海，在依附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發展很快，在錢莊、銀行業的實力尤強，並不乏投資於近代工業者（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0～752頁；張海鵬等：《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348頁。）。此外，如寧波籍商人葉澄衷在上海推銷進口五金器材致富，陸續開設了多家五金商行；後又投資近代工業，1890年出資20萬元在上海獨資開辦燮昌火柴公司，1893年又投資開辦倫華繅絲廠，1897年合資開辦漢口燮昌火柴廠，資本42萬元。其他各個商業行業中，有的進口商人積累起相當資本後就投資仿造自己向來經銷的同類進口貨，例如做進口西藥生意的藥房投資生產西藥，上海的民族資本西藥工業企業，大部分是從藥房發展來的（丁日初等：《對外貿易同中國經濟近代化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據考察，在1872年至1894年開設的74家民族資本工廠中，確屬上海、廣州、福州、寧波等地商人投資的約有17家（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1166～1169頁。）。甲午戰爭後，這類由商人投資的近代企業屢見不鮮，如上海就有不少棉布商、呢絨商紛紛投資開設染織廠、紗廠、毛絨廠等。在鎮江、無錫等蘇南新起的出口蠶絲產地，近代繅絲業也相繼創辦。1896年底，揚州嚴氏集資在鎮江開辦繅絲廠，從上海雇傭300名熟練女工，又在當地招募女工150餘名，產品全部經上海外銷。次年1月8日，《北華捷報》稱：“此為鎮江的一項新事業，而為關心繅絲業者所注視。”1902年鎮江有繅絲廠2家，工人近800名，“遇有蠶繭運到，無論晝夜，工作不輟”（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1196頁。）。1904年，曾在上海合辦永泰絲廠的富商周舜卿在無錫創辦裕昌絲廠，加工生絲運往上海出口，初有絲車96台，後增至330台，工人也從300多人增至850人。生絲出口貿易的擴大及近代繅絲技術的傳入，促使無錫發展成為長江三角洲又一個機器繅絲集中產地，與上海的經濟聯係也更加密切，無錫作為蘇南地區新興的工業城市，已初露端倪。可見，近代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除了進一步促進城鄉各地間商品流通，亦有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生發展積聚資本的積極作用。而且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它們經銷民族工業產品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
清末民初，因主要從事口岸貿易而致富的山東行棧商人資本相繼投資於近代企業。濟南最早的機器榨油廠和麵粉廠，就是由興順福糧棧經理張采丞創辦。1925年前，濟南9家華商機器麵粉廠中，有4家是由行棧商人開辦。煙台最早的機器卷煙廠之一的中安煙廠，山東最早的機器染廠雙盛濰染廠，周村最早的機器繅絲廠裕厚堂絲廠以及後來的恒興德機器繅絲廠，都是由行棧商人資本創辦。一些行棧資本因不斷投資工業，逐步發展成為綜合性的工商企業集團。曾任濟南洛口商會會長的穆伯仁，靠同聚和糧棧起家，1911年又在商埠開設德興和糧棧，1917年投資60萬元開辦通惠銀行，1918年投資開辦惠豐麵粉廠，到30年代初名下已有工商企業10餘家，資本總額200餘萬元。桓台幫苗氏資本集團，最早也是靠行棧業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清末民初，苗氏兄弟苗杏村、苗星垣通過經營恭聚和、恒聚和、公聚和、恒聚成、同聚長等5家糧棧，積累起相當資本。20世紀後，苗氏資本開始投資機器工業，先後創辦了成豐麵粉廠、仁豐紡紗廠、成通紗廠、成豐鐵工廠等企業。到30年代中期，苗氏資本已發展成為控股參股十幾家工商企業的企業集團，資本總額120萬～180萬元，其中工業投資占85％。行棧商人為近代工業提供所需的資金和經營者，已成為山東近代工業化進程中重要的資本和人才來源之一（莊維民：《近代山東市場經濟的變遷》，第282～2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