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部地區因口岸貿易帶動的所在地區及鄰近地區的商品流通，使得毗鄰的中部省份一些地區也受到促動。如贛東南地區，鴉片戰爭前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因海路不通，閩西和粵東內銷國內市場的貨物大多轉運瑞金、會昌，再順貢水入贛江—大庾嶺商道；同時，國內市場的貨物也由此線運銷閩西和粵東。同治《贛州府誌》載：“省之南顧，則贛州為一省咽喉，而獨當閩粵之衝，其出入之路有三：由惠州南雄者，則以南安大庾嶺為出入；由潮州者，則以會昌筠門嶺為出入；由福建汀州者，則以瑞金隘口為出入。”贛州因此成為贛閩粵三省交界處即習稱的三邊地區的貨物轉運中心。近代五口通商後，贛江—大庾嶺商道蕭條，贛州作為三邊地區商貿中心的地位也漸趨衰落。1860年，汕頭設立海關，開埠通商，吸引了三邊地區的外銷貨物，贛東南各縣除鎢砂、木材仍走傳統商路外，人力能夠挑運的貨物如夏布、土紙、曬煙等則主要經汕頭外運，粵東北和閩西則更是就近從汕頭出口，汕頭逐漸取代贛州成為三邊地區的貨物轉運中心。1936年7月17日《江西民國日報》稱：“汕頭這個市，現在算是華南主要商埠之一，與廈門、福州、香港、廣州並駕齊驅”；當時“粵省東江廿一市縣，甚至閩西上杭、平武、永定，贛南的尋烏、筠嶺、瑞金等縣，一切貨物出入，商旅往來，均須由汕頭往洛安大埔、梅縣等縣轉運”。三邊地區商路的這種變化，使得贛閩粵三省相鄰的地方區域市場並沒有隨著傳統商路的蕭條而衰落，而是因為有了與沿海口岸城市相連接的交通網絡，三邊地區地方區域市場之間的聯係更為密切，不僅擴大了區域市場的貿易圈，加速了區域市場內部的人流物流，而且擴展了其與國內外市場的經濟交流，並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互補性經濟區域（溫銳等：《勞動力的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20世紀贛閩粵三邊地區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頁。）。
三、西部的市場交換形態
如前所述，除了大宗出口商品長途運銷外，內地省份的土產運銷多局限於狹小的地域範圍內，西部地區的商業發展和變革相對遲滯，有學者指出：
中國近代市場發育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內地偏遠地區判若兩個世界。這種情況到20世紀30年代在不發達地區還很普遍，他們靠地方小市場生活而與全國市場乃至世界市場聯係不多或全無聯係。（王玉茹：《增長、發展與變遷——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研究》，中國物資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即以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居前的四川為例，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主要表現為區域市場內即本省各州縣之間有了比較廣泛的農業手工業產品交換。當時四川各地的縣誌和鄉土誌，凡有商業貿易記載的，沒有一縣不從省內其他州縣運入商品，本縣出產也無不行銷省內各地。如清末西充縣出產的絲織品、棉布、藥材等商品銷售省內約174個州縣，又從省內12個州縣運入糧食、菜油、布匹、紙張、鐵器等商品；新繁縣出產的農副產品、手工業品行銷成都及彭縣等6個州縣，又從省內17個州縣運入各種商品。從一個個單獨的州縣看，其自給性有所削弱，但從全省範圍內看，各州縣之間商品交換頻繁恰恰又反映出自給性的加強，因為大部分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均可在本省內滿足，這就會限製地方市場與全國性市場聯係的擴大。以成都附近的金堂、新都兩縣所行銷的商品為例，兩縣合計，行銷商品中，省內的占78％，省外的占10％，國外的占12％。兩縣人口共847865人，平均每人購買外地商品價值不過0.69兩，如果以每人一年起碼生活費銀12兩計，每人所購外地商品僅占5.75％，百分之九十幾以上需要本縣自給（王永年等：《近代四川市場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區域內的自給自足，必然妨礙跨區域的商品流通。
由於生產力水平和大眾消費能力低下，雲南商品市場容量和流通量有限。一項綜合研究表明，1889年對外通商後，洋貨輸入量增長較快，但省際貿易卻在相對減少，而且區域市場的消費需求很快飽和。如洋紗的大量輸入，在打擊了農民手紡業並排斥外省銷滇土布的同時，促進了雲南手工織布業的發展，阻礙了洋布的輸入。在自然經濟仍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商品的來源和銷路都十分有限，一般市場上的交易仍以農民生產而自用有餘的米麥雜糧以及布匹為大宗（王福明：《近代雲南區域市場研究》，彭澤益主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1893年王文韶在雲貴總督任上，看到距省城很近的一個市鎮，“遇街期方有肉買，去冬米價昂貴，食肉者更少，中間有四十餘日無肉可買”。他感歎，這裏“儼然州城，且有道台駐紮，離省不過四站，而荒涼至此，邊省情形可概見矣”（《王文韶日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28頁。）。1913年，實地考察的英國人目擊滇藏交界處的怒族人“運送穀物到西藏去出售，然後準備換回食鹽。在冬季的幾個月裏，有相當多的行人往返販運這些商品，因為湄公河以西無鹽，而另一方麵，幹旱的察龍地區所產的糧食又不足以自給”（ 〔英〕沃德著，李金希等譯：《神秘的滇藏河流——橫斷山脈江河流域的人文與植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0頁。）。1920年，實地遊曆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本學生在雲南東川附近的髒脯子所見：
雖說是偏僻的山裏頭，當天的髒脯子卻聚集了一千五六百號人，原來此處的人們定期不畏長途跋涉來此趕集，其中既有回教徒，也有苗族人，還有漢族人，其熱鬧盛況令人想起古代的物物交換場麵。集市上出售各種日用品和食品。（ 〔日〕森利嗣等：《滇雲蜀水》，〔日〕滬友會編，楊華等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33頁。）
1934年雲南宣威縣有如下描述：
市場以縣城內外為較大，而縣城內外之交易又以十字街、西門街、西關口街、上堡子街為最盛，故商號駢列其間，以廢曆每月之三、八兩日為交易之期。街道惟上堡較寬，橫可二丈五六。餘皆狹隘，不過一丈二三，長亦僅及上堡三之一或四之一。鋪麵房屋皆舊式。市況：每逢市期，四鄉麇集，來來往往，計不下三四千人。（民國《宣威縣誌稿》卷7，政治誌，建設，商業建設。）
1939年，據國民政府交通部對滇緬公路沿線部分地區的經濟調查：“祥雲為滇西二等縣，舊為大理七屬之一。位於紅河上遊，東與姚安、鎮南交界，南與彌渡為鄰，西接風儀，北連賓川、鹽豐。全縣人口約有12萬，麵積約有7400餘方裏，而擁有五大平壩即城川、菠川、米甸、禾甸、蕎甸，為滇省著名平原之一。”這裏，“目前祥雲古風猶存，三中一街，日中為市，鄉民紛集，以通有無，故商人皆係流動者，且為鄉民兼任。至城內固定商店則極少，現僅有洋貨鋪一家，紙煙鋪二家，雜貨鋪七家，小布店二家，且規模均較小，資本無超過國幣伍千元者”。大理附近的漾濞，“山多田少，山間以苦莽、玉蜀黍為大宗，水田以稻為大宗，春季豆、麥、菜子次之。商務：商皆小貿，城內及平坡脈地每四日或六日趕街一次，早集晚散，一切交易不過米糧、鹽、茶、煙、酒、土雜、棉織物等類。經濟：查漾屬地僻人稀，人民悉皆從事農業，現乏殷實之戶，又無兌換之所，經濟常感困難”。龍陵縣，“城廂偏小，居民稀少，市鏖冷淡……附近居民日中為市，當地出產既不豐富，地方財源自亦隨之不景，縱有較大資本營業，亦苦銷路不暢”。保山縣，“其經濟狀況仍為自給自足，其需輸入者僅洋紗與棉花”。臘猛，“貨物運輸量極微，依目前情形計，除輸入極少量之洋貨及鹽巴、土布外，別無他項貨運可言”（雲南省檔案館藏：《抗戰時期滇緬公路沿線部分地區經濟調查》，《雲南檔案史料》1994年第3期，第31～45頁。）。1942年雲南巧家縣，“縣屬商業不甚發達，向無公司之組織，即正式開設商店者亦為數不多，蓋以本縣土產貨物多行銷境外，其輸入貨物僅洋廣雜貨，且銷數甚少，故專營商店者隻十餘戶而已”（民國《巧家縣誌稿》卷7，商務。）。
1940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西藏所見：
西藏產業落後，金融枯滯，九十餘萬方公裏之麵積不但無一現代化之銀行，即舊式錢莊、銀號等亦付闕如。金融組織完全操之寺廟之頭人、豪富、巨賈之手。金融勢力可分藏、康、漢、尼（泊爾）等四幫……以上各幫商號例兼彙兌、存放等業務，且幫與幫間軫域分明，甚少合作，因此各地“錢業公所”一類機構無法組成，壟斷獨占固所難免，盈虛調節亦欠靈活，遂至利率之高內地罕有，都市年利有達三四分者，鄉村更有高至一本一利者。鄉村利貸原多實物，如播種時貸予籽糧一克（二十升），收獲時即須償還二克。而西藏幣製複雜，各種幣兌換行市，既無錢業公所代議劃一價格，故極易為少數商人所操縱。至款項交彙，複以各商號間周轉不靈，設款額稍巨，即需分送數家承彙，到期之後往往又非延期、分期付款不可。（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等編：《黃慕鬆、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185頁。）
民國年間，貴州“定番縣當地的商業仍舊保持著極原始的經濟形態，大多數的貿易多在各大鄉場中舉行，縣城和各鎮內許多商店非逢到場期極少開門交易”（吳澤霖編：《定番縣鄉土教材調查報告》，第7章，商業，貴州省圖書館1965年據民國年間稿本油印本。）。20年代初，貴州安南縣“地瘠民貧，以致商業難興，運入之貨以棉紗為大宗，次為川鹽。近年來，滇鹽亦有入境者。居民購洋紗織布者約百餘戶，雜貨無本邑人所開鋪店，惟川、湖兩省人有二三十戶，以小本采辦，臨場設肆，每日銷售有限”（民國《安南縣誌稿》卷6，經濟誌，商業。）。1932年貴州平壩縣，“全縣商業因輸出輸入無幾，無公司，無大商場，亦無大貿易，一半通一縣之有無而已”（民國《平壩縣誌》，產業誌，商業。）。即使地處湘黔公路要道的貴州玉屏縣，1944年的記載是“平溪鎮即縣城，當湘黔公路要衝，又沿舞水，故交通比較便利。其商業情形仍行趕場，場期一、六兩日，除逢場外，貿易極少”（民國《玉屏縣誌資料》，第2章，資料調查，第13節，主要鎮市狀況，貴州省圖書館據1944年稿本油印本。）。
在西北地區，新疆地處歐亞大陸中部，氣候幹旱，大抵以天山為界，形成山南、山北兩個不同的經濟人文區域。山南為塔裏木盆地，多沙漠，盆地邊緣受天山和昆侖山而下的河水灌溉，形成片片綠洲，為綠洲農業經濟區；畜牧業散布於山區，不占重要地位。山北為準噶爾盆地，是荒漠、半荒漠的遊牧經濟區，農業開墾較晚，且多由農業移民墾辟，著名的絲綢之路自東向西橫越而過。曆代王朝在新疆的屯田，對新疆經濟的發展曾經起過重要作用，但它主要是維持駐紮官員、軍人和過往商隊的需要。新疆經濟長期以來都是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生產力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以物物交換為主。1906年8月，英國人斯坦因一行來到新疆和田，“恰巧又是禮拜天——喀拉喀什鎮每周一次的集市，這裏是和田繁榮的中心市鎮。在通往喀拉喀什的路上人流滾滾，有騎馬的商人，有帶著商品和農產品的鄉下人”（〔英〕奧裏爾·斯坦因著，巫新華等譯：《斯坦因中國探險手記》，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68頁。）。直到1949年前，除中心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以外，僻遠山村仍然處於以物易物階段，商品交換長期停留在原始落後狀態（紀大椿：《新疆近世史論稿》，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頁。）。
1932年11月，旅居新加坡的華僑林鵬俠從上海動身，去西北陝、甘、青、寧各省考察，以下是她在青海所見：
境內實業既極幼稚，一切需用均仰給於省外。每年輸入者，以江、浙之雜貨，陝、鄂之布匹，四川、漢口之綢緞，湖南、四川之磚茶等，均為大宗。其次為天津之海味，江西之瓷器，每年約在六百餘萬元之譜。輸出商品，以毛皮、牲畜為大宗，年出羊毛千餘石，羔皮、狐、貉等雜皮二百餘萬張，油（青油、豬油）、木（鬆、桕、榆、柳）、藥材（麝香、鹿茸、大黃、紅花、羚羊角）等次之。輸出價值每年計約千五六百萬元，每年出超九百餘萬元。商業最盛之區，以西寧、湟源、玉樹等處為中心。此外，北之都蘭寺、南之結古寺（即玉樹縣境）為蒙番之集合所，一切貨物先彙於此，然後再輸入湟源，是為青藏貿易之總樞紐。以故商業之盛，為全省冠。蒙番各地概無商店，隻就上等蒙包番帳內為之，多以貨物交易，銀錢媒介物不多見也。（林鵬俠：《西北行》，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1945年刊印的《青海誌略》稱：
青海商業除西寧各縣外，其餘均為蒙番遊牧之民，故其交易極為簡單，以物易物，貨幣不甚適用，因其不辨銀色之真偽及銀兩之輕重。漢人至其地采辦貨物，無物不收，即旅行之人，其飲食之料，駝運之價，亦須以貨物為抵，予以銀兩，雖多給之，亦不收易。（民國《青海誌略》，第5章，青海之經濟概況，第9節，商業。）
1936年，去西北視察的莊澤宣寫道：“甘省之一部分及青海之大部分居民猶滯留於遊牧生活之中，不知貨幣之為用，仍在以貨易貨習慣之中。”（莊澤宣：《西北視察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頁。）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甘肅靈台縣“城鄉坐賈資本大者不過二三百洋，行商亦有二三十洋者，各以土布、農具、油、鹽、紙劄等物為標本。至如京廣雜貨、新樣匹頭等等，雖有三四客商列肆出售，然其資本中最多者亦不過僅有二三千元而已”。甘肅臨澤縣，“商業方麵僅縣城、沙河、舊壩、威狄堡四處設有小鋪二十餘家，均係小本經營，販賣土產，資本千元者數家而已”。寧夏隆德縣，“隆邑雖居衝途，交通絕少，出產既不豐富，銀錢又不流通，市麵寥落異常……多係微小鋪戶，無一殷實商號，流動資金或五六十元或一二百元，近五六百元以至千元者仍屬老號，即算富商”（民國《重修靈台縣誌》卷3，風土誌，商業；民國《創修臨澤縣誌》卷3，民族誌，生活狀況；民國《重修隆德縣誌》卷2，食貨誌，商。）。
有學者指出，盡管局部市場有所增加，但從整個區域來看，晚清以來到民國時期甘肅、寧夏、青海地區的農村市場是在走向衰落。其直接原因是周期性的社會動亂和自然災害，造成人口的巨大的損失和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而地方軍閥的橫征暴斂，又使得農民貧困到了極點，喪失了購買力，導致了近代西北農村市場的衰退和蕭條（黃正林：《近代甘寧青農村市場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1910年，在中國西部旅行的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寫道：“城鎮居民與農業總有割不斷的聯係，農忙季節，許多居民幫忙收割麥子，蘭州的貿易就被迫停止三天。”（〔美〕E·A·羅斯著，曉凱譯：《E·A·羅斯眼中的中國》，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頁。）在號稱西北商業樞紐的陝西西安，其百貨業在1914年亦僅有坐商30家，攤商30家，從業人員190人，資本2萬兩。時至1935年隴海鐵路由東向西通車至西安，很多輸出入西北的貨物在西安集散，1937年百貨商方增至150家，從業人員850人，資本41萬元（西安市工商局：《西安市私營百貨業社會主義改造曆史資料（1959年）》，轉見許滌新等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