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級市場和長途販運
鴉片戰爭後，隨著自然經濟的分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近代工業、交通業的舉辦，國內市場商品種類和流通數量不斷增加，各級市場交易活動頻繁，與外界的聯係逐漸擴大。
1840年前，受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製約以及清朝政府閉關政策的限製，國內市場的商業活動以各地區間糧、棉產品交換為主要特征。以經濟較發達的蘇南地區為例，由於桑、棉種植麵積的擴大和絲、棉手工織紡業的發展，當地有相當一部分糧食須從外地輸入補給，而四川、湖南、江西及東北等產糧省份則需要通過輸出糧食，換回一部分所需的手工業品，於是便形成該地區糧食輸入，絲、棉等手工業產品外運這樣一種商品流通結構。它集中反映了在傳統社會，國內市場上主要是小生產者之間以農產品為主的交換。據估計，鴉片戰爭前國內市場商品流通額中，糧食居第一位，占39.71％；棉布居第二位，占27.04％；以下依次為鹽15.31％、茶7.75％、絲織品4.16％、棉花3.11％、絲2.92％等（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50頁。）。
鴉片戰爭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隨著通商口岸不斷增辟，大批外國商人紛至遝來，在華洋行的數目持續增長。19世紀50年代初，在華洋行約有209家，70年代初增至550家，90年代末達933家。為盡快打開和控製中國市場，外國資本家雇傭一批中國人充當買辦，為其承擔進出口貿易中的媒介、經紀、代理、經銷及承銷、包購與包銷等職能，買辦則從中分沾一些利潤。據估計，到19世紀末，這類買辦的總數已達1萬餘人（汪熙：《關於買辦和買辦製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這些買辦為取悅洋行老板，也為著分沾更多的利潤，千方百計擴大業務範圍，網羅、利用各地華商，以擴大商品銷售和原料收購渠道。而一些華商為了躲避厘金等內地關卡稅收的盤剝，也為著通過經銷洋貨、推銷土貨賺取高額利潤，也願意與買辦建立廣泛的聯係。
這樣，各地眾多華商就從資金、貨源、貨運等各個方麵，被納入買辦的業務活動範圍之內，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經濟活動的觸角，因此也從通商口岸一直延伸到內地城鄉，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沿海通商口岸為起點，各內地商埠為中介，向全國輻射的商品流通網絡。隨著這一商品流通網絡的逐漸形成和自然經濟的不斷分解，各地商品流通結構的主要特征，也開始相應地由原先麵向國內市場的糧、棉產品之間的交換，逐步轉變為外國機製工業品輸入、當地農副產品外銷這樣一種基本格局。通過各級市場集散、流通的主要商品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交易規模明顯擴大。大量的農副產品，經由作為初級市場的遍布各地農村的貿易集鎮彙聚起來，然後運往通商口岸，而外國工業品也多經其銷往內地鄉村。如同當時人所說：“中國現在雖然以大量原料運往外國市場，但是，中國的輸出品仍然要在初級市場上以銅錢收購，從個別人買來的微小數量，當其運到口岸來時，便像滾雪球一樣，積成巨大的數量。”（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276頁。）
明清以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各地經濟交流逐漸增多，各級市場的商業活動日趨活躍，散布在各地縣級以下農村集鎮的貿易集市，作為初級市場，在溝通農民與市場的聯係和促進城鄉商品交換等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鴉片戰爭後，自然經濟逐漸分解，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隨著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以及口岸城市與各地鄉村之間逐漸形成的商品購銷網絡，各地農村集市貿易又有新的興替。
綜觀近代中國農村特別是東部地區的集市貿易，可以發現，雖然各地情況存在差異，但仍有一些共同之處。
首先，這些農村集市貿易的出現，是和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演變聯係在一起的。其物質基礎，是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經濟作物種植較多的地區，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光緒年間，浙江桐鄉縣濮院鎮四鄉盛產西瓜，每到西瓜采摘時節，當地“瓜市極盛，蘇、杭數百裏間估客來販者，瓜時拏舟麇集”（《光緒桐鄉縣誌》卷7，物產。）。河北豐潤縣出產用作染料的靛藍，秋天收獲時“客商雲集”，集市交易興旺（民國《豐潤縣誌》卷3，物產。）。浙江吳興縣雙林鎮，隨農產品上市季節的不同，出現各種專門集市，“冬季糙米市，五、六月冬春米市，四月菜子市，六、七月囊餅市”（民國《雙林鎮誌》卷16，物產。）。一些遠近聞名的土特產品，成為這些農村集市貿易主要商品來源之一。光緒初年，江蘇江陰縣農家編織的土布，“堅致細密，淮、揚各郡商販麇至，秋莊尤盛”光緒《江陰縣誌》卷1，物產。）。該縣焦墊地方生產蒲包，“蒲包為用不一，邑西焦墊有市，遠近往購”。江蘇盛澤是絲織品產地，向來“凡邑中所產，皆聚於盛澤鎮，天下衣被多賴之，富商大賈輦萬金來買者，摩肩連袂，如一都會焉”民國《盛湖誌》卷3，物產。）。江蘇《木瀆小誌》載：“瀆鎮向有麻布極盛，四鄉多織夏布，村婦以績為業者，朝市每集虹橋。”（民國《木瀆小誌》卷1，區域。）
其次，這些農村集市貿易以互通有無為基本特征，商品流通主要表現為農民將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投入市場，換回其他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業所需的原料，其中尤以生活資料為主。如光緒年間，廣東化州農村集市，“貿易無他奇，不過魚、米、鹽、畜、布、麻諸物。然鄉民散處，日用所需，一皆倚便於墟（當地人稱農村集市為墟——引者）”（光緒《化州誌》卷2，市集。）。廣東石城縣農民，“統遠近村莊，於適中處所，定期而會，以求日用餐食之資”（光緒《石城縣誌》卷3，墟市。）。河北樂亭縣農村集市，“所易不過布、粟、魚、鹽之屬，無他異物，而市布、粟者尤眾，粟則來自關外，以資一縣之用”（光緒《樂亭縣誌》卷2，風俗。）。在一些城鄉商品流通較活躍、農民家庭手工業較發達地區，農村集市貿易還在原料供應方麵提供了方便。如光緒初年，浙江石門縣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頗盛，當地出產的棉花不能滿足其需求，於是便通過農村集市貿易，解決了原料來源問題。《石門縣誌》載：“石邑東西諸鄉皆可種棉，邇來紡織者眾，本地所產殊不足以應本地之需，商賈從旁郡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複持以易，無頃刻間，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可得布一匹餘，田家除農、蠶外，一歲衣食之資賴此最久，燃脂夜作，成紗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繼續下一輪生產（光緒《平湖縣誌》卷2，風俗。）。
再次，這些農村集市，除了少數集中在一些縣級以下的農村集鎮進行，有固定的交易場所和店鋪外，多數則是定期而聚，無固定街坊和店鋪，主要是鄰近鄉村農民定期聚會，交換生產和生活用品的場所，其與外界的經濟聯係，主要是通過一些外地商販溝通。前者可以江蘇寶山縣羅店鎮為例：
羅店，市鎮最巨，為全邑冠……其地東貫練祁，輸運靈便，百貨駢闐，綜計大小商鋪六七百家，有典當、花行、米行、衣莊、醬園等業，尤以錫箔莊兩家為巨擘。市街凡東西三裏，南北二裏，以亭前街、塘西街最為熱鬧，次則塘東街、橫街等。鄉民上市，每日三次，物產以棉花、布匹為大宗。（民國《寶山縣續誌》卷1，市鎮。）
前麵提到的浙江雙林鎮、江蘇盛澤鎮，都屬這類農村集鎮。後者則如江蘇阜寧縣農村集市：
邑俗，每五日為集期，名曰逢集。有十日三集或四集者，亦有不逢集為常市者。每逢集之日，由辰至午，肆攤櫛比，行人水流，是日趕集過此，則人跡漸稀，謂之末集，日中為市，存古風焉。其市之小者，皆農村為之，賈人無大資本，末集以後，仍返其農村生活，遠人或經其處，不知為市集也。（民國《阜寧縣誌》卷14，市集。）
其他省份，也有類似情景。同治年間，河北昌黎縣農村，“集市皆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者不過棉、布、魚、鹽，以供邑人之用”（同治《昌黎縣誌》卷10，風俗。）。光緒年間，河北樂亭縣農村，“市集皆有定期，遇期遠近畢聚，日夕而散”（光緒《樂亭縣誌》卷2，風俗。）。但也有一些地區，因地廣人稀，集市並無定日，如河北張北縣，“各區市場均為無定期集市，蓋因村莊遼遠，來往無常，隨時貿易，不受拘束”（民國《張北縣誌》卷5，集市與廟會。）。
此外，這些農村集市貿易，立足當地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適應當地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因而在社會經濟生活和溝通農民與市場的聯係，以及促進城鄉物資交流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如道光末年，河北欒城縣所產糧食“不足給本邑一歲食，賈販於外以濟之”，當地農民通過農村集市，“售其棉花以易粟，而自衣其餘”，解決了難題（道光《欒城縣誌》卷2，物產。）。作為初級市場，農村集市貿易擔負著聚散各地農副產品，溝通城鄉經濟聯係，促進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在農村集市貿易發展的基礎上，各地陸續興起一批新的集鎮。江蘇寶山縣“桂家橋，即瑞芝橋，橋跨蘊藻河。比年秋收後，客商恒於此設肆收棉，故漸成市集，花行而外，並有茶、酒、藥料、雜貨等店”（民國《寶山縣續誌》卷1，市鎮。）。江蘇川沙縣“文興鎮，清光緒二十年間，橫沙商家無幾，隻有小本經營，向西灘、白龍港、合慶等處販運者五六家。旋有張炳華、曹翔青等開設南北雜貨、花、米行，漸見發達，於是各商聞風鹹集，至光緒三十年間，異常興盛，文興鎮成為全沙各鎮之冠”（民國《川沙縣誌》卷7，街巷。）。
近代中國以通商口岸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推動了城鄉商品流通和農村集市貿易的興盛。在福州郊區，農村的市場交換日益發達，它不僅與福州城市經濟有著緊密的依存關係，即使在郊區各鄉村之間，這種交換也是相當頻繁，出現了許多鄉村市鎮和商品交換場所。據粗略的統計，僅侯官一地，各種鄉村市鎮市肆不下30個。在這些鄉村市鎮中，有的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如西門外的白沙鎮，“地當衝要，南北段各鄉出入之總彙也……人習四民之業，市肆駢闐，貨物充斥”。大穆區的溪口鎮，“本區以溪口鄉為中心點，而以大穆溪左右岸及閩江東岸之各鄉並隸之……戶多業農商，鄉之中繡壤交錯，市肆星羅，各鄉貨物委輸之總彙，頗稱繁盛”。西南門外浦東西區的外洲鎮，“是處下連白馬橋，俗呼江下，上遊各府商販多集於此，市肆駢闐，木植櫛比，港內小舟絡繹，極為繁盛”。這種以福州為中心，聯絡各鄉村以及遠通外地的工商業市場網絡的形成，反映了清末福州郊區農村經濟結構與商品經濟的緊密聯係（傅衣淩：《清末福州郊區人口的職業變化》，《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冊，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32頁。）。受茶葉生產與貿易的推動，地處閩江上遊的閩西北地區出現了一些新興市鎮。這些新興市鎮大多是在山區初級市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清代馳名中外的茶葉市場星村，原隻是山區一寒村，由於茶葉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至清末民初，這裏已有茶葉製作工場近50家，雇工多者700餘人，少者亦數十人，總計不下3000人。再如洋口，原為一荒涼小鎮，隨著閩西北山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因其便於停泊船隻而成為富屯溪流域的中心市場。清末民初，人口約5000名，城內商店七八十家，其時有“小福州”之稱（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遷移與城市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在初級市場商品交易活躍的基礎上，國內各商埠間商品流通額不斷增長。1872年，各商埠相互貿易總值為2.52億海關兩，1894年則增至4.42億海關兩，較1872年增長約75％（趙德馨等：《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頁。）。就全國市場而言，1840年前後，國內市場幾種主要商品價值約為38762萬兩，全部市場交易約為4億兩，到1894年已增至約10億兩，較前者增長 150％（許滌新等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996頁。）。時至甲午戰後，隨著自然經濟加速分解和鐵路、輪船等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無論是埠際貿易還是國內市場交易總值，增長幅度更大。有一項截至1913年的統計表明，1895年進出口貿易總值為4.91億元，1913年達14.22億元，增加3.1倍。而國內埠際貿易總額，也從1895年的7.40億元，增至1913年的17.42億元，前後相較，增加2.4倍（趙德馨等：《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第153頁。）。
這一時期國內商業的發展，對西部地區也有所促動。在長江流域，這主要表現為，受進出口貿易的推動，川滇藏一些地區的商品流通和市場交易頗為活躍。
地處長江上遊的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饒，位居長江、嘉陵江交彙處的重慶則是“四川之咽喉，而揚子江上遊之鎖鑰”（金沙：《四川貿易譚》，《四川》第2號（1908年1月5日）。）。但受三峽險道的阻隔，它與長江沿岸其他各省的經濟聯係相當薄弱，與上海的交往更少，時任四川總督寶興曾有生動的描述：
查川河節節皆灘，奇險百出，凡有灘處所，兩旁巨石嶙峋，中唯一線水槽，迂回曲折，船身稍形長大，即難轉折而過。及至巫山大峽，兩山緊夾，壁立萬仞，綿亙二百數十裏，名為腰站河，乃川中眾水彙合入江之門戶。峽中河麵寬止數丈，怪石林立，水勢屈曲奔馳，急如怒矢，大船更不能行。是以川河極大之船長不過數丈，恐亦僅可駛至湖北漢口而止，航海固非所宜，即江行亦難適用。故曆來滇、黔兩省例運京銅鉛船隻，均在川省成造，一抵漢口，即須另換，此其明證。（《四川總督寶興奏為川省製造海洋戰船不能駛達大江現在委員采購戰船木料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第147頁。）
上海開埠後，經由漢口港的中介，滬渝兩地交往漸密，1891年重慶開埠後兩地間的直接溝通更是空前緊密，據1896—1897年英國商人的商務考察，“重慶洋布進口貿易全部操在二十七家商號之手，他們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駐上海。除了重慶這些商號在上海有代理人之外，成都有三家、嘉定有一家也在上海有代理人，隨時按他們的需要代為購買。這四家的交易規模比較小，而他們直接向上海進貨這一事實，對於重慶作為四川省貿易的主要市場及分銷中心的地位並無重大影響，重慶這樣的地位，由於它的特別優越的地理位置，是永遠不會受到嚴重的威脅的”。次年的一份商務報告有更具體的記載：“貨物用輪船運到宜昌，然後再由船貨管理人或帆船主人用本地船運送。”販運這些貨物的“重慶商人在上海是付現款的，但是他向四川內地商人售貨則是長期賒銷，附屬於重慶的主要市場有遂寧縣（該縣供應潼川府及保寧府）、省會成都、嘉定、漵浦、瀘州、成縣。成都有三家商號、嘉定有一家商號直接在上海采購，此外四川全部都是由重慶采購”（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49、1550頁。）。其貨物集散網絡甚至遠及周邊鄰省，鄭觀應從滬抵渝實地遊曆後記述：“重慶是四川最大商埠，上達雲、貴、甘、陝、西藏等省，往來貨多。”內中“出口貨以藥材、小土為大宗，次則黃絲、白蠟、豬鬃毛、牛皮、羊皮、青麻、木耳、桐油、雜糧等項”（ 鄭觀應：《西行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6、1027頁。）。
自上海開埠，經長江航道輸入重慶的外國商品中，機製棉紡織品一直占據首位，其中“棉紗是四川主要輸入品”，19世紀90年代約占年均輸入貿易總值的60％～70％（《1892—1901年重慶海關十年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92頁。）。它們從上海運抵後，通過重慶與四川各地層層相結的市場網絡，銷往四麵八方，“每年在一定的季節裏，商人從偏僻和遼遠的城鎮如成都、保寧府、潼川府、遂寧縣、嘉定府、敘州府、綿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陸路，有的由水路來到重慶，運來他們的土產——鴉片、藥材、生絲等等，並運回洋貨”（《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報告書》（1896—1897年），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49頁。）。這些進口棉紡織品，經過集鎮場市的層層販銷，成為民間習見之物，“川省迤北一帶，比戶人家婦女莫不置有布機，洋棉紗所織之布較土布無甚低昂，雖其細遜於土棉，然結煉頗堪耐久”。在樂山縣，“進口洋紗的需要日有增加，不僅城內織戶需要洋紗，城外各區織戶也同樣需要”。遂寧縣，“織戶已開始樂用洋紗，不僅因其價廉，而且因其易於操作”。一批去四川實地考察的英國商人稱：“根據我們的觀察和詢問，紡織業分布的地區，北麵遠至潼川，西邊遠至雅州，並且包括合州、遂寧縣、太和鎮、萬縣、成都、眉州、中江、嘉定、敘府、瀘州這些如此重要的商業中心，實際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鎮都包括在內。”這些地區的產品，“絕大多數是用洋紗織的，洋紗因其價廉、形式方便及易於操作，很快地使紡車閑置無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46、247頁。）。與此相聯係，經上海銷往四川的洋紗數量猛增。1887年由宜昌轉運入川進口棉紗795擔，1889年增至6700餘擔，次年又達6900餘擔，若加上未經海關而由木船徑運者，此數當更巨（《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卷下，第51頁。）。
與江浙地區相比，四川的蠶絲出口起步較晚，1871年始有6000包川絲經上海輸往國外（《英人通信》（1872年5月），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90頁。）。此外，生絲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出口商品。四川蠶絲產區分布較廣，“而大的絲業中心，即供應輸出的主要來源地則為嘉定府、順慶府和成都府，這些地方都有水路通達長江”。每到收獲季節，“綿州、保寧、成都、嘉定和重慶的絲販紛赴各鄉村市場收蠶絲，並購買當地出產的絲。在四川，蠶絲生產像所有其他作業一樣，是零星經營的，商販們像做鴉片生意一樣，在這兒收一斤，在那兒收幾兩。農民通常出售蠶繭，不另行製絲”。出口需求的擴大，促使人們“愈來愈趨向於把蠶絲收集到較大市鎮去繅絲”，然後彙聚重慶，“輸往上海，以便轉運歐洲”。1886年，僅綿州一地經重慶輸往上海的生絲出口值就有100萬海關兩（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494～1496頁。）。海外市場的信息反饋和沿海地區的先進技術，也通過市場網絡傳回重慶，推動了出口生絲的加工技藝。據1908年的商務調查，“川地現已有仿日本用機器繅絲，價值漸昂，出口至上海者不少”（《商務官報》第31冊（1908年），參考資料。）。
與上海內外貿易市場流通網絡的銜接，促進了長江流域各地農村初級市場的發育。據統計，嘉慶前後四川約有農村場市3000個，至清末已增至約4000個（參見高王淩：《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第3輯。）。另據對川西雙流縣、川南丹棱縣、川東長壽縣和川北三台縣的抽樣調查，重慶開埠前上述四縣共有場市93個，民國初年增至124個，平均增幅約33％（資料據《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3頁。）。網絡所經各城鎮的商業活動都有程度不同的發展，如四川灌縣縣城灌口鎮，為通往川邊少數民族地區的門戶，因山貨集此外運。“城內外廛肆羅列，有銀號數家，東街尤百貨駢闐，商賈麇集，以販運藥材、羊毛者特多，行銷渝、宜、漢、滬，歲約十萬元”（民國《灌縣誌》卷4，第5頁。）。
鴉片戰爭前，長江上遊所經的巴蜀地區，受群山峻嶺的阻隔，市場流通相對封閉，“川省物產充盈，必達漢口，銷路始暢”（《外務部奏折》，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1058頁。）。因此與長江中下遊相比，上海崛起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市場網絡的組合在該地區的反映，主要不是貨運線路或商品流向的轉換，而是原有商路貨物流通數量和品種的變化，以及經由重慶中介與外界經濟聯係的空前增強。
巴蜀地區的貨運線路，以長江為主幹，其支流為脈絡。位於長江、嘉陵江交彙處的重慶，既是本省區貿易的中心，又是四川與長江中下遊貨物進出的樞紐，“有舟航轉運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貨出入輸會必於重慶，故重慶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賈輻輳地也”（民國《巴縣誌》卷13，商業。）。從重慶出發，有兩條貨運線路分別向南聯結滇、黔，向西南往川西北牧區乃至西藏。
川南線由重慶經敘州府宜賓，南下筠連出川至昭通。自宜賓起，主要依靠挑夫和馬幫運輸。昭通地處川滇交通要道，向南經東川通往昆明，向東則與貴州相接，是為川滇黔貨運線路的主要集散地。由上海港輸入的進口商品，曆經漢口、重慶等地轉輸，運抵昭通上市，“商店裏的洋貨頗多，全部來自四川”，經由昭通運往重慶的，則有包括鴉片在內的土特產品。《1868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稱，進口鴉片滯銷的主要障礙，“是雲南和四川兩省種植罌粟的麵積大為擴大，目前經常有一定數量的這種中國生產的鴉片從漢口運到上海”（《領事麥華陀1868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李必樟編：《英國駐滬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第168頁。）。此外則有豬鬃，19世紀90年代“由重慶輸出的豬鬃，有40％～50％來自貴州省，貴州貨和四川貨在豬鬃需求遠遠超過供給的倫敦市場博得最好的價格”，為此在宜賓設有三家工場，“加工的豬鬃都運往上海”（《重慶海關1892—1901年十年調查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87頁。）。
通往川西北和西藏的一路，由重慶至宜賓後，向北循岷江至樂山後分道，一支仍沿岷江上溯至灌縣後陸路通鬆潘；一支入青衣江至雅州後，陸路經打箭爐、裏塘、巴塘在江卡入藏，其中打箭爐為交易、轉運要地，“漢夷雜處，入藏必經之地，百貨完備，商務稱盛，在關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數千金”（徐珂：《打箭爐商務》，《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336頁。）。該路輸出以羊毛為大宗，輸入的商品有茶葉和進口棉紡織品等，為數甚巨。“由中國西部經打箭爐輸到西藏的物品，除茶葉外，有棉貨和絲貨，同時由西藏輸入麝香、羊毛、毛皮和藥材”。因缺乏詳細的統計，具體的貿易額難以確知，但據重慶海關的調查，每年經由重慶進出西藏的貿易額，“由內地輸出（茶為主）價值125萬銀兩，由西藏輸入價值100萬銀兩，總計225萬銀兩”。從鬆潘運出的多為羊毛，“羊毛由鬆潘到灌縣是用騾子或力夫負載，平均每一幫隻能運十五擔至三十擔，到灌縣後才能改行水路”。羊毛經由打箭爐和鬆潘來到重慶後，“隨即解包分類，並略為清洗，然後運往上海，再行完全清洗和水力壓榨，才完成運往外國港口之前須有的加工”（《重慶海關1892—1901年十年調查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79、195、187頁。）。1885年英商立德洋行已在打箭爐和鬆潘設立羊毛收購站，運銷美國贏利豐厚。市場需求刺激了羊毛出口，“在重慶的外銷物品中，綿羊毛進展最快”，1892年為10000擔，1894年達19000擔，後又增至22000擔，成為上海港出口羊毛的主要來源（Trade Reports，1894年，重慶，第69頁；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376頁。）。
由重慶港維係的上述兩條商路貨運繁忙，“西行前往瀘州和敘府的貨運民船，粗略估計常年抵埠和離埠的約750艘，運載約15000噸”，連同轉往嘉陵江、渠江、涪江等其他貨運線路，“可以看出重慶常年抵埠和離埠的民船大致不少於20000艘，運載約500000噸”，構成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市場網絡的重要一環。上海、重慶兩地間的資金融通因此空前活躍，“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鴉片市場最旺時將款項以彙票兌到重慶，由重慶運進內地收購鴉片的生銀逐漸又返回重慶投資於購買洋貨”。與繁忙的貨物流通相輔而行，“銀兩從陸路和水路湧到四川的這個最重要市場和分配中心——重慶”，其中上海用彙票兌來的款項，數目之大竟使重慶票號感覺現銀太多而把彙費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對遠地交易貨物劃賬互相抵消的辦法，否則從上海流入重慶的現銀“勢必更要大增”（《重慶海關1892—1901年十年調查報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221、200頁。）。兩地間緣於貨運網絡結成的緊密金融聯係，又給貿易發展以新的推動。1891年至1910年，重慶港進出口貿易總值增長11.7倍，年平均增長幅度達131％（周勇等譯編：《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重慶海關資料譯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00頁。）。1913年從重慶輸出的豬鬃貨值877551海關兩，較之1891年的5133海關兩，增長約170倍。原先被農家基本丟棄的豬鬃，而今成為上海港一項引人注目的出口貨種。與此相聯係，出口豬鬃的加工技術，也從上海傳入內地。1896年，英商立德洋行在重慶設立豬鬃加工廠，“並在上海延請熟手工人十餘名經理其事”，以後“很多中外的競爭者都參加到這一門實業中來”，成為當地的一項新興產業（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來四川省進出口貿易統計》，1936年鉛印本，第77頁；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395頁。）。
而貴州的黔東北等地區，還借助鄰近湘鄂商運通道之便，與東部地區溝通。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兩湖地區進出口貨運由廣州經佛山，循北江至韶關，順武水折向西北，經樂昌過南嶺至宜章，入郴州、耒水、湘江，曆經郴州、耒陽、衡陽、湘潭、長沙等地，過洞庭湖入長江趨漢口。地處湘江中段的湘潭，是這條粵漢商路主要的貨物集散轉運點，“凡外國運來貨物至廣東上岸後，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運至內地；又非獨進口貨為然，中國絲、茶之運往外國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然後再運廣東放洋，以故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容閎：《西學東漸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84頁。）。各地挑夫彙聚此地，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曾有“江西客民在湖南湘潭縣設立腳行，因爭碼頭，與本地挑夫械鬥，竟至釀成巨案”（《禦史黃讚湯奏陳江浙福建通商後贛粵船戶挑夫將失其業應預防滋生事端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第493頁。）。這些貨物在翻越粵湘交界的南嶺時，“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粵漢商路鼎盛時，南風嶺因“地處湘潭與廣州之中央，為往來必經之孔道，道旁居民鹹藉肩挑背負以為生，安居樂業，各得其所”（容閎：《西學東漸記》，第84頁。）。扼郴江水路的郴州，“南通交廣，北達湖湘，為往來經商撥運之所，沿河一帶設立大店、棧戶十數間，客貨自北至者，為撥夫、為雇騾；由南至者，為雇舡。他如鹽販運鹽而來，廣客買麻而去，六七月間收焉，九十月間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絡繹不絕，誠楚南一大衝會”（嘉慶《郴州總誌》卷21，風俗。）。
自上海崛起，傳統的粵漢商路亦發生逆轉，原先南下廣州的貨物紛紛改由長江東赴上海進出，“茶葉盡趨漢口，概不逾嶺；洋貨之銷售於兩湖、山、陝者，皆由上海入江，概不來粵，從此粵海稅項江河日下。現在（時為1862年——引者）每月收銀約不過四萬，通年牽算約不過五十萬，與江海關歲征銀二三百萬者，挈長較短”（《勞崇光來函》（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224頁。）。貨物流向轉道，使五嶺兩側昔日繁忙的商路陷於蕭條。光緒《郴州直隸鄉土誌》載：“海運既通，百貨遂徙而之他，加以陸運濡遲，夫騾偷損，富商大賈悉視郴道為畏途，今昔比較，十一懸殊，河街店棧落落晨星，僅存數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勢。”廣東一側的佛山，原先“地扼兩江上遊，七省貨物皆取道佛山，然後運出各省，故商務為天下最，而土產之美，手工業之巧，亦為遠近所貴”，此時卻因過往商貨劇減，“儳焉不可終日”（光緒《郴州直隸鄉土誌》卷下，實業；民國《佛山忠義鄉誌》卷6，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