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信江岸邊的河口鎮，屬江西鉛山縣，主要接納當地及武夷山南麓所產茶葉外銷，運輸線路為河口—玉山—常山—杭州—上海。河口至玉山段仍走信江，兩地相距約一百八十裏，抵玉山後須起岸雇用挑夫搬至約百裏外的浙江常山，入富春江支流下杭州轉上海，全程約二十八天，較之去廣州大為便捷。河口鎮成為購銷兩旺的茶葉集散地，在鎮上“到處都可遇到大客棧、茶行和倉庫，沿河一帶更多，停泊在市鎮附近的船隻非常之多”。除了周圍地區所產茶葉從這裏外運，還吸引了福建崇安、安徽婺源（今屬江西省）等茶區的貨源。1850年代福州港茶葉出口未暢時，“武夷山南麓地區所製的茶葉，都是先運至河口，然後轉往一個輸出口岸的。所謂婺寧茶或寧州茶，是更西邊靠近鄱陽湖的一個地區所產，也是由水路經河口運往上海”。交易的活躍和運輸的便捷，給周圍地區的植茶業帶來新的刺激，“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麵，栽種及製造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時為1852年——引者）開墾和栽種起來的”（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36~1539頁。）。
位於皖南茶區的屯溪鎮，可與河口鎮比肩。它地處新安江上遊，因屯溪以上河道狹窄，貨船不便通航，屯溪因此成為皖南茶區主要的外運通道，“杭州及嚴州大船均泊此載貨”，經新安江“運至杭州轉往上海的綠茶，幾乎全部是在屯溪裝運的”。出口茶葉的生產、交易、加工和轉運，已是當地經濟的主幹。茶商在向茶農收購茶葉後，雇工加以分類、精製，裝箱運往上海，因此又有不少專做茶箱的木匠鋪，“屯溪及其附近人煙稠密之區，可以說事實上是依靠茶葉的對外貿易為生的”。而從上海輸入的洋貨，也從這裏銷往周圍地區，“屯溪和婺源每年要銷售大量的外國匹頭，如果交通運輸更加迅速可靠，銷售量還會大為擴大”（〔英〕複慶：《中國茶區遊曆記》，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39頁；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370頁。）。1858年英國駐滬領事關於上海港對外貿易報告，在評述與浙、贛等地的交往時稱：
有關出口的情況同樣適用於進口，同內地交通的便利總是會使上海變成一個貿易集散地的。本港能夠通過水路把旅客和貨物運往上述的任何縣城或地方，可以不經過長江就能從上海到江西省的寧州和甚至更遠的地方。（李必樟：《英國駐滬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第67頁。）
值得注意的是，河口、屯溪外銷茶葉還有一條貨運線路，即在運抵杭州城外義橋後，不就近入運河赴上海，而是折向東南，改道經寧波轉海路去上海。實際上，這是茶葉運銷商為躲避一些苛捐雜稅的不得已之舉。據《1868年上海港貿易報告》載，當時取道杭州的捐稅遠較改走寧波苛重，“預定來上海市場銷售的安徽綠茶原來由錢塘江下達杭州，再通過運河到上海，現改為繞大圈取道寧波，再裝外國沿海航船運到它的自然終點——上海”。原因在於，“使茶葉在錢塘江的義橋上岸，越過難走而擁擠的道路運到寧波的運輸費用，加上寧波的輪船運費，用它避免在直運路線上被征收的沉重稅款比較，還是合算的”（同上書，第173、174頁。）。由於同樣的緣故，即使在1858年九江開埠後，贛東北和皖南外銷茶葉仍多走東路，經杭州或寧波去上海，據外商觀察，“發生這一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是運往寧波比運往九江安全便宜而迅速，一是由於課稅的差異”（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32頁。）。這種狀況在其他地區也有存在。
蕪湖是貨物進出皖省腹心地區的門戶，南經青弋江、魯港河直通南陵、寧國、太平，西北經新裕河可達巢縣、無為、廬州，均為物產豐饒之區，尤以生產米糧和茶葉著稱。但1876年開埠後，經蕪湖運往上海港出口的茶葉數量並不多，多數年份在2000擔上下波動，僅占安徽茶葉實際外銷總量的約1％（王鶴鳴：《蕪湖海關》，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30頁。）。原因有二：一是皖南茶區外銷茶葉經屯溪走東路水道較之往北駁運至蕪湖更為便捷；二是運往蕪湖的稅捐更重，“在通向茶區的內地水道上，各個據點都建立了稅卡，公開宣稱其目的在於對運到蕪湖的茶課征厘金”（Commercial Reports，1884年，蕪湖，第60頁。）。安徽各地彙聚蕪湖外運的大宗貨物是米糧，據海關統計，1885年至1936年，稻米一直占蕪湖港輸出各貨值的首位，其中輸出最多的1905年為843.8萬擔，占各輸出貨物總值的91.22％。稻米輸出的多寡，左右著蕪湖港的進口貿易，若輸出多、遊資增，進口商品輸入亦增，反之則減，如蕪湖海關報告所說，“本港的全部貿易，主要是隨著大米的出口貿易而變化的”（王鶴鳴：《蕪湖海關》，第29頁。）。由蕪湖維係的貨運線路，也主要是通達各稻米產區。首先是江對岸的巢湖周圍府縣，該地區“聚糧之地首在廬州府之三河、運漕兩處，不特一府之米會集於此，即河南光（州）、固（始）等處產米亦皆轉運而來，每處每年出糧不下數百萬石”，這些外銷米糧多經新裕河輸抵蕪湖外運。其次則是近旁的太平府之官圩、寧國府之灣沚鎮，“皆係聚米之地”，亦均循水路運至蕪湖外銷（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70頁。）。停靠蕪湖的“輪船以裝載搭客、輸出農產品為目的，其出口貨以大米為大宗，大都為廬州、三河、安慶、寧國、南陵等地之生產，先集蕪湖，再運上海”（王鶴鳴：《蕪湖海關》，第74頁。）。上述米糧運銷線路，同時也是進口商品輸入孔道，“外江廬州、巢縣、三河，內河寧國、徽州各處，均來本埠（安慶）販運”。在當塗縣，“洋呢、洋緞、洋綢、洋布、洋紙、洋油、洋火、洋皂並零星洋貨，以及外省糖、鹽、布匹、紙張、油、酒、藥材並各項雜貨，均由蕪湖運入本境（當塗）各鎮市銷行，每年約值銀二十萬兩”（民國《蕪湖縣誌》卷35，實業；民國《當塗縣鄉土誌》。）。周圍地區外銷稻米集聚蕪湖外運，直接推動了糧食加工業的發展。蕪湖的碾米工場，嘉道年間約二十餘家，至清末民初已增至百餘家，淨增約四倍（民國《蕪湖縣誌》卷35，實業。）。
上海開埠前，受廣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縛，江西及江、浙、皖等省進出口貨物多經贛江走大庾嶺赴粵，“由南昌至廣州計程二千餘裏，中隔大庾縣之梅嶺極其高峻，山路陡險”，全憑人力挑扛搬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第103頁。）。江西境內兩大貨物集散地則為樟樹鎮和吳城鎮，前者當袁江與贛江交會處，後者扼贛江、修水入鄱陽湖之要口，“樟樹居吉安、南昌之東，東連撫州、建昌，西通瑞州、臨江、袁州，吳城瀕江而瞰湖，上百八十裏至南昌，下百八十裏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經，無大埠頭，吳城適當其衝，故貨之由廣東來江者，至樟樹而會集，由吳城而出口；貨之由湘、鄂、皖、吳入江者，至吳城而躉存，至樟樹而銷。四省通衢，兩埠為之樞紐”。這種運輸格局長期延續，“內銷之貨以樟樹為中心點，外銷之貨以吳城為極點”，其商業之盛，“彼時省會轉視兩埠弗如焉”（傅春官：《江西商務說略》，《江西官報》第27期（1906年），論說。）。但自上海開埠，原先南下走大庾嶺的商貨紛紛改道經贛江趨九江轉上海，“商賈貿遷趨利乘便，孰肯舍近圖遠再出廣東，以致贛關絕無大宗貨物經過，所收稅課均屬小販零星，縱使竭力招徠，總不能照前暢旺，實為時勢使然，莫能強求”（劉坤一：《贛關短征四年分盈餘銀兩邀懇援案減免折》（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劉坤一遺集·奏疏》卷3，第38頁。）。以往“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桑悅：《重修嶺路記》，同治《南安府誌》卷21，藝文。）的大庾嶺商道頓顯冷落。隨著貨運流向的變化，江西境內主要的進出貨物運輸線路，雖仍走贛江水係，但已形成以九江為中樞的贛州—吉安—樟樹—南昌—吳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構架。
茶葉是經九江外運的大宗出口商品，當地茶葉加工業也從無到有，發展迅速。“1861年九江初開放時尚無茶商，因此在本埠購買的茶，須以未曾加工的形態運往上海，在上海再為加工、包裝，然後運銷外國市場”，但次年就有“十六七個商人在九江設立茶行，為茶的輸出加工”。出口茶葉運銷線路所經地區的茶葉生產，也有新的發展。1875年英國駐九江領事商務報告稱：
本埠周圍產茶地區的發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裏的建德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極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入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英裏的吉安，距本埠287英裏的建昌，距本埠35英裏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
1881年，在沿途產區已設有從事茶葉販銷的茶行252家，次年又增至344家；九江城內的揀茶女工有近萬人（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536、1474、1475、1537頁；《申報》1884年5月6日。）。
上海與九江輪運航線的辟通及贛江水係貨物流向的相應變化，促使九江港區重心由內河移向長江。原先九江港貨物裝卸碼頭位於龍開河畔，以後在龍開河以西琵琶亭江岸至九華門沿江地帶形成新的港區，供輪船停靠。至1880年，上起龍開河口，下至九華門一帶已建成石砌護岸。是年進出九江港的輪船共有600餘艘，以後幾年又增至700餘艘（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1274頁；孫述誠主編：《九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頁。）。
鴉片戰爭後，福建的福州、廈門被辟為通商口岸，兩者相比較，廈門港的通航條件更好些。1904年11月13日《中外日報》載：
福建一省之商務口岸，以廈門為最，福州次之。緣廈門濱臨海口，各國商船直抵埠頭下碇，起卸貨物，搬駁上下，皆易措手，不若福州離海口六十裏，各輪隻能到馬尾停泊，再入則水淺不能駛行，故貨物皆待駁船裝載，再以小輪拖帶入省，由南台上岸。而南台又離省十裏，商業家經此兩番轉折，而運費已加增不資，故福州省會洋貨洋布洋燈洋氈等物，價皆昂於廈十之二。
福建省境內，丘陵起伏，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不僅與外省的交通不便，省內各地區間的來往也諸多不便。福州開埠後，距它約70公裏的閩東沿海的福寧府（今寧德）因山丘阻隔，對外交往仍滯塞。1899年，當地的三都澳成為自開商埠，築港通商。這裏屬山地型海港，“水深港闊，不淤不凍”，通航條件上佳。福寧府以產茶良多著稱，並出產蔗糖、煙草、桐油、土紙、顏料、苧麻、樟腦油和瓷器等土特產品，自開港通商後，貿易規模雖不及廈門、福州，但亦逐漸成為閩東各縣土特產品的輸出口岸和土洋百貨的集散地，輸出入貿易額（含國內埠際貿易）呈持續增長態勢，從1899年的25908海關兩增至1910年的2922337海關兩，增長幅度約112倍。其輸出的商品以農副產品為主，開埠初期茶葉約占輸出總額的90％以上；輸入的商品，主要是從國外直接運來和從國內沿海各口轉運而來的洋貨及土貨，如煤油和火柴等（唐淩等：《自開商埠與中國近代經濟變遷》，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6、95頁。）。福州、廈門和三都澳，作為閩江流域、九龍江流域和閩東地區的主要出海港，逐漸成為各自地區貨物集散的樞紐地，並促進了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如農產品的輸出和價格上揚，帶動周邊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促使農業生產的多元化；在工業方麵，機器設備的引進，推動近代工業的興辦，同時也促進傳統手工業的改造；在商業方麵，隨著大宗商品的集散輸運，促進了省內外的經濟交流（林仁川：《清代福建通商口岸的開放及其對鄰近地區的正麵影響》，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8輯，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年印行，第20、21頁。）。廣州西側的三水，位於西江、北江、綏江的彙流處，有著內河通航便利的區位優勢。1897年，通往廣西梧州的西江對外開放，三水和梧州亦辟為商埠，三水更成為西北兩江貨物的轉運點。1904年，廣州至三水鐵路通車，“三水口岸所有省、港、梧州商輪和西、北兩江各路拖帶輪渡，鹹可與逐日火車遞次轉撥，互相接應”（茅家琦等：《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0冊，京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