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先封了大功臣二十餘人之後，其餘的人日夜爭功，不能作出最後的決定，封功臣的事就被擱置在那裏。一天劉邦在洛陽南宮向洛陽城中觀望，看見諸戰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討論什麼。劉邦就問正在身邊的軍師張良：“他們談些什麼？”張良就說：“陛下不知道嗎？他們正在策劃謀反！”劉邦說：“天下剛剛安定，為什麼又要謀反呢？”張良說：“陛下從布衣之身起家，依靠這些戰將而取天下，現在陛下作了天子，封功臣，所封都是像蕭何、曹參這樣的故舊和所喜愛的人；所誅殺的則都是你平生所仇怨的人。現在這些戰將害怕陛下不能給他們封地，又害怕過去做事有得罪陛下的地方，陛下會殺掉他們，所以才相聚謀反。”劉邦便問張良：“那該怎麼辦呢？”留侯張良就說：“陛下平生最憎恨、而群臣都知道的人，是誰呢？”劉邦就說：“雍齒這個人與我有舊怨，多次羞辱我，我很想殺掉他，但因為他的功多，所以沒有忍心殺掉他。”留侯張良就獻計策說：“現在陛下可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被封，就會人人心安。”於是劉邦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並命令丞相、禦史趕快定功行封。這一招果然管用，群臣知道連雍齒都被封為侯，覺著自己也沒有什麼隱患。劉邦用這一招，穩定了群臣的心。這正是他以權製士的結果。
管理就是用人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09年）所撰寫的《讓縣自明本誌令》中對自己一生的抱負有清晰而公允的說明：“我最初做官的時候，還很年輕，自以為並非命世之才，很怕為海內人所嘲笑，所以自己的願望隻是作一個郡守，做好政教工作，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後做官至濟南相，除殘去穢，平心選舉，得罪了一些官僚。因此懼怕招致家禍，稱病還鄉，在故鄉譙東五十裏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絕賓客往來，但不能如意，被征為都尉，遷典軍校尉。這時才有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死了之後墓碑上有這樣的題字‘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這就是我當時的誌向。此後董卓興亂，我才東起義兵討之。而這時，袁術、袁紹、劉表等各有異心，各霸一方，欲稱王稱霸。我於人少勢弧之境，一一討破之，遂任宰相，這也是人臣之極了，所得超過了我的願望。設使國家沒有我曹操，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曹操的這個自述非常恰切地對自己作了總結，就連反對曹操的盧弼也不得不承認其“文詞絕調也”。由這個自述也可看出，曹操絕非什麼神助之人，而是時勢造出了他這個英雄。不過曹操確實是世上少有的大才之人。他從小就非常機警，對於使用權術有天生之才。當時梁國橋玄在相人方麵是舉世聞名的，他見到曹操時就看出曹操非尋常之人。他對曹操說：“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曹操由是而為天下士人所重。
漢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關東諸州郡起義兵西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曹操任奮武將軍。在這次與袁紹結盟中，曹操與袁紹曾有一次對話，可為千古垂訓，亦可見出兩位英雄為人處事之別，以及最終的兩種結局。當時袁紹問曹操：“如果事有不濟，則什麼東西可以做靠山呢？”曹操反問道：“足下意以為何如？”袁紹日：“我南麵依據黃河，北邊有燕、代之地，還有北方的少數民族戎狄可以依賴，這樣南麵而逐鹿中原，以爭天下，總可以吧？”曹操說：“吾任天下之智才，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昔者商湯、周武王稱王也是這同一塊國土，若以地勢的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曹操的“吾任天下之智力”的圖霸主張，可謂千古勝算。而“天下之智力”在於人才，在於人才的智謀，“得人才者得天下”，正是曹操這句話最好的詮釋。
曹操在其後來的戎馬征戰與總領軍國大事中，全麵而卓越地體現了他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的戰略。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下令大封功臣，一次就封功臣二十餘人為列侯，餘各以次受封。在《封功臣令》中，曹操說：“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意思就是說，他征戰十九年，統一長江以北，並不是他一人的功勞，而是天下賢士的功勞。天下還未統一，他仍然要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定之。他不敢獨自享用這些功勞，所以促成封功臣的行為，以與天下賢士共享勝利成果。這樣做，一方麵當然顯示了曹操籠賂人心的策略，但另一方麵也確實體現了他“任天下之智力”的統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