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於馭人之術
知人為賢，自知為明，這是古來總結出的道理。用人之道，重要的不僅是要知人用人，最重要的首先在於用人者本人要明於知己。隻有明於知己的人，才能用好別人。李世民的用人之道，首先在於他明於知己。
身為皇帝，最容易自我膨脹，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什麼都是第一，所以往往狂妄自大，窮奢極欲，剛愎自用，最後導致亡家亡國。李世民作了皇帝以後，就非常重視約束自己，使自己的權力能受到某種限製，使自己不要狂妄，橫行無忌，導致破敗。他對大臣們說：“人主隻有一顆心，但攻人主之心的人卻很多。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集合起來來攻人主之心，各自求其仕途，以爭取寵祿。人主如果少有懈弛，而中其圈套，則危亡隨之，這就是作君王的難處。”所以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後，處處小心謹慎，生怕由於自己的差錯，而導致國家衰亡。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隻非常可愛的鳥，正在禦花園裏把玩，諫議大夫魏征來向他彙報工作。李世民很害怕魏征看見自己在玩鳥，而說他不居安思危，遂把鳥藏在自己的懷裏。魏征和他談工作時間很長，等談完工作，魏征走了之後，那隻可愛的鳥卻悶死了。李世民作為皇帝之所以忌憚魏征這樣的大臣，正在於他知道自己雖為皇帝，也受到大臣的監督，受著政治規律的約束，不能放肆，不能為所欲為。
李世民曾告誡將來要繼位做皇帝的兒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猶水，君如舟。”要居安思危，做皇帝也要謹慎小心，才能獲得民眾的擁戴。李世民自己時常反省自己要“知足”，“知止”，“慎始敬終”。古人雲“未有身治而國亂者”。明於知己，是善於用人的第一要務否則隻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事情搞得昏暗無比，又怎能用好有才能的人呢！
李世民明於知己，不僅在於他知道自己權力限度，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才智的限度。貞觀四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在一起討論隋文帝滅亡的原因。大臣蕭璜就說：“隋文帝這個人其實是一個非常敬業的皇帝，他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天坐朝理事從早到晚，常常與五品以上的官員坐在一起討論事情，侍衛把膳傳到皇帝辦事的地方，雖然他性格並非仁義明達，但也可以說是一位勵精圖治的主子吧！”李世民則說：“你隻知其一，卻不知其二。隋文帝對事務很敏感，但心卻不明。心裏昏暗了，觀察也就不能通達事理，對事物雖然敏感，但因為不能明斷，所以便非常多疑。他又是欺前朝孤兒寡婦而得天下，常恐懼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之官，所以事無大小皆自己決斷，這樣他自己雖然勞神苦形，殫精竭慮，但卻不能把事情辦好。朝裏的大臣們知道隋文帝的這種性格，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吏，隻圖順從皇上的主意。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綜合變通，所以天下事務要與百司官員商量，與宰相籌劃，形成穩便的方略，方可奏行。怎麼能讓一日萬機的天下事務，獨斷於一人之慮呢？”
李世民的明於知己，正在於他明白天下的事務複雜繁多，不能依他一個人的才智考慮來處理。所以他要廣用賢才，用他人的才智來辦天下的事，這才是他當皇帝的職責，所以他個人認為“守天下”無非就是“任賢能，受諫諍”，“高居深視”，抓關鍵的事情即可。所以，他在初登皇位不久，便下達命令，把細碎的事務全交給能辦事的官員，而讓房玄齡、杜如晦這樣的宰相之臣來輔佐他解決“廣開耳目，來訪賢哲”這樣的大事即可，不要糾纏於辦案訴訟這樣的具體事務中去。
明於知己，就能明白自己該幹什麼，明於用己也就能弄明白文武大臣們該幹什麼，自己暢快地去幹自己的大事，放手讓所任用的人也暢快地去幹自己分內的事，展其智，盡其才。李世民的“貞觀之治”，正是由君臣之間形成的和諧關係而達成的。
李世民的不以“天下之大，獨斷於一人之慮”的用人思想，與曹操的“吾任天下智力，以道禦之”的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實真正的領袖才能就是去調動別人的才能來辦天下大事。
明於知己，才能處事得當，才能知己之過，才能反省自身，這樣才能贏得有智之士的信賴，才能獲得民眾的擁戴。
駕馭群臣屈伸相輔
漢光武帝劉秀十分懂得用屈伸相輔、以柔克剛的政治手腕駕馭群臣。以鄧禹為首的眾多開國元勳，功勞顯赫的文官武將，朝野存留皆在其掌握之中。其柔道製禦之法主要有：
一是恢宏大度，君臣無猜。劉秀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而奪天下，天下既定，“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當時有人認為恩寵有過，於統治者不利，提出反對意見。“古者封諸侯，不過百裏，強幹弱枝，所以為統治也。”而劉秀卻不以為然，認為“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劉秀如此“恢宏大度”，坦誠相待，信任下屬，浩蕩皇恩，猶如“推赤心置入腹中”，群臣豈不永生感恩戴德，鼎力相輔，誓死效命，忠貞無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