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話來看，可見李世民用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的基礎之上的信和任。
魏征曾對李世民專門上書奏事，講用人的方法，這是中國古代用人藝術的經典之作之一：
“在朝群臣，當樞機之所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維穀，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
以上這段文字其意思是說：在朝廷做官的人是國家樞機所寄托的人，陛下對他們委以重任，但對他們的信任卻未達到篤誠的地步，這樣，群臣各個心有疑惑，生怕見疑於君，所以心懷苟且，不敢真正任事。陛下為人處事，處大事比較寬懷，對於小的錯誤和罪過，則臨時治罪，未免感情用事。委大臣以大事，責小臣以小事，這是用人治理天下的道理。現在陛下，在委任職責時，重大臣而輕小臣，但一旦出事，則信任小臣，而懷疑大臣。這樣，信任你所看輕的人，而懷疑你所倚重的人，要想求天下大治，能達到目的嗎！若陛下重用某人為大官，反倒去尋找、責備幹大事之人的細錯小過，這樣，那刀筆之吏，就會順從陛下的心思，舞文弄法，構陷大臣於罪過之中。這些大臣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呢？自己向陛下陳述解釋吧，又害怕陛下認為他們心裏不服陛下；如果保持沉默，則害怕陛下認為那些刀筆吏所構陷的罪過都是實有其事，結果使這些大臣左右為難，進退維穀，不能自明於陛下。這樣一來，君臣之間疑心大起，大臣們便苟且為官，以求免禍，就會在官吏中形成矯偽的習慣和風氣。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奏書以後，深以為然，並以此時時告誡自己。所以，貞觀之治中，君臣關係比較融洽，相互信任，赤心相推，遂有天下大治的局麵，垂範有唐一朝。
毛澤東委傅作義以重任
要做到求才若渴，必定要視野開闊，廣泛察人、信人並用人。證明一個領導會用人的表現，就是他用人不拘一格，千變萬化，因人而用。反之證明一個領導不會用人的表現，就是他用人過於拘泥，沒有變化，死氣沉沉。
近代詩人龔自珍說：“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是，如果領導用人拘於一格，老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又有什麼用？
事實上，拘於一格，不敢大膽用人、靈活用人的領導比比皆是。他們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無法冒尖、無法盡其所能，間接地使企業失去生機，失去競爭力。
所謂用人以膽，就是對人才大膽使用，不拘一格。
傅作義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曾任張家口綏靖公署主任兼察哈爾省主席和華北“剿總”總司令，駐北平。天津解放後，傅作義基於愛祖國、愛民族的熱忱，以保護北平2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古都文物為重，於1949年1月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
194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傅作義。傅作義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第一句就說：“我有罪！”毛澤東卻對他說：“你有功，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又對他說，北平和平解放最好，你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說，你過去有過錯的話，那麼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於過，也是有功人員。不久我們也要到北平去。將來咱們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到北平以後，就要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各少數民族和華僑等各個方麵的代表人物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你可以被邀請參加會議，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積聚在傅作義心頭的疑慮頓時冰消雪化。他當麵向毛澤東表示，他回北平以後，一定向部下傳達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指教和關心，一定要做好部隊和平改編工作。並表示他個人要無條件地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保證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彌補我過去的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