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德、識、才、學、體，五位一體，密不可分，互相製約，相輔相成。其中，德居首位，是人才的靈魂，是其他四者之根本；識具有決定性作用；才是必備條件；學是智能方麵的基礎要素；體是人才成長的物質基礎。識別人才須兼而顧之，如果僅僅以貌取人，以外表的俊美與醜陋來識別人才，而放棄對人德、識、才、學、體的全麵分析與觀察，隻能使領導者步人識才的誤區。法國大作家雨果筆下的《巴黎聖母院》中有兩個典型人物形象：一個是聖母院撞鍾人加西莫多，雖奇醜無比，卻心地善良；另一個是聖母院副主教克羅德·佛羅洛，雖相貌堂堂，內心卻十分肮髒。這說明在識才時，千萬不可被相貌所迷惑。
朱元璋甄別人才的“二分法”
從一個角度看人，往往陷於片麵；從各個角度看人，則了解得比較全麵。正如俗語所說，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好誰壞，將一目了然。
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他將“賢不賢”交給人民來審查，這種思想的發揮，也說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見。從國君的大臣、文武百官到諸大夫．說“賢”、“不賢”還不行，隻有人民說“賢”、“不賢”才可考慮，即使如此，還不能決定取舍，要經過考察後，確是賢則用之；如“見不可”則去之。由此觀之，孟子對擇賢是持極其慎重的態度，因為國君要選的賢不是一般的人，是輔佐國君治國的人才，賢不賢對於國家治亂興亡都有關係，有的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用人要經過國君、大臣、諸大夫、人民的考察四個程序審查。雖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見，但是在個別情況下，國君、大臣、諸大夫、人民都說“賢”、“不賢”，不一定對，而最能檢驗“賢”、“不賢”還是經過認真考察後，用事實做出的結論。可見，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實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區別人才，主張知人要兼聽眾論。他認為要能“辨邪正”，必須明於知“毀譽”的真偽，不然，將會以賢為佞，以佞為賢，他對侍臣說：“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者未必真賢也，有所遇有幸、不幸爾。”所以，他說：“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為不肖，則偏頗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僥幸進矣。”這是說，人主如能辨“毀譽”的真偽，則賢者不受壓抑，不肖者不能僥幸得進。接著他說：“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鮮不為所毀。問小人於上人其朋黨營私，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尤為難也。”（《明太祖實錄》卷332）在這裏，朱元璋特別強調：征求對所用的人的意見，選擇所問的人很重要，如問於小人，對君子必多毀謗，對小人必私其黨而譽之；隻有問於君子，君子出於公心，必做出正確的回答。這就是朱元璋要區別並使用人才的法則。
朱元璋還有一個區別人的法則叫“二分法”，“二分法”對知人很有參考價值。那什麼叫“二分法”呢？所謂“二分法”、其實就是“辨別邪正”的看法。明史是這樣記載的。
朱元璋不僅在理論上探討“辨邪正”之法，在實踐上，他對官吏的升遷多因民之情。據《明史·循吏傳》記載：興華丞周舟經過考察以政績最優，朱元璋立即升為吏部主事。當地人民舍不得他離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禦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錯捕，但經其所治人民為之申辯和請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凶知其為官有惠政反得升遷。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永州知府餘亭城、齊東知府鄭敏、儀真知縣康彥民、嶽池知縣王佐、安寧知縣範誌遠、當塗知縣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辯，列舉他們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糾正，賜襲衣寶鈔放回。他們複任後，努力工作，政績更著。同一年，靈壁知縣周榮、宜春知縣沈昌、昌樂知縣於子雲、新化縣丞葉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辯，朱元璋知他們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別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黃州去任職。
官吏的好壞，其治下的群眾是最清楚的，如能讓群眾監督，傾聽群眾的意見，就可使官吏不敢為非作為，並能鑒別官吏的好壞。這樣就不致冤枉好官，錯用壞官。
朱元璋甄別人才，是通過“他”所治理管轄的民眾口碑中，獲曉這個“官”，是不是人民大眾心目中希望的“父母官”。
朱元璋的這種甄別人才並使用人才的方法，是他用人的一大成就和突破。
揭秘識人
事業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力資源的競爭，誰能看清人才，並用其才，之後就能在管理上成功。然而甄別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慧眼識珠”更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