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湖南人在近現代史上的勃興
翻開中國的近代史，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曆史關頭，都會有湖南人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從放眼世界的魏源到平定太平之亂的曾國藩；從血薦軒轅的譚嗣同到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湖南人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寫上了重重的一筆。實際上，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以湖南人為主線展開的。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都對中國的曆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血型性格尚未被發現之前，在國民性格仍舊被輕描淡寫為一種文化或製度的產物時，人們還不能夠對湖南人在近現代史上的勃興，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盡管不少細心的學者已經認識到了性格的重要性，但還隻是停留在表麵上，尚不能自圓其說；而更多的人則教條地認為：湖南人的勃興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是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顯然，這種說法是為了維護“物質第一性的原則”，否則就會成為一個唯心主義者。問題是，這種抽象的曆史觀就連他們自己也未必肯定，何況他們也堅信：人民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
但當我們發現了血型和性格的科學聯係之後，我們顯然找到了一把能夠破解曆史之謎的鑰匙。如果我們能夠把具有相似血型構成的湖南人與日本人乃至德國人創造性地聯係在一起，我們的眼前就會豁然開朗：湖南人的勃興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和A型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相聯係的。而且在時間和階段上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這段時期，代表性的A型民族德國、日本相繼而起，一躍超過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與此同時，湖南人也開始在近代史上叱吒風雲：首先，放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他的《海國圖誌》中提出了初步的改良主義思想；隨後，曾國藩領導的湘軍平定了來勢洶洶的太平之亂；30多年後，譚嗣同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大無畏氣概從容就義，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為變法而流血的先例。
實際上，湖南人的勃興就是A型民族大器晚成的傾向在中國曆史上最生動的體現，同時也是A型民族堅忍、剛烈、頑強、勇猛、團結、協作、責任感強等性格優勢在非常時期最直接的反映。簡單地說，就是湖南人氣質，A型民族的氣質導致了他們的勃興。
魏源所著的《海國圖誌》主張進行能動的改革，學習西方的長處，從而達到“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目的。雖然，我們不能肯定魏源就是A型人，但他相對保守的主張以及強烈的民族性顯然帶有明顯的A型風格。此外，他能夠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人士，也和A型人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有關。歐洲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首先出現在A型為主的地區也是這個原因。A型人及A型民族擅長於首先在思想上進行革命的特點也從魏源身上明顯地反映出來。
曾國藩領導的湘軍是一支帶有明顯A型氣質的軍隊，它以頑強的作風、嚴明的紀律著稱於世。無數次的戰役表明：這是一支打不垮的精兵。如果不是湘軍拚死作戰，恐怕勢不可擋的太平軍會再上演一出“李自成進北京”的悲劇——這是由農民戰爭的局限性所決定的。事實上到了太平天國後期，這種悲劇就已經發生了。不過太平天國的敗亡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軍，尤其是太平軍的將領呈現出一種O型為主的氣質。而在O型為主的團體中，最容易出現的就是派係鬥爭，加上O型人較理智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冷酷無情的一麵，最終的自相殘殺顯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太平軍在氣質上相對於A型化的湘軍是弱者，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於氣質上的強者更容易掌握弱者的心理活動，所以湘軍的勝利也在情理之中。
從性格上分析，譚嗣同應是O型人，不過是A型氣質很濃的O型人。與保守、傳統、推崇能動改良的魏源不同，性情剛烈、果敢勇猛、桀驁不馴的譚嗣同更主張徹底的革命，通過武裝起義來推動社會的變革。為此，對於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他本人還是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在他看來，隻有破舊方能立新，這種思想在他的代表作《仁學》一書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在文中，他不僅尖銳地批判了封建製度腐朽的“綱常禮教”，甚至還將封建君主視為獨夫民賊、萬惡之源，提出“彼君不善，人人得而戮之”的口號。“敢言人所不言”，這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之下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魄力啊！也隻有O型人，性情剛烈、耿直的O型人能夠說出這種“大話”。而這也注定了他最終“為變法而死”的命運。不過，作為“為變法而死”的中國第一人，譚嗣同的血並沒有白流。正是在這種大無畏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驟然到來。
時至今日，湖南人依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體育等諸多領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0年奧運會上，湖南人得到的金牌也是最多的。此外，長沙遠大的空調、湖南衛視的節目以及電視劇製作方麵想必也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不得不承認，在現行的體製下，湖南人已不能像過去一樣發揮主導性的作用，同時重精神和信仰的年代也一去不複返。他們再也不能發揮出作為相對獨立整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在抽象的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鄉土意識日漸消失的湖南人才大量外流。也許，湖南人也非常羨慕德國、日本以及北歐等A型民族所取得的驕人業績。從理論上講，他們也能夠取得同樣的成就。如果湖南人能盡最大可能地減少大環境的製約和束縛，保持湖南人作為A型群體特有的親和力、凝聚力及在此基礎上的團隊精神，能有更多的人才留在當地發展，湖南再領時代風騷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現代史上大有作為的湖南人，不應該是中國曆史上沒有後繼者的插曲。湖南人的時代沒有終結，才剛剛開始。
在全球化浪潮中湧動的B型民族
在曆史上，B型遊牧民族總是一有機會就闖入文明的中心，通常是為了掠奪人口和財富，但如果有可能，他們也不會放棄成為文明地區的主人。
但是與A型和O型民族所不同的是，他們較缺乏民族性。這決定了他們不論處於何種狀態，都不會、也不可能將自己的文化更多地保留下來，甚至連他們自己作為一個民族的特征，也會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消失殆盡。但與此同時，他們與生俱來的包容性和靈活性，卻使他們更容易接受一種先進的文明，甚至比原有文明的創造者更像當地的主人。匈奴人、鮮卑人、契丹人曆史性的消失無不說明了這一點。不過，也正由於同樣的原因，開放的B型民族的兼容並蓄，才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中國人成了人類文明的領頭羊。
但不幸的是，產生於民族大融合基礎上的文明的輝煌，也隨著民族大融合的終結走到了它的盡頭。雖然在以後的曆史時期，偶爾也有幾次繁榮的再現，但無論從質量上，還是規模上，都不能與大唐文化相提並論。畢竟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走上了下坡路。
如果說歐洲的中世紀是黎明到來前的黑暗，那麼早已呈現魚肚白的東方世界卻始終沒有看到太陽的升起。不論是中國的還是印度的文明都呈現出一種靜止的狀態，有的不僅沒有發展，反而開始了倒退。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在沒有把國民性格當做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因素看待之前，更多的學者將這歸罪於專製主義的盛行，或文化方麵所存在的守舊性。而實際上，這些都隻是一種表麵現象，而非事物的本質。如果有人要從這些現象來詮釋東方社會文明一成不變或連續不斷（後一種說法更能給人以自豪感）的緣由的話，那無異於“地球是圓的，所以它會轉”，不僅不合邏輯，而且缺乏深度。要知道，專製主義和文化方麵的守舊性都隻是一種曆史現象，歸根到底，它們都是由人民創造的，是由特定性格的民族創造的，或者說是適應某種性格的產物。所以，即便是專製主義和文化方麵的守舊性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事實上正是專製主義下的病態僵化才使得文化看起來充滿守舊的味道），我們也不能把它簡單地歸納為落後的根源。如果那樣的話，有人一定會問，為什麼專製主義偏偏在東方盛行，而在近代西方社會卻毫無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