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曆史的創造者——人民，仍將不得不從曆史的帷幕之後走出來，並用他們的性格來說明事實的真相。
這樣我們就會發現，是B型民族的性格導致了專製主義的盛行，而專製主義的盛行，又使得文化方麵呈現出一種保守的假象。眾所周知，B型民族缺乏冒險精神，知足常樂，加上比較注重家庭本身，這使得他們很難有效地組織起來，向暴政發起有力的挑戰。正因為如此，專製主義才會久盛不衰。所以，一旦專製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B型民族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就會旋即表現出來，與他們在束縛下的“保守”形成鮮明的對照。
此時的B型民族不僅能夠很快地背棄傳統，就如同B型遊牧民族所做的那樣；而且在隨大流心理的支配下，能夠很快接受一切在他們看來是先進的文明。眼下，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上的西化傾向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就是在被人們認為是最保守的西部人中間，我們也能夠看到甚至比東部沿海更多的西服領帶；而在城市年輕人中間，人們似乎比外國人更重視西方人的節日，聖誕節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也大有取代春節之勢；就連中國人最引以為豪的京劇藝術，由於後繼無人也快要成為博物館的收藏品了。顯然，在全球化的口號尚未提出之前，有隨大流傾向的B型民族就已經開始全球化了。
但從曆史和哲學的觀點來看，發展是揚棄的發展，否定是肯定的否定。所以，對於一個隻善於棄而不善於揚的民族而言，未來未必會像他們樂觀的預言那樣美好。
我之所以將本文的標題定為“在全球化浪潮中湧動的B型民族”，就是為了形象地說明：在西方文明的誘惑麵前，易於動搖的B型民族所表現出來的不穩定的甚至是盲動的態勢。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民族文化作支撐，在全球化的浪潮湧來之時，B型民族就像失去重心和根莖的浮萍，一起一落、左搖右晃，以至隨波逐流，不知所終。
不過，也有人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全球化將意味著B型民族的又一次複興。
果真會如此嗎？
誠然，和平的環境和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發展機會，對於善於把握機會的B型民族而言，他們是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能夠給他們自身帶來好處的機會的。即便是自我封閉的朝鮮也開始向國際社會伸出了它的觸角。也許B型民族很少能夠領導一種潮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是絕不會被潮流所拋棄的。盡管全球化的浪潮是由富有征服傾向的O型民族——美國人掀起的，但對這股潮流推波助瀾的，恰恰就是B型民族。由於沒有A型民族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又沒有O型民族的固執和自負，所以在許多方麵他們甚至走得更遠。從性格上講，由於缺乏民族性，使他們更具有國際主義色彩，他們甚至比妄圖同化世界的美國人更希望建立一個沒有種族、疆界隔閡的人類大家庭。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單就經濟增長速度而言，甚至超過了經濟倍增時期的日本。中國人也常常對這種速度引以為豪。以這種速度發展，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成為頭號經濟大國。但人們是否注意到在繁榮的背後也出現了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環境的嚴重汙染、人口的老化、獨生子女問題、傳統精神的斷層、愛國主義的淡漠等等。這些問題一旦超過了社會所能承受的臨界點，勢必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
事實上，由於這些問題所導致的危機已經逐步暴露了出來，其中以獨生子女普遍性的嬌生慣養最為嚴重。如果這一問題解決不好，中國人在精神、道德方麵將會出現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趨勢，這顯然和計劃生育的初衷是不符的。
而21世紀的競爭歸根到底又是以人為中心的競爭，人口素質的高低將最終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潛力。如果到了今天，我們仍舊不能對物質主義作深刻的反省和檢討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所引以為榮的經濟繁榮最終會像五彩的泡沫那樣灰飛煙滅。因為一旦把經濟的高速增長作為追求的根本目標，就會走上一條“為經濟而經濟的道路”。這樣一來，其它的一切，包括教育就會成為經濟的手段和附庸。於是，教育也會變得急功近利而成為增長率的犧牲品。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去發展經濟，或許今天就能夠取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豐收。中國之所以有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往往就是不能切中要害地從“人”上找原因，而是習慣於注重問題的表麵。於是，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問題剛剛解決，另一個問題又接踵而來。政府就像消防員一樣，為此起彼伏的“火情”疲於奔命。當然，我們也不能把許多問題都歸罪於政府，因為它本身就是人民意誌和願望的體現，政府的行為作風事實上也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性格；但一個英明的、強有力的政府顯然對於不善協作且具有隨大流傾向的B型民族大有裨益。
但是，當人們乘著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走出遠遠的一段距離時，驀然回首才發現：教育沒跟上，尤其是素質教育。又如：在政府的鼓勵下，英語和電腦變得十分緊俏時，幾乎全國人民都在學英語、電腦，而與素質教育密切相關的政治、哲學、曆史等學科則變得門可羅雀、十分冷清。
由此可見，B型民族是一個容易動搖、盲目跟風以至顧此失彼的民族。他們很容易受誤導，並呈現出做什麼都是“一哄而起或一哄而落”的態勢。如果作為“領頭羊”的政府不能把握好事物發展的“度”的話，導致的社會後果是顯而易見的。
眾所周知，在發達國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政府官員大多都是文科出身。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長期以來都不被重視，其中不少學科甚至有斷代的危險。而在歐洲，物質文明的發達恰恰是建立在精神文明基礎之上的，正是包括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在內的精神領域的革命完成之後，西方的物質文明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認識到“以人為本去發展經濟”和“以經濟為本去發展人”的本質區別及其造成的不同後果。
全球化的浪潮進一步強化了B型民族“為經濟而經濟”的思維定勢，更多的中國人則樂觀地認為全球化是曆史的必然，而且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機遇。其實，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全球化也一樣。從血型性格的角度來看，全球化對於B型民族（不隻是B型民族）反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對於民族性弱的B型民族而言，他們很容易被更為先進的民族所同化，就像他們的祖先、B型遊牧民族曆史性的消失一樣。
在全球化的浪潮湧過之後，失去傳統文化根基的、隨波逐流的B型民族還能夠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嗎？
走向兩個極端的O型民族世界
據統計表明：O型血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達到了40%以上，也就是說在三大血型族群當中，幾乎有一半是O型民族。即使在所謂的A型和B型民族當中，O型人通常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可以說，是O型血人構成了三大血型族群的“底色”。
但縱觀O型民族世界，就平均發展水平而言，遠不如他們在數量上所具有的實力。而且極為不平衡，明顯地走向了兩個極端：這其中有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有以非洲為代表的不發達地區。這自然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同樣是O型民族，而且有著相似的性格，卻會導致兩種迥然不同的局麵？
事實上，O型民族世界的這種狀況恰恰就是O型國民性格最鮮明的反映，它不僅真實體現了O型國民性格的作用，而且也體現了血型性格說所具有的辯證法的精髓。如果我們不是以辯證的而是機械的觀點去照搬血型理論，當然就無法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運用血型理論時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雖然血型性格是主要原因，但也隻是作為內因起作用的，如果外因不具備，即使有相同的內因也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眾所周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O型民族基本上來自文明程度已經很高的歐洲，而非洲的各民族則長期處於與文明世界隔離的狀態，發展幾乎陷於停滯。這種由於曆史的、地理的原因所造成的起跑線上的差距，顯然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夠彌補的。而且，由於全球化的消極作用，人才的單向流動事實上已經產生了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出現窮的越窮、富的越富的不良的趨勢。另外，就性格本身而言，O型民族之間也因為所處的血型的、曆史的環境不同，而呈現出有所不同的一麵。雖然說差別不是很大，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有可能“失之毫厘，謬以千裏”。和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O型民族比較，源自於A型色彩濃厚的北歐大陸的O型民族，由於受到強者氣質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一時的，而是貫穿了以往的幾乎整個曆史時期）而更顯得沉穩和冷靜。這種氣質顯然更有利於一個民族思維能力和協作精神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