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性格上的原因，A型化族群並未像比較衝動的O型化族群那麼急於通過暴力革命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們總是屬於想好了再幹的類型。在思想和行動之間常常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所以，在O型化傾向較強的法國和英國進行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並成功地建立起符合曆史要求的資本主義現代政體時，A型化族群卻更多地在觀望和思考，而這注定要使他們產生更多的哲學家和音樂家。在思想領域的革命完成之後，A型化族群也沒有簡單模仿和他們一水之隔的法國，而是采用適合A型化國民性格的方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革命，他們的這一做法雖然使他們落後了上百年，但對族群精神的嗬護和張揚，卻有可能使他們僅用二三十年就完成英法等國上百年才走完的曆程，並迅速超越他們，成為最後的贏家。
新航路的開辟和新大陸的發現依舊要歸功於那些勇於冒險、敢於實踐的O型化族群。他們曆史性的遠征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的複興，而且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曆史。他們也因此獲益匪淺，成為早期的資本主義強國。盡管這一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行動是在文藝複興的大背景之下發生的，但是文藝複興的主創者們——A型化族群卻始終沒有突破保守性格對他們的羈絆，共同參與O型化族群在海外的拓殖。當然，他們並不是沒有遠航的能力，事實上在此之前，北歐族群（還有日本人）一直都在扮演著海盜的角色。可惜的是，僅此而已，他們除了能在歐洲沿岸獲取本來不屬於他們的短暫利益之外，並沒有更多的野心。即使中歐的強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在當時也並未對此表現出太多的熱情。顯然，由於性格的原因，他們更熱衷於在歐洲本土的發展。也正因為如此，歐洲的主要A型化族群，不論是善於航海的，還是不善於航海的，幾乎都沒有直接參與當時由O型化族群發起的奴隸貿易活動。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他們看到O型化族群在世界舞台上出盡風頭的表演，並因此給本民族帶來莫大好處時，他們再不願意充當旁觀者的角色了，他們的確感受到了海外拓殖對一個族群的巨大影響。與此同時，他們日漸增強的實力也賦予了他們前所未有的自信。
問題是當他們決心向海外發展時，卻發現大多數海外殖民地都讓O型化族群瓜分殆盡了。A型化族群和O型化族群的矛盾也是在這時開始激化，並導致了瓜分殖民地的第二次浪潮。由於受到日漸強大的A型化族群的排擠，爭強好勝的老牌O型化資本主義國家再也無法忍受了，尤其是這種威脅來自氣質上的強者A型化族群的時候。他們顯然不願放棄既得的利益，更不願就此退出曆史的舞台。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較量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實質上就是後進的A型化族群和先進的O型化族群曆史性較量的最高表現形式。盡管由於實力對比懸殊，A型化族群失去這兩場戰爭，但同時也對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在此之後，英法等國進一步受到了削弱，它們苦心經營的海外殖民秩序旋即土崩瓦解。
像曆史上所有對曆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戰爭一樣，兩次世界大戰雖然給人類世界帶來了空前的浩劫，但在客觀上促進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民主思潮的廣泛傳播。在戰爭之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都趁機獲得了獨立自主，創立了以印度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對世界和平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從此，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共存共榮的全球化時代。在這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發展時期，A型化族群依舊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他們再一次走到時代的先端，樹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偉大旗幟，並成為環保革命和綠色生活方式的先行者。人類文明再次進入了一個偉大的質變時期，一個由盲目地征服大自然到與大自然和平共處，賦予大自然更多的人性化關懷的時期。
中國能否再度崛起成為世界文明的領頭羊
21世紀是否是中國的世紀，中國能否超過美國再次成為文明世界的領頭羊？這是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的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能夠從血型性格的角度給予預測和解讀麼？
從理論上講是可以的，這就好比當你弄清一個人的本性的時候，你就很容易把握他的心理和行為趨勢，以及他幹什麼更容易成功。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血型性格理論大致把握一個民族的性格，那麼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預測，而且可能比單純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靠表麵統計數據）的預測要更準確一些。
對於中國人血型構成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日本一位研究血型的學者曾做出過相當積極的評價：
從血型角度看，她有著ABO血型“鐵三角”式的最佳搭配比率，又有著AB型居間的最佳監護與調節。既有A型人把既成事物加以應用改造的特性，又能以B型人固有的聰明才智加以發明創造，再加上O型人的進取和開拓精神，這就使中國走著一條既非歐美、也非日本的獨有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將向世界證明，她將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發明創造性的國家。
中國血型的這個“鐵三角”結合方式，還能避免出現A型人居多的國家（如日本、德國）曾使整個人類陷入泛濫一時的法西斯主義的非理性迷狂的現象，從而可以說中國從“本質”上講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ABO“鐵三角”的最優組合，能使各血型之間特性充分發揮並相互製約，這就使這個國家的國民性反映出一種不僅崇尚理想主義，而且更注重現實的傾向。近期中國出版的《培根及其哲學》一書，反映了這一傾向。作為近鄰的日本，今後在國際經濟大家庭中，會看到一個強盛的中國步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日本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看來是比較樂觀的，事實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樂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隻不過他們更多是基於單一的GDP增長指標作出的預測。本質上依然是通過一種現象來預測另一種現象，沒有考慮到族群性格對社會經濟的深遠影響。
從族群性格的角度來看，A型化的日本人相對於B型化的中國人是氣質上的弱者。這從中國足球隊員不存在恐日情緒可見一斑。作為日本學者當然也會從心底對中國的發展充滿“恐懼”，從而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從理論上講，ABO“鐵三角”的確是最優組合，能使各血型之間特性充分發揮並相互製約。如果ABO三者之間能夠形成良性互動，中國人的創新精神將充分釋放出來，並推動中國社會飛速向前發展！但日本人忽視了“鐵三角”本身可能造成的極端穩定性對社會活力造成的傷害。這種極端穩定的社會模式從秦漢以後就形成了，到明清時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社會從此僵滯為死水一潭，失去了昔日彪炳曆史的光榮。如果把秦漢時代比作是一條曆史拋物線的起點，那麼盛唐則是這條拋物線的頂峰，明清則是這條拋物線的落腳點。由於三種性格力量旗鼓相當，在各持己見、各行其是中必然導致積極力量和因素相互抵消，這就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猶如一個拋出的三角回旋飛行器，當它被拋出一段距離之後又可能重新回旋到投擲者的手裏。
當然，如果能克服ABO“鐵三角”可能帶來的消極一麵，突破“鐵三角”極端穩定性對中國社會活力和創造性思維的桎梏，中國重現盛唐的繁榮和強盛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B型化性格和思維方式非常適合信息時代的素質要求，比起A型和O型更適合網絡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在起跑上我們並不落後，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再次充當信息時代的領頭羊。
其實，自辛亥革命以來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曾一度衝破了“鐵三角”造成的思維桎梏和社會僵化，並再現了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麵。隻是這種良好的局麵沒有維持下去。改革開放三十年，是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三十年，中國人在經濟上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正是基於觀念上的改變。但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觀念解放仍舊遠遠滯後於經濟發展，這勢必會成為中國社會全麵發展的“短板”和經濟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高度之後再也無法逾越的障礙。換句話說，要想突破“鐵三角”，克服超穩定社會結構的弊端，就必須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更好地體現和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深化經濟體製改革，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造提上日程；進一步解放思想，鼓勵理論創新，積極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三大血型性格力量的良性互動，實現優勢互補，進而轉化為改造社會和經濟創新的強大力量，實現社會、經濟、環境全麵、協調、健康的發展，走上一條適合本國國情和國民性格的正確發展道路。
第三部分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