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隻是注意到了環境對性格的作用，而很少考慮到性格也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孟母三遷”、“晏子使楚”中“南橘北枳”的故事都無一不在向世人強調外部環境的重要性。似乎外部環境成了一種決定一切的力量。
在西方，尤其是在O型為主的社會，一度也曾片麵強調環境對人的性格的決定性作用。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那一時期的代表。環境決定論者認為：不同民族所處的環境是決定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一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因素。法國著名政治家和曆史學家博丁也認為生活在寒帶的民族，軀體魁偉，有精力，性格執著；生活在熱帶的民族，體格短小，熱情多智。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認為：由於各民族所處環境不同，麵對的挑戰不同，最後產生的文明也迥然相異。再如，宗教地理學認為：宗教的發展與分布有著鮮明的地理性特征。這種觀點認為：印度溫和的氣候造成了消極、軟弱、逃避現實的佛教；歐洲多元的地貌，使基督教既寬容，又富多樣性（實際上背後發揮作用的是當地族群的血型性格傾向性及由此導致的宗教審美觀念）。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人對環境作用的理論上的強調，並沒有否定他們在實踐中對人的重視。否則，弘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歐洲文藝複興，也絕不會從A型為主的北意大利迸發出來。隻是在當時，血型尚未被發現之前，性格作為一種無源之水，還不能像今天這樣被深入地研究。不過，西方人對環境作用的闡述，畢竟為以後的血型性格學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力的佐證。
人和動物的不同之處在於人能夠能動地改造環境，而後者隻能消極地適應環境。事實上，人類自從完成由猿到人的轉變之後，地理環境對人的塑造已逐漸居於次要的地位，倒是不同的族群的國民性格對他們所處環境（包括人文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影響，越來越顯得舉足輕重了。何況，人類文明的曆史一直就是人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曆史。
很明顯，由於族群性格的不同偏好，最終也會能動地創造出符合各自性格取向的生存環境，比如有潔癖的人常常會把自身及周邊小環境搞得幹淨衛生。又如許多好靜的人寧願擇址於幽雅的地方居住，並有意識地維持這種環境；而那些喜歡熱鬧，又無視噪音的人，自然也能在喧囂的鬧市酣然入睡。性格的不同不僅決定了人們對環境的適應性不同，也決定了人們對環境的不同態度，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生存狀態。
A型化性格能動影響的生存環境
從血型的地理分布，我們可以看到：A型化族群多分布於森林廣布的山區和丘陵地帶。顯然，這種環境在早些時候，曾經對A型化族群的性格和行為方式產生過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可以說，A型化族群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就是源自於森林本身的特點，森林文化始終都是A型化族群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文化體現了A型化族群與大自然之間存在的一種和諧共存關係。A型化族群對森林的特殊感情，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當今世界A型為主的國家為什麼都是綠色環保大國。德國綠黨的“無所作為”，日本森林60%以上的覆蓋，無不向世人展現著A型化民族對大自然的深厚感情。
環境保護大國，綠色革命先鋒
有人說，環境的保護是同國家的發達成正比的。如果沒有完全了解性格的重要性之前，似乎還可以這麼說。從表麵上看，環境保護最好的A型化民族國家，的確同時也是最發達的國家。但這種發達究竟是一種結果，還是一種原因，想必值得進一步深思。因為依照這種邏輯，我們無法解釋號稱最發達國家的美國，卻無法像歐盟國家那樣重視環境，並無法確立像歐盟國家那樣的環境指標。
但需要指出的是，A型化國家同樣在發展初期也不太注重環保，也造成過許多嚴重的環境汙染事故，比如日本的水俁病，但是它們在發生汙染之後，敢於向世人曝光和麵對挑戰，痛下決心並采取強有力措施，從而及時地阻止了環境的惡化，沒有形成像我們這樣積重難返的局麵。當然，不可否認，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日本很少砍伐自己的木材去生產一次性筷子，間接也加劇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森林資源的破壞，不過近幾年它已經開始轉變觀念，對筷子的進口量也日益減少。出於對環境的關注，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核能發電興趣正濃的時候，德國卻宣布15年後將關閉所有的核電站。
A型化國家率先發起保護環境的運動，不僅使它們獲得了當之無愧的殊榮，而且也為它們的經濟發展開辟了第二戰場，使它們在未來的經濟競爭中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綠色革命已不隻是A型化民族的曆史任務，同時也成為他們在經濟發展中強有力的競爭“武器”，綠色產業的興起還為他們創造了一個利基豐厚的高端市場。
高福利和高工資，既是負擔也是優勢
在生活中，A型人總是對未來比較悲觀，作為一個民族他們也持有對未來較重的悲觀心態。這種對未來的悲觀和追求完美的心態，使他們最早創立了涉及全民的社會保障製度，並成為享譽世界的“高福利”國家。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今天，A型化國家具有超前意識的福利製度比較成功地解決了老齡後時代的許多難題。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不僅打消了人們對未來的顧慮，而且為他們的培訓、就業提供了寬裕的環境，使人們能夠安心學習，樂於就業。不可否認，這種太過完備的福利政策也使一些人滋長了懶散的作風。在歐盟國家，有很多不願工作的人就是靠“福利”生活的，但這些畢竟是少數。
這種適合A型人心態的製度，未必適用於O型人或B型人的心態。如果不考慮性格的因素而機械照搬的話，往往會因“水土不服”而得不償失。例如：美國政府通過降息手段，刺激經濟增長往往會導致理論上的效果得以實現；但中國銀行曾連續七次降低利率，甚至增加了利息稅，都不能有效遏製消費者的存款熱情（又曾連續數次提高利率，依然不能有效抑製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O型化國民和B型化國民在性格上的差異。簡單地說，O型人膽大自信，有冒險精神，降息會促進超前消費和負債消費，起到擴大內需的效果；B型人不愛冒險，比較知足，也就不願負債消費。而A型為主的國家，由於A型人對未來較悲觀，且生活作風節儉，同樣也不易受降息影響，日本長期以來的低利率政策始終不能擴大日本人的消費熱情就是由性格原因影響的。
A型化國家由於對人的因素比較關注，所以逐漸形成了“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表現為：產品設計要考慮到消費者的便利和審美要求；企業管理在不失原則的基礎上體現更多的人情味；一般實行終身雇傭製，企業主不輕易解雇員工；勞資雙方收入差距小；企業決策采用共同決定製，盡力滿足來自各方麵的要求；員工的主人翁責任感和自豪感明顯強烈。A型化國家強調對員工的勞動保護，工作環境世界一流。以德國為代表，它們有著發達國家中最長的假期，最短的工時，最高的工資和最好的保護。反映在人均壽命上：日本第一，瑞典第二。A型化國家的企業文化，必然會導致人們的階級意識淡薄，中產階級龐大，並有很強的民族凝聚力。
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傳統與現代有機融合
A型人保守、戀舊，也因此注重傳統。去過歐洲的人都會發現：那裏很少見美國、香港那樣的摩天大樓，相反卻能見到更多的中世紀風格的建築。如果不是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往來穿梭，我們也許會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感覺。時間仿佛在這裏凝滯了，而文明卻在悄悄地進行。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在這裏，在A型化的歐洲合二為一共存共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諧和統一。創新未必就要破壞，在哲學家的故鄉，德國人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哲學的真諦：發展是繼承的發展，否定是肯定的否定。A型化民族對傳統文化的眷戀，並沒有使他們倒退回野蠻、愚味的中世紀，反而使其以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事實上，遍及歐洲的中世紀的建築文化本身就是一部凝重的、永恒的曆史教材。對於喜好曆史的A型化民族而言，曆史就在他們的眼前，就在他們的生活之中。顯然，這種不太摩登的生存環境所形成的濃鬱的文化氛圍，反過來又會深深地影響和強化A型化民族的一些性格。
A型化國家對包括古樹在內的文物保護也很有特色，如果說中國的漢柏唐槐是以博物館的方式受到政策性的保護的話，那麼隨處可見的A型化民族國家的古樹始終都屹立於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它們四周很少出現防護性的鐵柵欄，顯然也不需要這樣的保護。在他們看來，那樣反而會疏遠人和樹木的感情。人們可以撫摸它們、親近它們，卻絕不會傷害它們。德國和日本的文物大多是依靠民間的力量來保護，而且很多文物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德國、日本具有幾百年曆史的城堡和木屋現在依然有老百姓居住，同時也因為人的居住才使得它們得到了更好的保護。實踐證明：這種保護模式比起我們“為保護而保護”的做法更自然也更有效。
人口的均衡分布，文化多樣性
此外，A型化民族人口上的平衡、合理的分布對環境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之更加舒適、幽雅和符合人性。盡管A型化民族的人口密度也很大，但由於分布均勻的緣故，反倒給人以“地廣人稀”的感覺，絲毫沒有擁擠的跡象。對於德國的人口分布，旅歐作家趙鑫珊曾作過這樣的描述：“在德國，即便是大城市，人口也不過50萬，像杜塞爾多夫、斯圖加特、不來梅……都是這樣的規模，非常符合人性，對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好處，很容易作生態布局。”“我非常喜歡德國城鄉的人口密度，一點也沒有人口爆炸的壓力感覺……”“一些大城市也不顯得擁擠，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田園城市。比如，漢堡（160萬），科隆（92萬）……就是在首都柏林，這個對德國和整個歐洲都影響深遠的文化名城，也隻有300萬人口。”
同時我們應該清楚：德國是歐洲除俄羅斯以外的第二人口大國，人口密度也僅次於荷蘭。領土麵積35萬平方公裏，卻養育著8000萬以上的人口。理論上，德國應該擁有至少一個8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像美國的紐約、法國的巴黎一樣。但由於國民性格的原因，德國的城市布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因為A型人保守、好靜、討厭吵鬧，大城市對他們的誘惑力顯然要小得多。加之A型人固有的戀土情結，他們更願意在自己的家鄉尋求發展。人才外流的情況在A型化民族當中是十分少見的，即使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也是如此。
久而久之，德國人就以地方為中心發展起了為數眾多的、布局合理的中小城市，並形成了帶有濃鬱地方色彩的多中心文化。在它們中間，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最有名氣的城市，原因是它們個個都有名。如果說到法國，我們很快會想到巴黎；可提到德國，單說一個柏林是缺乏代表性的，隨後人們很容易想到慕尼黑、法蘭克福、漢堡、波恩等一大堆曆史文化名城。同樣的原因，我們在德國也很難找到一個最有名氣的大學。
可見“整體水平高，城市間差距小”是A型化民族國家的一大特色。像O型化國家和B型化國家普遍存在的大城市發展過快、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A型化國家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A型比例相對德國較小的日本存在著像東京這樣上千萬人口的城市（形成這一特殊現象的原因是日本70%是山地，而適合生存的東京所處的關東平原寸土寸金，自然會吸引人口聚集，形成較高的人口密度，猶如麵積上偌大的四川人口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一樣），但市中心人口的分布卻要比其它同類大都市均勻和稀疏得多。顯然，人口和城市的均衡分布，為A型化民族國家經濟文化全麵和諧的發展奠定了有利的人文基礎。以德國為代表的城市化模式也體現了未來各國城市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