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中國北方地區本身B型化程度就很深，同樣在性格上具有類似遊牧民族的一些特征，如寬容、豁達、樂觀、靈活、開放、無差別待人傾向等，這些特征決定了中國人對征服者的排斥心態和敵對意識不是很強烈和持久，他們比較和善而且講究實際，時間一長就能與外族包括征服者捐棄前嫌、和平共處，甚至打成一片、融為一家。這樣一來，就客觀上造就了中國文明不易被外來文化破壞，從而表現出一脈相承、連綿不絕的特點。
中庸調和、和而不同與盛唐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國的文化之所以豐富多彩，就是建立在對外來文化兼容並蓄的基礎上的。兼容並蓄的寬容政策成為可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B型化民族開明的性格及中庸調和的思想。中國的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階段，而那個時期恰恰是中國曆代統治中最開明的時期，隻要不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地位，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各種觀點迥異的宗教。正是這種開明的政策創造了曆史上最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
但是什麼樣的人更容易開明呢？首先是性格上要寬容，其次是思維上的中庸調和，B型性格是比較寬容的，寬容導致開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B型性格的中庸調和又是如何導致中國唐代政策的開明的呢？我們知道中庸的思想一個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觀點不鮮明、立場不堅定，對個人而言這好像是個缺點，但對於一個族群而言，則是一個相對的優勢，因為觀點不鮮明意味著很多事情不是鐵板釘釘的，換句話說就不會在認識事物上絕對化。
立場不堅定也是如此，因為立場過於堅定往往意味著矛盾可能無法調和，可能導致殘酷的派係鬥爭，直至一方消滅另一方。但這樣一來必然導致文化專製與獨裁，失去文化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可能性。而中庸和立場不堅定通常會導致觀點上的調和，這種調和有利於化解文化矛盾實現求同存異，客觀上有助於形成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氛圍。中國之所以能產生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思想家正是得益於這種西方社會鮮有的中庸的觀念，中世紀的黑暗就是因為西方人缺乏中庸之道而導致神學觀點絕對化所致，一方麵是O型人固執己見，一方麵是A型人愛鑽牛角尖，他們都有可能而且事實上成為了神學的盲目信徒。儒教佛教道教在中國唐代能夠三教合流，印度的婆羅門教與佛教合流形成印度教很大程度上是B型化民族中庸調和的思想特點所致。
今天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前所未有的開放胸懷，也由此從西方文明世界獲益匪淺。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保持這樣的姿態，主張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不要盲目地排斥也不要盲目地接受，不單純隻接受技術，更要深層地更新觀念，那麼在一個需要巨人的時代就一定能夠再次產生巨人，中國人在學術領域再次引領世界潮流的日子將指日可待。
旁觀傾向、好熱鬧、隨大流與冒險文化的缺乏
與富於開拓進取的歐美人相比，中國人由於B型化程度較深的緣故，他們總體而言缺乏冒險精神，如冒險文化，像航海、探險、鬥牛始終沒有在這個民族當中發展起來。倒是符合老年人的娛樂，像鬥蟋蟀、鬥公雞、鬥狗等對自身構不成傷害的活動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普及，中國南方也有鬥牛，但那是牛與牛鬥，人隻是旁觀者。由於不願冒險而造成的參與意識的缺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東方特色的旁觀文化。就像我們所經常見到的，或是打架，或是事故，或刑場，都會出現為數眾多且毫不相幹的看熱鬧的圍觀者。而愛湊熱鬧本身又是種隨大流性格的表現形式，大家都在看熱鬧，所以我也去看一看。這種隨大流的性格傾向，決定了個性的事物或舉動很難在這片土地上發展起來，而作為個人（英雄）主義的產物，冒險文化當然很難在這裏找到生存的土壤。由於缺乏冒險精神，中國人曆史上幾次遠行都功敗垂成，如東漢時期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本來已經到達阿拉伯半島，但就是因為害怕海上風險而放棄了繼續前進。曆史上，我們聽說更多的是大秦等國的使者不遠千裏來中國訪問，幾乎沒有聽說唐宋以前有中國使者出使過同樣距離的異邦。缺乏冒險某種程度上也抑製了中國人的創新精神，因為有些科技實踐往往是需要冒險來檢驗的，比如諾貝爾發明現代意義的炸藥就曾被炸得眼前漆黑一片，這也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上千年裏始終沒有獲得質的突破的原因。
中國人不愛冒險的特質也反映在他們對皇權的忍耐和順從上，他們很少因為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奮起抗爭。如果有，也是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隻要能有飯吃，他們一般要比西方人對暴政具有更強大的忍耐力。他們的反抗或者說革命都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東方社會一經動亂往往會導致大半人口的消亡。西方國家由於O型人眾多，相對來說國民比較膽大，敢於冒險，所以曆史上經常存在為爭取公民權或其他人身權利而比較頻繁的鬥爭，使得社會壓力能夠每隔一段時間就及時釋放，各種矛盾也能夠及時暴露和引起統治階層關注，所以即使爆發革命對整個社會的傷害也要相對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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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比較流行跨文化管理，但跨文化管理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到底世界上大致可以分為幾大類管理模式。對於管理模式類別的劃分，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事不過三”，在我看來，“三”不僅代表最基本的多數，而且最能反映和概括世界的結構。
當今世界的企業管理模式同樣可以分為三種模式：即建立在製度和強者治理基礎上的英美模式，建立在人性管理和團隊協作基礎上的德日模式以及建立在人治和人情關係基礎上的中國模式。
泰勒製管理模式是英美最原始的一種管理模式，典型反映了O型人較為嚴厲和冷酷的一麵，雖然近幾年英美企業引入了不少德日民族的管理理念（以人為本、團隊精神）和管理方法（精益生產和零庫存），但英美企業中O型色彩仍舊非常濃厚，而且會長久保持下去。企業管理中O型色彩體現在：等級森嚴，強調硬性的服從和執行，經理與普通職員薪金差異較大，個人主義色彩濃厚，注重自我實現，團隊內部競爭氛圍濃厚，企業命運與CEO能力聯係緊密，屬於“強者治企”（有些類似於中國海爾）。同行業之間競爭大於合作，因競爭過度導致市場糾紛和企業訴訟案件頻發，企業獨占欲強導致反壟斷法盛行。
德日式管理的典型特點是追求完美和注重團隊精神，這和A型性格的特點是一致的，也是由這種性格決定的。“追求完美”直接導致了豐田公司的“零庫存”、全麵質量管理體係和產品零缺陷，同時也表現在產品外觀造型的和諧完美上，這從德國車、日本車引領世界汽車潮流可見一斑。團隊精神反映在企業管理中就是普遍采用了“共同決定製”，強調群策群力，員工與管理者之間地位較為平等，高管人員經常深入基層與員工一道解決實際問題，最高管理者與普通職員薪金差距遠較英美為小（參見《國家競爭力——創造財富的價值體係》）。另外，團隊精神也表現在同行業之間的合作上，合作大於競爭，能夠一致麵對外國競爭者，反壟斷法形同虛設。這也是德國、日本中小企業眾多、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式管理集中反映在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上，等級較為森嚴、團隊協作較差，要麼盛行強者獨裁，中層領導缺乏工作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而顯得較為僵化；要麼好人主義盛行，管理鬆散、混亂，人浮於事、推諉扯皮，官僚主義嚴重。“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不僅是中國社會的政治規律，而且也是中國企業的兩難抉擇。學英美的管理模式往往會造成僵硬、死板、缺乏活力；學德日管理模式，往往又會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缺乏協作與配合。
很多人將造成這種管理模式上的差異的原因歸結為文化背景的差異。其實，這隻是很表麵的原因。因為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用文化解釋文化顯然是不合邏輯和膚淺的，實際上，在文化的背後是血型性格——國民性格在起著主導性的作用，所謂文化這一模糊的概念不過是國民性格在精神層麵的表現形式而已。
如果我們將三大管理模式的典型國家與其自身民族的血型構成相對照的話，就會發現三大管理模式與三大血型民族是對應的，即英美模式對應O型化民族，德日模式對應A型化民族，中國模式對應B型化民族。換句話說，血型性格才是造成管理模式差異的主要原因，也是劃分三大管理模式的內在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