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個性色彩強烈的O型人一樣，美國文化也因45%以上的O型人（這種比例正因為拉丁裔人口的快速增長而日趨加大）的支撐而更具個性，更多帶有O型人性格色彩。因此，我們將美國人視作O型化民族中的傑出代表一點也不過分。但同時，我們還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美國人口當中，A型人的比例也達到了近40%，無疑A型性格對美國人性格的形成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平衡了O型比例過大可能出現的不利影響。受沉穩、保守、好靜、善思的A型化性格潛移默化，美國人的性格看起來比O型比例過高的熱情奔放的拉美人更沉穩、更保守、更守時、更愛思考、更有耐心。比起單純的O型性格，他們更具有貫徹始終的意誌，這更有利於將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從而形成改造外部世界的巨大力量。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美國人與墨西哥人（O型比例達60%以上）盡管都是歐洲人後裔，起步階段差距不大，在地理上僅一河之隔，卻創造了兩個貧富懸殊、文明程度迥異的世界。而美國與類似血型構成的加拿大相比，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方麵卻不存在這種巨大的反差。
個人（英雄）主義、崇尚權威、反抗權威與總統製的政治文化
在O型為主的美洲世界，由於具有相似的國民性格偏好，所以都選擇和經曆了類似美國的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體現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總統共和製，即使是那些更親近傳統歐洲而討厭美國的南美國家也是如此。實踐證明，總統共和製更適合美國人的國情和國民性格特點，更好地滿足了O型化族群的競爭意識、崇拜權威、權力意識、個人（英雄）主義及愛自我表現的心理需求。確切地說，總統共和製就是個人（英雄）主義在政治領域的最高實現形式。在像美國一樣實行總統共和製的O型化國家，總統不僅在任之時擁有巨大的權力，能夠在施政中滿足自我表現的願望，而且卸任之後依然享有名望，依然會像明星一樣受國人擁戴。這些特權和優遇在A型為主國家的首腦（一般是總理或首相）中是很難享有的，因為這些國家不崇尚個人（英雄）主義，更強調集體智慧和群策群力（瑞士的委員會製尤為典型），總理或首相很難獲得O型化國家總統那樣表現的機會。
雖然O型化族群有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一麵，但同時還有反抗權威的一麵。具有這種社會心理的美國社會既可讓總統大紅大紫，同時也能讓總統身敗名裂。因為在強調個人能力的總統製模式下，總統在工作或決策上的任何失誤都可能導致巨大的社會後果。因此，犯了錯誤也往往成為眾矢之的，受到質詢或彈劾甚至審判。在O型為主的美國社會，三大權力機關的鬥爭或許緩和過，但卻從未停止過，盡管鬥爭是冷酷的、激烈的，但同時也是積極的、有效的，三大權力機構之間的爭鬥在很大程度上防範了總統獨裁專斷可能導致的災難，同時有效地促進了總統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愛拚才會贏，善於表現、敢於表現與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
好萊塢電影文化之所以像可口可樂一樣風靡世界、有口皆碑，也是同O型人善於表現、樂於表現、勇於表現的外向性格分不開的。O型人的這種酷愛表現的特性，使得他們的演員能夠更加膽大、從容、自然、得體、大方地展示他們的藝術風格，另一方麵他們的肢體語言也遠比A型化民族和B型化民族豐富得多，這使他們的表演在手勢語言和口頭語言上一樣地豐富，進一步增強了演員的表達能力。由於在性格上能夠放得開，他們在扮演角色時更能夠“入戲”並和角色渾然一體。對劇情的表達也更加接近現實社會的真實。這就是美國人拍電影總給人真實感非常強烈的印象的緣故，當然也因此更能夠打動觀眾。在O型比例達40%以上的中國香港，電影風格也具有類似好萊塢的風格，所以同樣在亞洲取得了不菲的業績。
此外，O型人敢於冒險，做事大手大腳的習慣，也有助於電影業的大投資和大製作，表現出好萊塢電影的恢宏氣魄。當然，爭強好勝的性格及由此導致的競爭意識強烈，也是促成好萊塢電影業不斷創新和完善的巨大動力，也是美國電影文化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其實，美國人就是喜歡競爭，競爭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標誌。從NBA籃球賽到拳王爭霸；從股票交易所到拉斯維加斯賭城，競爭無處不在。競爭不僅是好萊塢電影充滿活力的源泉，也是整個O型化社會充滿活力的源泉。
團夥意識及對外的戒心與族群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共生
在美國文化當中，種族主義的色彩比較濃鬱。事實上，呈現一定程度的種族主義傾向也是美國文化有別於拉丁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它在美國社會是由來已久的，而且也將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繼續保持下去。從曆史上看，種族成分越混雜的地方，越不會產生種族主義，像四大文明古國和拉丁美洲；而種族成分越單一的地方，就越容易產生種族主義，像歐洲民族國家。
美國社會雖然是一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但由於不同族群之間種族意識比較強烈，種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依舊明顯，這種差異無異於一堵無形的隔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延緩了“拉丁美洲式”的進一步混血。美國社會仍舊是一個層次分明、秩序井然，歐洲北方白人後裔居主導地位的社會。種族意識強烈客觀上維護了人類種族的多樣性及在此基礎上文化的多樣性，而且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美國白人的民族性、自尊心和相應的心理素質，使他們能更好地發揮和擔當領頭羊的作用。而種族之間存在的差異和差距，客觀上也激發了不同種族之間“相互趕超”的競爭意識，從而推動了美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不過，美國的這種優勢也正在逐漸地喪失，隨著大量外來移民的湧入，尤其是拉丁裔人口的大量湧入，美國社會正朝著拉丁美洲的方向發展，照此下去美國社會可能要成為真正的民族大熔爐，美國現有的種族及文化優勢恐怕將會隨之失去。
與B型性格相聯係的中國文化
寬容、淡泊與同情心以及對佛教文化的選擇與傳承
中國的文化鮮明地體現了B型化國民性格的色彩。正是由於性格上的一致性，佛教文化才會發展於中國，影響到蒙古等B型人口廣布的地區。佛教文化所表現出的淡泊、和平、樂觀、忍耐、調和及無差別待人思想與出世（旁觀傾向）與B型人的性格是基本一致的，其他文化雖然有這些特征但在程度表現上差異大，相對更加入世並經常會染指政權，進取性和強製性及排斥其他文化傾向更強。而佛教文化相對來說，對其他文化排斥性最弱，最能包容，而且在傳播上也缺乏強製推行色彩，在形式上也靈活多樣，信者可做全職教徒也可做俗家弟子，在教規上也不是鐵板一塊，體現了相當的靈活性和具體問題具體看待。另外，佛教的旁觀傾向較強，一般不幹涉世俗、不染指政權，更多的是通過言傳身教等溫和的方式影響信眾。而且佛教偶像眾多，選擇餘地很大，本身也體現了包容的性格。另外，佛教提倡不殺生，不吃肉或少吃肉，也反映了B型性格淡泊、和平、樂觀、忍耐的一麵。正由於佛教文化包容性更強，所以在中國能實現與其他文化的和平共處，即使有矛盾和衝突往往也是其他文化率先發難的，此外佛教主張寬容，因此也不至於造成鬥爭不可收拾的局麵。
中國的佛、儒、道能夠和諧共處，以至三教合流；印度的婆羅門教與佛教合流，就體現了這種兼容並蓄的精神。
B型性格本身的寬容有助於佛教教義中的寬容價值觀的形成，反過來佛教的寬容精神又會影響並強化B型化族群寬容的性格。這種寬容的性格也表現在婚姻製度的選擇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曆史上都是實行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而在印度等一些B型化地區卻保留著一妻多夫的習俗，如果不是B型化民族的寬容、和平、淡泊（占有欲弱）傾向，我們很難想象偏偏在B型化的地區出現了如此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靈活善變、與時俱進，包容與被動的文化傳承性
中國人常常以自己的文化連綿不絕而引以為豪，但對自身文化傳統何以一脈相承、連綿不絕的原因卻莫衷一是。為什麼古巴比倫、古埃及甚至古羅馬的文化都因外族的征服而失去了原有的麵貌，唯獨中國（同樣也在曆史上持續不斷地受到強大的草原遊牧民族的入侵或征服）的文化卻從來沒有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或中斷？中國在世界曆史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既有地理環境上的原因，同時也與中國自身和入侵民族的血型構成有很大的關聯。在地理環境上由於山川阻隔，中國文明的發展能夠更好地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和獨立性。但這並不足以解釋同樣是蠻族的日耳曼人入主拉丁世界之後就中斷了羅馬文明的傳統，而偏偏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後其文化乃至民族自身卻最終都同化於漢文明之中了。
按照馬克思的解釋，落後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比他們先進得多的被征服者同化，這種觀點解釋中國社會曆史是基本行得通的。但要解釋歐洲曆史卻無法自圓其說——日耳曼人作為征服者中斷了比他們先進得多的羅馬文明。
以創造曆史的族群血型性格為線索，似乎可以更好地詮釋中國文明連綿不絕、一脈相承的獨特性。我們知道，中國北方自古以來B型人口比例就很大，而入侵並征服中國的遊牧民族常常也是B型化民族。B型性格所具有的包容、調和、靈活和豁達、開放、適應性，使得他們自己更容易接受新的觀念、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他們是與時俱進而不固執己見的人群，這就為他們很快地融合到所征服地區更先進的文明之中提供了性格上的可能。當然，他們自己的一些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保留了下來，並最終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並以開明的姿態改姓漢姓、改穿漢服、改說漢話，最終與更為先進的漢族融為一體，並永遠地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