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有企業實在是辦不下去了，拖垮了財政，把銀行也拖進去了，是一個黑窟窿，沒有辦法當時才進行放小、改製，當時為了國有企業能夠脫困，想出了一個理論叫”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造”，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一些競爭性領域中退出，然後把國有企業的職能定位在公共財政上，這一個俗稱”國退民進”。這個詞中央的文件沒有出現過，是媒體、民間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改組和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總結的一個簡稱。十五大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裏麵都有這樣的話，就是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性的戰略重組，適當地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這是國有企業在2000年前後改革的一個主流。
要分析國進民退的問題和國有企業改革，2003年是大家應該記住的年份，這是一個分水嶺。在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經過改革，比如說優化組合、下崗分流，大批的國有企業裁員。再一個就是把“企業辦社會”職能進行剝離，減輕企業的負擔。免掉企業債務，通過這樣的改革，再加上朱鎔基總理後期做了大量國債項目，這些國債項目基本上全部到了國有企業。在2002年，通過這樣的改革措施和當時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項目，國有企業挺過來了。
2003年發生過兩件大事，第一就是當時的經濟過熱、宏觀調控，當時的宏觀調控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常州的鐵本事件，鐵本的老總戴國芳就是那年被抓。當時鐵本的占地比上海寶鋼另外一個投資項目三期工程，占地要小，投資效益要好。但是關的是戴國芳，常州的民營企業家。而寶鋼的項目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戴國芳去年從監獄裏麵出來，記者去采訪他，他什麼都不能說。2003年的宏觀調控導致很多民營經濟被打壓，我當時在東南沿海走過，做過一些調研，這一輪宏觀調控，民營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傷。
2003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國資委。國資委成立之後，就提出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原來是放小，2003年以後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調是抓大。做大做強，一個標誌性事件是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資委的文件，《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這個指導意見裏麵明確提出，七大領域，國有經濟國有資本要絕對控製；另外九大領域，國有資本要有較強控製力。意思是這些領域，我們圍一個籬笆，我們在裏麵玩，你們出去在外麵玩。
這個不是玻璃關係，這是一個鋼鐵般的圍牆。這個文件出台之後，很多經濟家就批評這個，許小年當時連續寫文章批評這個，指出這是一個嚴重的倒退。實際上這個文件的級別比較低，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這麼重大的決定，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也是很不正常。恰恰是這樣的決定，由一個實質性的國務院的部委在操作，所以在實踐當中，把2005年出台的《關於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幹決定》就是“三十六條”，十五大及1999年《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都給架空了。
當時我們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十五大是民營經濟發展很重大的事件，就是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所有製基礎。但到了2006年，所有關於發展民營經濟發展多種所有製以及中央部署的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遇到了嚴重的問題。
國有企業用行政手段達到絕對控製力和較強控製力
怎麼達到絕對控製力？怎麼達到較強控製力？實際上用的是行政壟斷的手法。我們知道，壟斷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市場壟斷，像微軟通過競爭，通過它強大的技術優勢，最後形成市場的巨頭地位，即使是市場壟斷，各個市場化國家都是反對的，都是有《反壟斷法》來約束市場的壟斷行為，受到很嚴格的限製。
《反壟斷法》被一些市場經濟國家認為是市場經濟的“憲法”，市場經濟的靈魂和核心的要義是公平競爭。市場壟斷是在市場競爭當中慢慢形成這種壟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辦法規定，比如說進行分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