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什麼時候危機發生很難講？一般我們討論將來的時候都是這麼說的，也可以說將來的GDP數據，但不要說日子，你可以說日子，但不要說將來和經濟一塊說。
現場提問交流
在中國，提高GDP的官員容易被提升，而是不人均GDP
現場嘉賓：老師好，全球視野很多考慮是從新的角度，我非常願意你接受，希望你的結論是對的。我之後有兩個結構性的問題希望討論一下，實際也是一個數學分子和分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通過結構問題，剛才談到基尼消費水平增長比較慢，不支撐GDP的增長，可能認為這個結論是消費比較高。這個我倒覺得公共產品增長的速度，對GDP現在的貢獻很大。我們在80年代、90年代大部分經濟消費顯示在家家都在買電視機、買錄音機、買什麼對家庭消費。現在大量的是城市建設，公共產品的提供，汙水處理廠，4萬個億的投資，20個萬的拉動，大部分修鐵路、修地鐵，這個數字是相對、不是絕對下降，而是他的增長速度慢，這是一個分子的問題。
而印度的問題，我提一個分母的問題，因為我在一個企業當過一段董事。2006年我也去考察了一下，因為是隨著釋迦牟尼的足跡走了很多貧窮的地方。就是印度是不是一個分母的問題。您剛才說的所有問題，我覺得都是很對的，但是從統計方麵來講，如果分母縮小了，基本上是中產階級和富人階層來統計這個水平數據，它的增長也好，文明水平也好都會相當高，但是現在他有一個什麼問題？我國問過一個專家，印度到底是多少人口？他說我私下告訴你，早超過你們中國了。為什麼說超過了而統計不了，很多孩子連名字都沒有，也沒有名字，也不上學，也沒有戶口。不像中國，基諾族在西雙版納大深山裏頭，秦漢漢武那麼多年沒有發現，咱們解放軍給發現了，現在也給上了戶口。所以這個分母一小，可能有一些樣本就又不太一樣。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這裏有很多方法論的東西我覺得挺好，有沒有從經濟學的角度或者從社會的角度有一些新的指標。現在我很懷疑現在基尼係數。基尼係數可能咱們在世界上，70年代是最好的。我們沒有改革開放以前，這些數據有可能是世界最好的，還有GDP的問題是不是真正全麵反應我們的發展水平。實際上你一直在講可持續的問題，你談巴西等都在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現在加上綠色GDP、垃圾的問題，這些工具本身能不能全麵反應這些問題，希望將來有一個討論。
黃亞生：我反過來回答，先回答第三個問題，確實統計GDP的問題很大，最近報告就說不應該從傳統GDP的概念來衡量一個國家。對GDP的批評聲音是一直有的，就是怎麼能夠有一個替代物，找一個替代物是很難的。第二我認為研究中國經濟，即使忽略我們剛剛說的GDP的批判、預測等等，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我看有一個新加坡的學者來研究統計數據來看，說中國哪種官員最容易被提升？他公式右邊就有GDP，他發現很有意思。什麼樣的官員容易被提升？都不是人均GDP，就是GDP。就是說並不是在提高人均GDP的那些官員能夠被提升，這是過去10年的數據，如果你不被教育是能夠被提升的，如果不解決環境問題是提升，納入到正的係數裏麵隻有一個是GDP，而這個GDP還不是人均GDP。我過去認為是人均GDP，然後我就問你分母分子，我就問他你那個分母，他說用得是城市戶口，我說這裏麵有一個問題。如果用常住人口，就是外來工，很有可能下降的那些城市很可能提升的GDP就要高。如東莞戶口人口大概100萬，常住人口是800萬、900萬，他的人均GDP很可能下降，但是怎麼能得到提高。就是這種行政體製，鼓勵非常破壞經濟、破壞生態的行為。我覺得中國這個問題有您剛才講GDP本身的問題，在國際上都有這個問題，就是本身對GDP怎麼使用。印度我稍微有點不太同意，就是您剛才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