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從總的效率來看，而要看資本效率它可能比我們高一些，員工效率可能比我們低一些。而我們一般來看是要看整個效率，就是所有全要素的生產力。全要素的生產力，我隻能說我不知道。因為有時候很難比的，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說是公平和效率之間取舍的問題。現在我們看東亞國家，東亞國家在他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是有很有效率的，並沒有喪失公平。朝鮮在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有一段時間，他的基尼係數是在提高，而且提高從來沒有提高到中國現在的0.4以上，而他提高0.34-0.36，是這麼一個提高水平，而那時候政府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們修改了很多策略，最後這個又降下了。台灣地區是從事沒來提高的，日本從來沒有提高。這個很有意思，在中國有一個很強的觀念，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間它是一個取舍的關係。就是庫斯曼在50年代提出一個觀念，他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看了13個國家的數據，後來又做了很係統的研究。就是收集了很多國家的數據，都看不出這個關係來，看不出來一個國家非得要犧牲公平才能夠獲得效率，也看出一個國家非得要犧牲效率才能獲得公平。
恰恰現在某種意義上，從實證角度來講這個結論是相反的。就是你把公平這個問題，比如巴西，如果把公平問題解決好了，反而能夠促進你的效率，主要看你怎麼解決公平的問題。如果看政府強大的稅收，這種拆了東牆補西牆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通過政府的投資教育、投資衛生，如果國企像你說得那樣把錢拿來不是簡單提高他的收入，而是提高他的教育。我們在廣東省五個城市做了1500名農民工的調查，深圳、廣州、佛山、東莞和珠海，我們參觀了農民子弟工的學校，農民子弟工的學校都是私立學校，每一年的學年的學費是1500元左右，這是小學，政府在那裏一分錢也不拿。我可以說國有企業現在盈利什麼等等，我可以讚成這種。但是你這個盈利沒有去做整個社會的改善，社會的基礎的改善，我是反對的。我沒有看到中國在這方麵實行新加坡的政策，至少在這方麵我沒有看到特別的證據。國有企業要知道在2007年以前要分紅的，如果連紅都不分的話，怎麼完成它企業的社會職責。現在世界銀行建議一下，現在開始分紅了，至少我在中國調查沒有看到這個分析的結果。
再靠出口拉動中國經濟的可能性很低
現場提問3：後危機在中國到底構不構成？後危機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會以什麼一個曲線表現出來。
黃亞生：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為什麼政府要保八，可能頭4%是不真正創造經濟價值，後4%是創造經濟價值。比如創造農民工的收入，確實從我們交換研究上來看，金融危機對農民工是有打擊的，但是打擊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麼大。第二就是從2005年以後到2008年農民工的收入是有增長，而且這個增長是相當快。但是這裏麵有一個什麼問題？此時此刻中國的經濟基礎，我們以後可以問一個問題，就是你第一次漲工資是哪一年？95%的人回答，第一次漲工資是2005年，以前沒有漲工資。當然這是廣州的情況，我不知道在上海和北京怎麼樣？雖然2005年以後，2006-2008年有三年的10%、9%的增長，但是他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但是我這兒有一個數據，就是有十幾年沒什麼增加，現在增加的話對宏觀經濟影響是很小的。為什麼現在投資這麼大，對經濟影響很大的話？就是因為那個基數很低，他增長再快對宏觀影響也很大，這就轉成對危機的渠道。
我覺得中國理虧就是流動性帶動，現在中央銀行就是收緊貨幣之類的。我覺得房地產在這裏起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說房價走勢是怎麼樣。我感覺不好，因為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投資5%，然後消費率、收入、增長以及與投資增長慢很多。另外就是從中國今年、明年的外部環境來看，外部環境越來越顯著。美國肯定今年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年頭，它是一個政治年，大家要參加競選等等，你再靠出口拉動，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跟你講這麼一個例子，我到廣州的時候他們跟我講，廣州現在到武漢的高鐵收費500元太貴沒人坐，隻有中國才有這種事情。不是沒有人坐嗎？我把便宜的那些班次取消不就是了。我就把那些取消了，便宜的那些是100多，而貴是500元，而那取消了之後還是沒有人做。這裏的這種做法對中國經濟的威脅是很大的，很多農民工本來就是100元到武漢去做個小生意，賣個小商品，是因為內需。他到美國賣不了，你應該讓他到武漢去賣，人家100元的時候回報是10%-20%，而500元是絕對不坐這個車次。這創業家的損失是在統計數字裏麵看不出來，搞這種的情況，在我看來如果過去10年建了這麼多高速公路還可能對經濟增長有一些促進作用，以後再這麼建的話，如果再用這種壟斷的方式就是一個破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