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印度的私營企業大部分還都是家庭企業，家庭企業一般都不重視職業管理，而印度不知道為什麼雖然是家庭企業，從一開始就非常注意職業型的教育。所以我們畢業的畢業生到那兒去找工作很容易找工作。如果你把他所以這些管理的指標得分化，印度是領先於中國。也就是說所有剛才給你講這些大道理都在這兒，就是你去參觀印度，你眼睛能看到都是印度落後於中國。但是像這種指標、管理、金融體製等等，這些你眼睛看不到，而在於眼睛看不到的幾個方麵，某些方麵，中國是落後於印度的。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主要是看它的管理，主要是看它的生產力，主要看它有沒有創新。在這些方麵來看，我對印度是很有信心的。
主持人王輝耀博士：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請教一下黃亞生教授。
現場提問1：我是森林資源集團有限公司的CEO，我向黃亞生教授提一個問題。現在企業都在響應政府的號召走出去。走出去之後肯定要和印度企業有一些生意，就是講究合作。我想問，在國際生意中，印度商人的合作精神，契約履約的誠信程度，您能不能給咱描述一下？
黃亞生：因為我沒有到印度做過生意。我覺得印度是這樣的，它是兩極分化，好的企業非常好，差的企業非常差，我覺得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
現場嘉賓：誠信履約率有一個問題，世界有一個數據，我們中國人的國有企業基本上是50億，這個數字是從1979年一直到2008年的數字。而印度這個數據很低，這個數據是所有數據都在裏麵，是1點%多，而日本這個數據是71.9%，而美國是62.27%。所有國外的使用數據基本上是屬於各種性質的企業，隻有中國國內是屬於國有企業，這就是誠信履約率。這個誠信履約率，我們國家的合同基本上是經過登記的合同，而他們的合同是沒有經過登記的合同。這個數據大概得查一查，一個是世界銀行有這方麵的數據，就是誠信調查；二個有的國家有工商管理局，我們通過工商管理研究上的數據，這個數據隻是通過加減得出來。
從基尼係數來看，中國比印度更趨於拉美化
現場嘉賓：我是漁陽飯店的總經理，我請黃亞生教授給解釋一下。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一個團體的發展，有時候看公平有時候看效率，要麼就是公平，要麼就是效率。我覺得中國更講究效率，因為是集權政府，所以他在效率方麵走得比較強。而印度方麵，我個人覺得是有利於講究公平的社會發展。但是我個人通過對社會的觀察，中國人想走新加坡的道路，就是新加坡的模式。把國企做大，然後逐漸反饋給群眾，最近國進民退是不是有這麼一種趨勢？我感覺中國某種角度是一個南街村，它實際上把自己的國企做大，最後可能給普通民眾帶來一種立場的補償。我不知道黃教授對這個怎麼看？
黃亞生：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印是不是有公平的效率，從基尼的係數來講，印度的基尼係數是比中國高的，另外他這個基尼係數過去是我們研究這個變化不是很大，而中國的基尼係數確實在80年代還是不錯的，跟東亞經濟是差不多。到現在是更接近拉美國家，而印度變化是很小很小。所以從公平來講，我可以同意你，但他這後麵造成什麼原因？可能是政府的。就是簡單從公平的角度來講，我是同意印度這個國家更加公平。從效益來講就比較複雜了，他的投資比例占中國的一半，而他的投資增長已經達到了70%、80%，從這麼一個簡單的數據來看，他的這個基本效率是比我們高的。我很難想象中國的資本效益比印度高，因為中國有這麼大的規模投資。他有一個數據，叫每投入1元產出多少？而中國到了2009年是7和1的比，而印度可能是3，而美國是4，所以從純的資金使用效率上來講，印度是比我們高的。但確實從勞工的效率來講我們也很低的，因為整個政策的傾向性是要促進就業。比如他2004年還是2005年推行了一個全民就業的措施，就是全農業人口就業。隻要你是一個農業人，政府就給你保證就業權。從這個方麵來講，他的勞工效益是非常低，而且從這個口氣上來看也可以看出來，就是員工和員工報酬和生產力之間的係數是比中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