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到中國和印度方麵，中國經濟在我看來最大的挑戰，國內對這個問題也討論比較多，所以我中間說一組數據來說明。針對消費內需的下降，我們看一組數據。這個是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90年代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狀況，然後在2000年達到高點，現在一直在下降，現在大概是33%、34%這樣的比例。
這個是中國和美國，美國的曲線跟中國正好是相反的，他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是在上升，而我們是在下降。中間這個差就是奧巴馬等這些人來中國就要跟中國討論的問題，如貨幣、彙率、保護主義等等，就因裏麵有一個巨大的差。他們希望中國的消費能夠增加，美國的消費能夠下降把這個減少。
這是中國巴西、南非的比，這是巴西和南非，這是中國有非常大的差距。這個是中國和印度，一會兒我會再講這個問題。
全世界有一種觀念，認為中國的消費低是因為中國人的儲蓄率高，中國人為什麼儲蓄率高？因為我們是孔夫子的後代，是儒家文化等等，這些看法是非常成問題的。首先看中國的消費率到了2000年達到高峰，然後一直往下降。除非認為中國人2000年以後變得更加儒家，更加孔夫子化了。但我們在外麵看的話都是相反的，中國人越來越不傳統化，好多傳統的文化都已經在消失，顯然是從文化價值上是不能解釋時間上的變化。因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另外其他東亞國家也是孔夫子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人家也是孔夫子，但是人家的消費率要比我們消費率高出20%個百分點。
因為一說到文化，就好像跟我們的政策沒關係，跟我們的經濟體製沒關係，這主要怪孔老二，怪孔子，說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非常錯誤，而且也解脫了政府的責任，政府就說是因為文化，不是因為我們政策造成的。這個是中國和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
中國去年的統計數據很不錯，官方的數據也好，叫社會零售增長了15%，遠遠超過GDP的增長，所以有一個問題確實中國有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是不是就得到了解決？我覺得這個能夠看到15%的增長率，應該我們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的數據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中國公布數據的時候，它經常不公布這個數據的定義，這個我覺得是挺要命的。國外經濟學家研究中國帶來了很多的困難，要看中國社會零售的定義，為什麼叫社會？這個詞不是簡簡單單的隨便叫，它有一個具體定義。中國的社會零售數據裏麵包括家庭消費和機構消費，機構消費是政府和企業，所以即使你真正增長了15%，你也要問你自己，在15%增長裏多大程度是家庭消費造成的，多大程度是消費機構造成的。
至少你應該問你這麼一個問題，然後你才能夠做出一個中國是不是走出消費低穀的一個判斷。因為一般來講，我們認為一個國家是消費驅動還是不是消費驅動？我們指得不是政府去消費，是指家庭去消費。因為政府消費他怎麼消費？他消費錢還是從家庭來，他得去抽稅，抽完稅已經才能消費。所以從政府的消費來講，它是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隻有家庭消費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增長。因為政府不公布這些具體的比例，所以我沒法跟大家講到底是哪個更重要，但是我去做了這方麵的研究。
中國統計局每年對中國的家庭會做一個收支調查，收支調查裏麵就會問今天花多少錢，什麼零售多少等等。然後你就從那個統計局做調查的數據跟官方零售統計的數據作為比較。因為那一部分肯定是家庭的，而官方公布的數據一部分是家庭，一部分是機構的，兩個部分比較理解那個差就是機構的。
給我的數據不是特別全，隻能到2007年，我隻能跟大家講這麼一種情況。也就是說在80年代的時候，機構消費差不多是占整個零售消費的10%，到了2007年報告大概是2000年左右達到高峰，是超過了25%，增長了兩倍多。
這個也很有意思，90年代的時候，中國政府在公布這個數據的時候，它不公布哪些是機構消費，哪些是家庭消費。但是80年代還是公布了，所以我用我的這個方法論跟80年代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進行比較，兩個基本上是吻合，所以我是比較相信我這個方法論的，也就是說這個估算在我看來還是比較準確的。
到2009年我沒有數據，因為沒有這麼快能夠拿到這個數據，我認為這個數據是在增高，而不是減少，當然這是一個假設，沒有特別多的根據。可能諸位比我更了解這方麵的情況。如果僅僅是靠機構消費，特別是政府消費，我覺得中國經濟走出消費的低穀的狀況還要有很多年，光靠機構消費是絕對不能以我們的經濟增長成為一種消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