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的狀況人所共知，無需再來饒舌。好在有網絡，同一事件，可以多方比對。去偽存真，披沙揀金，尋覓言外之意，過去幾十年，早已習慣。相對而言，西方媒體比較多元化，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正說反說，仙話鬼話，雜卉生樹，各憑取舍。
在報社，每天的工作，包括深入接觸西方媒體，報紙，周刊，電視，通訊社，凡是重大事件，盡量搜羅不同來源的報道，希望能為中文讀者提供客觀、公正、全麵的報道。大多數時候，這是可以做到的。美國媒體發達，報道翔實而深入，正因為這樣，媒體在民眾心中的地位，達到近乎神一般的絕對、唯一和正確的地步。媒體不僅代替了民眾的眼和耳，而且代替了他們的大腦。思考和判斷，這種人人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漸漸地，由於媒體的便利而喪失了。那麼，一旦媒體幾十年如一日，將他們（背後的財團、政治機構、利益集團、黨派、族裔集團，當然，還有無所不在的政府）的偏見、歪曲、有意誤導和片麵報道灌輸到民眾頭腦裏，錯誤便變成了鐵的事實，偏見就變成了他們以為的公正，一個國家就這樣被徹底洗腦了，民眾在某些問題上便成了不折不扣的白癡，而這種白癡的民意反過來將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作為謀取一國之私利、一國之霸權、一國對於他國在各種堂皇的名義下赤裸裸的掠奪的借口。
我讀近代的史書和筆記，讀乾隆時代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隨員斯丹東的中國行紀，看到的是清朝大員對西方世界的無知和自大。汪康年的《莊諧選錄》中記載了兩位朝廷大員的妙語。其中一位上疏說，據他分析，這些年紛紛在中國鬧事、索求無度的西方諸夷，根本沒有那麼多國家，他們都是一個國家的化名，好比一個人領救濟糧，先以張三的名義領一次，轉一圈回來，再用李四的名義領一次。皇上不妨當麵揭穿他們的詭計，他們以後就不敢了。另一位受命出使英國，行前告別諸友，哀痛萬分。他說，今後一年半載，他恐怕要日日住在船上了，因為英國這個國家，據他看來，顯然是沒有國土的，國人以船為家，滿世界亂漂。
一個國家對外界的認知淺陋到如此地步，後果不想而可知。一八四○年以來的羞恥和屈辱，不是突如其來，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
曆史總是在重演，以不同的麵目，不同的方式。現在，是美國人不願意、不屑或沒有興趣去了解外麵的世界，尤其是中國了。
香港九七回歸後不久，一個朋友到南方某州，一個白人紳士聽說他是中國人，非常真誠地對他說：恭喜啊，你們中國終於獲得獨立了！
是的，我相信美國人民，西方人民，本質上都是善良的。但是人民總是太容易被蒙蔽，被愚弄，被作為工具利用。十字軍東征的殘暴，近代殖民者對亞洲、南美和非洲的掠奪和屠殺，美國當年的獵巫和私刑，也是借民眾之手來實行的。“二戰”後的半個世紀，美國成功地在民眾心中建立了一個信念：隻有我們是民主之國，隻有我們的人民才享受著富裕的生活和言論的自由。既然如此，我們的政府和媒體之所言，就是真相，就是事實，他人之言，隻有與我們相符的，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謊言，就是宣傳，就是捏造。這麼多年來，美國人就是這樣堅信不疑的。
美國不是沒有清醒的人，不是沒有真正了解中國的人，問題是，那些專家們，為了本國的政治利益，不會把真相公之於眾，就像他們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在和中國的屢次衝突中所做的那樣。而民間的友好人士，他們的言論很少得到重視，他們沒有話語權。
正像二十多年前在大學英語課本中讀到的那則出自美國作家之手的寓言所講的，是的，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民眾的聲音通過金喇叭而得以表達，哪邊的聲音高，就是多數人意見之所認同。但是，誰買得起金喇叭從而能吹出自己的聲音呢？當然是那些擁有金錢和權力的人。
五
書讀得漸深，事情回想得漸多，發現很多事是經不起推敲的。
就拿千裏馬和伯樂這件事來說吧。韓愈感歎，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還有兩句詩，記不起作者了，也很好：“世上豈無千裏馬，人間難得九方皋。”假如馬群中果然有一匹千裏馬，恰巧又被伯樂或九方皋看見了，那匹馬的命運將如何呢？
它可能像韓愈所說的，從此不用混雜在普通馬的群體中，拉鹽車，負重，瘦骨嶙峋，淚眼模糊。它會被洗刷幹淨，吃最好的草料，臥最舒服的馬棚，鞍韉嵌金鑲玉，籠頭纏絲錯銀。然後呢，在伯樂或九方皋向君王誇耀一番後，在君王向臣下和來賓誇耀一番後，這匹馬是一輩子豢養在禦廄供人瞻仰，還是不斷被牽出去，供人跨坐，田獵或征戰？結果總不出這幾種吧。這難道就是馬的理想，一匹世上罕有的千裏馬的自我實現？
如果讓莊子和列子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這仍然是屈辱和摧殘。一匹千裏馬，和普通的馬一樣，它的幸福是自由奔馳在草原上。
伯樂是知音的近義詞。我們就來說說知音。
知音的掌故當然是關於子期和伯牙的。伯牙鼓琴，隻有子期聽得出其中的命意，於是峨峨兮高山，洋洋乎流水，傳為佳話。但在《列子》書中，有一段故事是這樣講的：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為“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誌！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哉？”
假如我是伯牙，鍾子期這樣的知音，偶然一遇是可以的，朝夕相處，恐怕不輕鬆。他什麼都知道，我有什麼可以隱藏，我有何處可逃？伯牙的讚歎，有讚有歎。他知道了子期洞徹他人肺腑的本事，以後怎麼能盡情盡興地彈奏？
一個人真可以把內心世界完全袒露給他人嗎？一個人敢於或願意讓他人窺見自己心靈最深處的東西嗎？
我覺得不可能，至少，很難很難。
所謂可以逃避的地方，就是不肯讓人輕易可以窺視的地方。
大學以後，再也沒有讀過惠特曼的詩了。但惠特曼的詩在心中烙印太深，幾十年不讀，印象彌新。惠特曼曾經留下的本來就不多的美好感覺，如今想來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美國的詩人中，有兩位極為霸道。一個是惠特曼，一個是龐德，艾茲拉·龐德。他們兩位的詩，語氣都一味霸道，不容人懷疑，更不容人反駁。他們有自己的理念，他們覺得這理念是好的，是真理（天哪，為什麼他們這些人都相信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呢），因此自信，自傲，自得。龐德洋洋得意地展示自己的信念，你也可以說他炫耀，但他不強迫別人順從他，跟隨他，他希望你真正理解他，理解什麼是好的。如此而已。但惠特曼不然。惠特曼的霸道是強權政治，因為他認為自己正確，他是唯一的路，是正義的化身，他要引導你。惠特曼不像龐德，是作為一個有理想的個人在歌唱，惠特曼覺得他是一種力量的代表，他代表了新大陸，代表了一個新興的、散發著蓬勃生機的國家。在惠特曼那裏，他把個人和一個叫“民主”的帝國結合在一起。
龐德有學問，有教養。他的霸道限於文字的意義。他不越出這個界限。惠特曼是一個粗魯的人，一個牛仔，一個流浪漢。他不文雅，沒有禮貌。我承認他的天才，他也有力量，他甚至不無睿智。但這都不能掩蓋他的專橫。即使他確是推行所謂民主和自由，他也是用“火與劍”來推行的。
我常常懷疑，惠特曼如此熱情地歌唱民主和自由，他是真的看到了民主和自由的希望，還是他壓根兒就沒有搞清楚，什麼是民主和自由？
反觀龐德，事情也許簡單得多。龐德不高尚，不一定正確，但他真誠。在他晚年，在精神病院裏，占據了他的心的，還是他服膺了一生的格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惠特曼何曾親炙過這樣的思想？何曾知道什麼是大同？什麼是至善！
六
讀錢穆的《國史大綱》，感慨良多。其中論南北朝史的部分，則不獨感慨，更是深為感動。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長達三百年的亂世，一個大分裂的時代。中華文化有幾次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此其一也。若論殺戮之慘酷，破壞之嚴重，持續之長久，後世再無其例。但這又是中國曆史上在黑暗中孕育著絕大希望的時代，是我華夏民族以巨大犧牲的代價，化異為同，為自身納入新鮮血液，從而邁向更偉大的繁榮的時代。晉室南渡，世族大姓紛紛過江，中國文化的重心從黃河流域遷移到長江流域，魏晉玄學，南北朝文學，幾乎都與北方無涉。我們自小熟知的曆史，大致就是這樣的。錢穆教會了我們用一種眼光重新審視這一段曆史，教我們重新認識北方。
先講大勢。錢穆先生是這樣說的：
以五胡與東晉相比，五胡不如東晉。以南朝與北朝相比，北朝勝於南朝。
晉室東遷，衣冠盛族相率渡江，其留北方者力量薄弱，不足以轉世運，而諸胡受漢化之熏陶尚淺，故其時南勝於北。南渡人物，皆魏晉清流，自身本多缺點，曆久彌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運不如東晉。
漢族留北者，經動亂艱苦之磨礪，而精神轉新轉健。諸胡亦受漢化較久較熟，能與北方士大夫合作，政治教化皆漸上軌道，故北朝世運勝於五胡。
錢穆先生說，門第為當時世運之支撐點，也是中華文化賴以傳承的基礎。但南北方之漢族門第，演化卻向著相反的方向：
在南方，積久優越舒服的生活，消磨了他們自爭生存的機能。“故胡人蜂起，則引身而避；權臣篡竊，則改麵而事。既不能戮力恢複中原，又不能維持小朝廷的綱紀。”“自經侯景之亂，而貴族門第澌滅殆盡。”
在北方，漢族士族的境遇完全不同。“南方士族處於順境，心理上無所忌憚，其家庭組織之演進，趨於分裂而為小家庭製。北方士族處於艱苦境況下，心理上時有戒防，時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組織之演進，趨於團結而為大家庭製。”
錢穆舉例：《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河北薛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河東汾陰之薛安都，族眾三千餘家。在這種情形下，“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權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則幾成民族意識上之團結一致。當時異族視之，亦儼如一敵國，不敢輕侮”。
在生活上，南方奢侈，北方恭儉；在處世態度上，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願再經心世務，清談成風，北方士族處異族統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驅攘，隻有隱忍合作，勉立功業以圖存全，故相尚為經術政務。“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齊、周，曆代王室對士族逐步加以重視和援用，北方士族終於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勢力，而開隋唐之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