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遷都，詔令門第選舉，欲借漢族之門第製度來保護鮮卑貴族的政治地位，全麵漢化，改漢姓，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通婚。門品既重，漢族士族的地位逐漸穩固。
錢穆幾乎是以詩的筆調來為南北朝史如旭日東升的終局畫下句號：
“他們已然經曆長時期的驚風駭浪，現在居然能夠苦撐穩渡，慢慢見岸。中國文化，賴藉這些門第的扶護保養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視南方士族遠為艱苦，而他們所盡的職責，亦較南方士族遠為偉大。
“要之，門第在當時，不啻如亂流中島嶼散列，黑夜中燈炬閃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擴斯文，斯皆當時門第之功。固不當僅以變相之封建勢力，虛無之莊老清談，作為褊狹之抨擊。”
《國史大綱》成書於一九三九年“暴寇肆虐，空襲相隨”的年代，那又是一個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關頭。錢先生說，
“自念萬裏逃生，無所靖獻，複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我們因此不難理解，一部嚴肅的曆史著作，為何如此充滿激情，像一部交響曲，低抑時天地慘淡，萬木肅殺，高昂時疾風洪波，感奮人心。隻有一個自覺地將個人與整個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孜孜一生，求其發揚光大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情懷。
七
有些詩，是一讀便終生難忘的，比如王安石的《虎圖》。其中有句：
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
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
這是何等的氣概！當年王安石和歐陽修、梅聖俞等一幹詩壇俊傑，分就虎圖題詠。王安石詩先成，眾人讀罷，盡皆袖手。
如今說北宋的詩人，推蘇軾和王安石為首，大概沒多少異議吧。歐陽修是史學大師，詩詞文都好，單論詩作，不得不讓蘇王一頭。作為文壇盟主，歐陽修激賞的兩位後起之秀，正是王安石和蘇東坡。歐陽修在贈王安石的詩中寫道：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安石答詩：
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意思的高遠暫且不說，就這兩聯的句法，後世詩人怕也是輕易不敢仿效的。王安石佩服孟子和韓愈，他那首題為《孟子》的絕句，很多人朝夕誦詠，以為寂寞時的安慰：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篇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如此胸襟和抱負，我們讀賈島、孟郊，讀姚合、方幹，讀宋末的四靈，哪裏讀得出一絲一毫。大作家自有大作家的氣度和風韻，一舉手一投足，光芒自現，不勞俗人置喙。試看李白的一句“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誰陳”，杜甫的一句“獨立蒼茫自詠詩”，韓愈的“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無知之輩所能想象萬一的？
王安石和蘇軾分屬兩個政治陣營，卻能惺惺相惜，這是最讓人寬慰的一件事。蘇軾豁達，王安石莊正剛愎而有仁者之風。蘇軾雖在當時屢遭迫害，後世卻不曾有人誤解他，誹謗他。王安石則因為變法飽受攻訐，人品、性格都被肆意歪曲，連帶所及，詩也被低估。
蘇軾是一壺酒，王安石是一杯茶。或者反過來說，王安石是一壺酒，蘇軾是一杯茶。茶酒非一物，慰情可同珍。以前，我已經講過東坡，現在，我也可以講講荊公了。
王安石和他景仰的韓愈一樣，膚色都黑。韓愈身子胖，脾氣急，怕熱。王安石則從容得多。黑，有什麼呢？王安石學著孔子的口氣說：“天生黑與予，澡豆其如予何？”是不是有點東坡的幽默？
宋代因為理學的興起，婦女地位一落千丈。讀無數道學家和假道學家的“家訓”或“規範”，隻覺得惡心。他們對婦女做種種嚴苛的要求，卻不先想想自己應當怎麼做。待人寬而律己嚴，本是做人最起碼的態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之所欲，也不能強加到他人身上。王安石對待婦女，態度難得的寬容，此中雖有時代因素，但也可看出他的性情。《東軒筆錄》記載了這樣兩件事：
王荊公之次子名，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妻日相鬥哄，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娶魏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讚揚荊公在婦女貞節問題和再嫁一事上的通達，“這件事情在後來一般禮教的人家，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這話不錯，但還沒說到正點子上。兒子精神不太正常，日與妻子鬥鬧。荊公同情兒媳無辜，毅然決定讓她離婚。又擔心她因離婚蒙受惡名，以後生活無著落，還替她另外找好丈夫嫁過去。第二件事說明荊公雖然寬厚，但也不是無原則的。他的門生侯叔獻死後，妻子魏氏生活不檢點，荊公為了叔獻的名聲，將魏氏逐回娘家。
安石自奉甚簡，做大事不遺餘力，能下死功夫，有魄力，敢擔承，生活小節至為隨便。他吃飯的故事，見於朱弁的《曲洧舊聞》：
及為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嚐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複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這樣的故事是很溫馨的，溫馨之後，還有強烈的力量，催人奮發。其感覺，就像每次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聽到第三樂章一樣。
人不怕寂寞，不怕被隔絕，不怕孤立，不怕因不附和俗流而被冷漠。孟子說，雖千萬人吾往矣。曹操說，諸君北麵，我自西向。王安石說：
眾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
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
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
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葉夢得說，王安石壯年“以意氣自許”，有話直說，咄咄逼人，後廣讀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總結得真漂亮。但葉夢得覺得王安石詩早年的直率、不含蓄是個缺點，我則不以為然。一個人，一生的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精神氣度，表現在詩文中，發為不同的風格，呈現不同的美。偉大的作家總是豐富深廣的。以意氣自許，我喜歡；深婉不迫，我同樣喜歡。
“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這是秀麗的王安石。
“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這是明快的王安石。
“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這是風流蘊藉的王安石。
“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這是雍容淡定的王安石。
荊公的七言絕句中，最愛這首《午枕》：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揚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為這首詩，我若是當年的蘇軾，也會拍著他的肩膀讚歎：好一個野狐精啊！
八
從離開北京的那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不管生活怎麼改變，不管有多少理由需要改變自己去適應新的生活，有些東西是不能變的。除了環境，時間也像仇敵一樣啃齧著我們，消磨著我們。但有些東西是永遠不能變的。
真正靜下來想一想時，總是發現自己還停留在十幾歲意氣風發的年代，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地看向現在。我看到了風霜和衰老，看到了堅定和愚蠢，看到了曾讓人氣惱之極的冥頑不化。眉眼依稀，哀樂依稀。我沒有感到陌生。在紛紜的世務中，慢騰騰拖著步子走遠的，確實還是原來的自己。西方的文學理論家最愛講自我身份的發現和認同，那經常是一部史詩般的巨著的主題。但對中國人而言，這從來就不是問題。我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身份困惑過，我們知道自己是誰，知道所來和所向，知道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我們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而且從不迷失方向。
盡管如此，人世的威脅和誘惑還是太多。迫於威脅，溺於誘惑，造成的轉變也許是細微的，它變成習慣，一種很少自覺的東西，很難引起警惕的東西，最終造成某種喪失。
這正是我在過去的日子一直擔心的，某種喪失。從年輕時候一路走來，我們不會增進什麼，我們是在不斷地喪失。我們拚命學習和思考，就是要彌補那些不可避免的喪失，最起碼的，也要減緩喪失。我做的很多事，今天看起來缺乏實際意義，因為那純是對喪失的反抗，為了“在塵劫紛紜中，仍有力量，以最初的姿態幸存”。
沒有過度的喪失，我們就永遠是自己。不求獲得，但求堅守。身份，本質，姿態，感覺，全都是與生俱來，何需外物來幫助我們肯定或確認？
不久前，我把去年寫的一些十四行詩寄給未曾謀麵的朋友看。我在信中寫道，這些詩既是一時衝動的產物，又是多年沉思的結果。唯這衝動是如此強烈，故一發而不可收，百泉噴湧，如彙大河。唯這沉思是如此積久，故其意婉轉曲折，一唱三歎，期有餘音。寫時人隨意走，隻求痛快，無暇計其好壞。有人說，內容是挺豐富的，但展露的技巧太少。嗚呼，技巧是用來展露的嗎？
我說，年輕的時候，初學寫詩，出入諸家，百般模擬，對於技巧的窺探，可謂無遠弗屆。雖然各人囿於天分和環境，所得不同。大概的門徑，總是略知一二的。但經年悠悠，到現在這個年紀，我已經不把技巧當回事了。就像我們在蘇軾和王安石身上看到的，詩，是他們血脈中的東西，有，就一切皆備，沒有，就一片荒蕪。
在該完成的已經完成之後，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
錢穆在《國史大綱》的扉頁寫道：
凡讀本書者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和敬意；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曆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以往曆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當信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2008 年4 月25—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