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一間宿舍的三人（另外一位不是做編導的），一位分配到國際部，另一位到專題部“祖國各地”欄目。我最羨慕
“祖國各地”，能時常出差，全國各地跑。而我，陰錯陽差，被分到少兒部。內部分配名單公布時，我像被打了一悶棍。你看，同樣從一所大學畢業的，怎麼一分，就天差地別呢。難怪範縝會這樣回答蕭子良“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的問題：“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有自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有自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我那時初出校門，滿腹豪氣，覺得萬事俱備，隻待大展宏圖。少兒文學，少兒電影，少兒電視節目啊，都是女士們的本色行當，丈夫不為。
假如一開始就被分到別的部門，一個我喜歡的部門，做旅遊節目，做文藝節目，做人物專訪，我可能死心塌地，一頭紮進電視裏，成為一個業務專精的優秀編導。再假如，如果不是遇到那麼一個專橫霸道、外號“更年期”的部門領導，也許我會逐漸愛上少兒節目，那麼，我同樣會是一個優秀的電視製作人。工作幾年後，我找到機會，說動國際部的一位負責人，調我去“外國文藝”，一個我非常喜愛、對它充滿熱情的欄目。我去請示人事處，他們說，隻要一方願收，一方肯放，台內調動，沒有問題。結果，女上司不僅不放人，還對我大發雷霆，認為這是“不安心工作”，從此不再把我視為“業務骨幹”。
假如這次本該毫無懸念的調動成功了，我肯定還在電視台。時間將把我培養成一個精通西方繪畫和音樂的老編導，閑時在報上發表些知識性的隨筆雜感。我的生活將無憂無慮，住在北京的好區，張弛有度地上班，能弄到最緊俏的古典音樂演出門票，也許我還會發展出新的愛好，成為某些小餐館小咖啡館和私人書店的常客。
假如……
可以說，假如不是少兒部的錯配，我不會在萬念俱灰之後想到出國。雖然80年代說出國要多時髦有多時髦，但在我眼裏，它不值得什麼。我走，是因為我憋壞了。
在那之前，已經有過幾次走的念頭：
去杭州做節目，在西湖邊上住了很久，足跡踏遍名勝古跡，對陌生的杭州無端生起親近之感。親近，依仗的不過是書上讀過的蘇軾、白居易、張岱乃至西泠印社和蘇小小，由此可見我不切實際的天真。這個念頭，立即被關心我的前輩同事打消了。又想過滿足父母的意願，回河南老家。聯係了單位，利用假期去實地訪問。北京機關的風氣相對而言是大度而開朗的，在食堂遇見台長，叫一聲老王也就可以了。本部門的領導，也無非老張、小徐。但下麵不然。主任是一定要被畢恭畢敬地稱“主任”的，科長自然是科長，不管在哪裏。甚至一個幹事，也不能直呼其名，必須叫“某幹事”。我走過幾個辦公室，頓時被等級森嚴的氣氛嚇壞了，當即打消念頭，走人。
深圳初設電視台，來北京招人，我也去報了名。但後來杳無音信。我的條件還屬不錯的，為什麼落空。我猜想，也許信件到本部門，被扣了。
再以後，準備考北大的研究生，學國際法，出國。複習了幾個月，卻因為生活中一個微小的變故，鬥誌全無，主動撤兵。
再以後，參加去安徽的中央講師團，換個環境。這是唯一成功的一次行動，它給了我一生中最自由快樂的一年時光。
經過大學五年，畢業後的幾年，閱讀漸深，我開始有一種想法。我覺得，文化這東西，假如我們確實想做點事——具體到我自己，就是寫作——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通：打通古今，打通中西。以此為基礎，蓋樓，蓋亭台池閣，或者一間小房子。就像我在後來一本書的自序裏所說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熱愛自己的文化，不以傳統為束縛，而視之為無盡寶藏，從中得到精神的快樂。一句話，傳統對於熱愛它而又熟悉它的人來說，是精神的歸宿，是一種自由。那麼，身在這一傳統中，一個人所能有的抱負，就是置身其中，如細流歸海，最終成為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