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告訴他L的事，他歎息。說他自己已經戒煙了，我大笑，不信。又說了些張學良吃喝嫖賭抽活一百的話。不過內心裏，深以這老煙鬼能迷途知返為慰。
“現在才知道，他當時得肺癌已六年了。妻子是早離了，兒子也帶走了。這十幾年他一直是孤身一人，帶著不治之症。
“沒地兒吃飯，說的也是實話。
“阿廖實際上是個有雄心的人，不像我從根兒上不可救藥。畢業時他報名去新疆，沒去成，不知何故。大四的時候他天天趴在上鋪寫小說，寫評論，有時候會忍不住拿給我們看，我們看了陰笑。
“畢業的時候他很嚴肅地跟我說，勤勞一點，不要這麼懶，說他有我百分之一的聰明就好了。我說，我都是小聰明，屁用沒有。這是我們之間空前絕後的一次嚴肅談話。
“回福建後，他也曾意氣風發，老婆據說是福建文壇第一美女，端的才貌雙全。每月準時給我寄福建文學和港台文學，我報之以大眾電影，每次都把鳴字最後那一橫，拉得巨長。”
此後幾天，我在網上搜一鳴的消息，搜出他同事的一篇悼念長文，對他大學畢業後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作了相當完整的勾畫。
大學時我和一鳴住隔壁，來往不是很多。他大我三歲。我們年級非應屆高中畢業的人不多，一鳴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他愛小說，自己也勤寫。我們讀的，幾乎全是現當代的西方小說。他對胡安·魯爾福極為欣賞，認為幾萬字的《佩德羅·巴拉莫》，頂得上很多幾十萬字的長篇。另外一件事是，某年假期回福州，他在火車上邂逅了一位女孩，一見鍾情，窮追不舍，迅速確定關係。是一位又漂亮又純真的女孩。一鳴對此頗為得意，不止一次地誇說：“阿廖遇到了好姑娘！”
但逢開心，便自稱阿廖，後來我們也跟著稱他阿廖。雖然他比我們年紀都大，這種時候，倒是很小孩子氣的。
畢業後很久，在海外的《今天》雜誌上忽然讀到一鳴的一組詩，發在頭條，絕對驚豔。其時我也熱衷於寫詩，第一次給《聯合文學》投稿，一發即中，自我感覺不錯。讀了一鳴的詩，頓感惶愧：我寫得太膚淺，太蕪雜，而他，寫得太好了。
一鳴生活中的兩件大事，愛情與詩，現在我知道了結果：
一鳴婚後，育有一子，孩子還小的時候，離了婚。棄他而去的，就是當年那位火車上“純潔的”“好姑娘”。漂亮女人從來不乏追捧者，一鳴的性子過於單純和冷靜，對於物質生活，又不太上心。再講下去，又要落於俗套了，然而生活中就是這無數的俗套，把一切異類的、高揚遠舉的、同代人嗤之以鼻後世卻可能引發感歎的品質都蕩滌一盡。
一鳴在1996年出了他唯一的詩集，《更高的玫瑰》。出版後，“無任何反響”。我在百度窮搜，得不到任何結果。《福建文學》登過他幾首詩，還有他為詩集寫的自序，這就是全部。
一鳴在文學雜誌二十多年，他有一切條件推銷自己，或結黨聚眾，互相標榜，然而竟甘於被冷落，而且是徹底的冷落，直到死去。
一方麵是文化事業的空前繁榮，一方麵是幾十年人力強樹的文化偶像全都轟然倒塌。一方麵是憤世者哀歎時無英雄，一方麵是一個又一個一鳴默默無聞地死去，被遺忘。據說雜誌社的同仁將為一鳴的小說結集，但願這一次不再是“毫無反響”——但願歸但願，事實恐怕還是如此。
四十歲以後，我會變得更老，更孤單；
還會左右搖擺；在外部的壓力下。
還會談到那些被貶低的事物，譬如土撥鼠，
它們在龐大的夜裏朝光打洞。
我還會戀愛；還會被人揭發；
某些時候還會兩手空空，
猶如那些仍在進化的物種，
最終要獲得一種穩定的立場
：更客觀，更少說話，
離周圍的一切既近又遠，就像一個瞎子
，隻能看見黑暗的物質，
隻能讓時間的水浪把我甜蜜地殺死。
——廖一鳴客觀立場
周末的雨天，跑出去喝咖啡。一連兩杯，一杯加糖太多，一杯加糖太少，沒喝出什麼意思。加糖太少的，不是嫌不夠甜，而是味道不上不下，覺得尷尬，反而不如不加。去的時候，雨很小。離開之際，下大了。因為心神恍惚，懶得打傘。從書店門外經過，居然記得看了一眼擺在門外簷下的特價書，五元兩本的。三聯版的《奧尼爾集》，最後的一套還在。一開始有三套，猶豫了一下，沒買，因為和我手頭另外一本《奧尼爾戲劇選》重複太多，而且收得不全。幾天後，特意去細翻一遍，仍舊沒買。我喜歡的美國作家不多，奧尼爾算是其中之一，喜歡他古典的莊嚴。但三度擦身而過，不肯再結因緣。這第三次，或是因為那兩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