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雍正對曆史發展的影響，不言而喻功績大於過失。
他的曆史地位，如果再放在帝王群中作一比較，也許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曆史上，商湯、周武王、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漢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神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清聖祖、清高宗等帝王，或削除混亂，統一中國；或內政修明，社會經濟發展；或加強民族聯係，開拓、鞏固邊疆；或兼而有之。他們對於中國曆史的發展，各自施予了不同程度的有益的影響，是傑出的或比較傑出的帝王。雍正的改革弊政，鞏固邊疆，給曆史留下良好的印記，堪與這些君主相媲美，應當是這個行列的當之無愧的成員。
還要看到，那些帝王多半是開國和守成之君，即王朝的第一二代，他們處在前一王朝的末期，社會矛盾尖銳，給予他們施展才能的良好機會。這些帝王中屬於朝代中間的不多，隻有漢武帝、唐玄宗、宋神宗、清高宗等人。這些帝王當政之時，祖宗成法具在，要想有所作為，必須衝破祖製的束縛，守舊勢力的阻撓，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又自有其特殊的困難。雍正是這些人中的一員，更應當肯定他的貢獻的難能可貴。
總之，雍正勇於革新，解決或試圖解決曆久相沿的弊政，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成吏治的相對澄清，造成國力的強盛和國家政局的安定，促進多民族國家的鞏固，所以說他是奮發有為的、對曆史發展作出貢獻的君主，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曆史人物。
政治清明
雍正統治時期的政治比較清明，局部調整了主佃關係、農民與國家關係，國家統一、穩定，從而允許生產力有緩慢發展的可能。這個時期，開直隸營田，廣西墾田，興修寧夏水渠，興建江浙海塘，防治黃河，調湖廣老農入川教墾，北方老農到華南教種雜糧，江浙老農至直隸教種水稻。雲南采銅由年產八九十萬斤，增到四百多萬斤。農業和手工業都有所提高。
雍正時期的政策與生產力的發展，同前接的康熙朝、承續的乾隆朝頗多一致。
在農業方麵都注意興修水利，鼓勵墾荒，改革賦役。康熙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把丁銀額固定，為雍正實行攤丁入糧創造條件。手工業者的匠班銀，康熙時將浙江、湖北、山東等省的攤入田畝征收，雍正間又把江蘇、福建的攤入田糧。乾隆三年（1738），通令全國實行。清朝政府不斷宣布普遍捐免錢糧，康熙五十年宣布，在三年內輪免全國各省錢糧，計三千八百餘萬兩，雍正蠲免江蘇逋欠一千二百餘萬兩，乾隆間又屢行普免政策。蠲免錢糧，得實惠的是有田人。佃戶則仍要照原租額向地主納租，康熙感到不公平，於是四十九年（1710）規定，以後凡遇豁除錢糧，按數分攤，其中七成歸地主，三成歸佃戶，即佃戶可以據此少向地主交租。雍正八年（1730）定例，在江浙兩省重賦區蠲免時，若全免，佃戶原納租一石，則減一鬥五升，若免五分，每一石減七升五合。乾隆即位後，延用其祖其父的成規。
清朝開國時期，建立蒙古八旗，實行皇室與蒙古王公聯姻的政策，又崇信喇嘛教，作為聯絡蒙、藏等少數民族的一種工具。這些政策在康、雍、乾三朝都實行了。
康熙同沙俄殖民主義者作鬥爭，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境；雍正與俄國締結《恰克圖條約》，確定中俄中段疆界。康熙警惕西方傳教士的侵略活動，不許教會幹涉中國內政，雍正則將傳教士驅逐到澳門。康熙在同傳教士接觸中，注意吸收科學文化知識，這一點上雍正遜於其父一籌；康熙末年禁止商民往南洋貿易，雍正中開廣東、福建洋禁，乾隆又比老子勝一著。
在關於農民和農業生產、民族、對外關係等國家主要政策方麵，康、雍、乾三代一脈相承。這種一貫性，應在評價雍正朝的曆史地位時充分注意。康熙、乾隆兩朝的曆史地位已為相當多的人所認同，即所謂“康乾盛世”。在這兩個功業素著的帝王之間，雍正朝的時間盡管不及前、後兩朝的九分之一，卻是不可忽視的。康熙後期的弊政，若不是經過雍正朝的大力整飭，大清王朝可能會較快地衰落，而雍正朝一係列行之久遠的政策，又為乾隆朝興旺發達和清朝長遠統治創造條件。乾隆中河南巡撫阿思哈說：“聖祖仁皇帝涵濡煦育六十餘年，久道化成；世宗憲皇帝整綱飭紀，通變宜民，凡閶閻疾苦，靡不周知；我皇上纘承三聖，善繼善述……”對三者關係及雍正除舊布新的評論比較中肯。近年日本學者佐伯富說：“諺雲，王朝基礎多奠定於第三代，雍正皇帝正為清入關後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數十年之基盤，即為其所奠定”。《雍正帝及其密折製度研究》一書的作者楊啟樵認為：“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早衰亡”。他們從對清朝全部曆史的影響，高度評價了雍正的曆史活動，就清朝在全國的統治而言，順、康兩朝是創立期，雍正朝兼有鞏固和開拓之功，乾隆朝則達到鼎盛。康、雍、乾順序發展，成果遞增。當人們講到康乾盛世時，應當包括對雍正朝地位的肯定。
縱觀大清王朝的整個曆史，它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是否可以認為，入關以前是開國時期，順、康、雍以及乾隆前二十三年為前期，乾隆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為中期，下餘的時期為後期。這裏需要說明前期的劃分，把它的下限定在乾隆二十三年的原因，除上述康、雍、乾基本政策相同，互相補台，推動社會發展外，充分考慮了解決準噶爾人問題的重要性。乾隆二十三年徹底消滅準噶爾人中的分裂勢力，確立對北疆的統治。事情的意義遠不止此。準噶爾人的勢力，在清朝前期，除控製新疆之外，一度達到西藏、青海、喀爾喀蒙古，以及甘肅和寧夏的一部分，掌握喇嘛教，進窺內蒙古，分裂分子、野心家噶爾丹妄圖把戰火從邊疆擴大到華北地區。他的騷擾，對清朝政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噶爾丹謀圖進攻喀爾喀時，太皇太後孝莊文皇後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病死，康熙對她非常敬重，然而因形勢緊張，據朝鮮人記載說“秘不發喪”，可見蒙古事態的嚴重。次年，康熙派索額圖與俄國談判邊界問題，指示他：尼布楚等地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之於俄羅斯”。然而代表團前往談判地點的路上，因噶爾丹進擾喀爾喀而不能前進，隻得返回。第二年再去談判，清朝把尼布楚之地讓給俄國，以便達成協議，這一改變顯然是因噶爾丹的問題。三藩之亂，一度占據南中國以至川陝部分地區，形勢險惡，康熙也隻是命將出征，而對噶爾丹則三次親征，直至消滅其勢力而作罷。迨後策妄阿拉布坦作亂，康熙大約也考慮過親征，隻因已是六十多歲的老翁而未能成行。雍正於西北兩路用兵前，特與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行跪抱禮，雖有張皇其事之嫌，實亦係極端重視這件事。他急於和俄國訂立《恰克圖條約》，同康熙一樣，含有阻止沙俄殖民主義者勾結準噶爾分裂勢力的意思。準噶爾的問題，影響到清朝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清朝政府隻有妥善解決它，才能最終鞏固北方、西北、西南邊疆，堅持實行以喇嘛教製馭蒙古人及利用蒙古人協助其統治漢人的政策。所以，清朝處理準噶爾問題具有劃分清史發展階段界標的意義。如果這樣的劃分意見能夠成立，雍正朝則屬於清朝前期的曆史階段。
在這一階段，雍正除舊布新，政治比較清明，國力較為強盛，為大清王朝持續前進發展創造條件。
適應時代
雍正曆史功績多寡，取決於他個人的因素和他所外的時代。他的時代舞台允許他有多大的活動場麵，要求他作怎樣的表演，這是必須考察的。但是如何認識那個時代呢？從雍正的作為來進行分析，也不失為一種研究方法。統觀清朝前期，包括雍正朝以及雍正本人的一些活動在內，來看雍正所處的時代。
第一，農民抗租抗賦及爭取永佃權的鬥爭。
康熙年間撰修的《無錫縣誌》說該地“佃田者不輸租，寄籍者不輸糧，積以成習”。抗租、抗糧，這是清代農民鬥爭的重要內容。
農民抗租采取了多種形式，以暴動最為激烈，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西雩都佃農邱蘭秀、陳萬餘等以“除賦捐租”為號召，率眾圍攻田主趙唐伯莊，不久聚眾千餘人同前來鎮壓的清軍對抗。抗租內容多種多樣，有的拒不交租，像康熙四十六年（1707）無錫農民在過胡子領導下進行“租米不還籽粒”的鬥爭。有的反對兩季租，如前雍正八年崇明佃農抗租運動。有的反對大鬥收租，如康熙中福建上杭農民製定標準鬥斛，不許地主私用大鬥。有的以次等糧食交租，如江南、江西農民專門種植產量高、分量重而出米量少的稻子交租，把它叫做“瞞官稻”、“芒穀”。
滿清統治時期農民鬥爭的另一項內容是爭取永佃權。康熙五十二年，江西興國縣佃農在李鼎三領導下，組織會館，反對地主退佃、轉佃。與此同時，石城吳萬乾也為爭取永佃權舉行了暴動，這種永佃權的要求，同清朝流行起來的押租製相聯係，地主為防止農民抗租，出租土地時先收押金，這樣農民“買田承種”，從而擁有田麵權和永佃權。而這兩種權力，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地主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使它的土地所有權不完整了。這是農民為土地而奮鬥的結果。
明、清兩朝交替之際，長江中下遊的奴仆群起暴動，反對人身奴役，要求“鏟主仆貴賤貧富而平之”。清朝前期，賤民繼續鬥爭。
清朝前期，農民隱匿人口，逃避賦役，隱瞞田地，拖欠錢糧。
清代前期農民（包括賤民）鬥爭，觸及到封建土地所有製和人身依附關係，而不滿和反對地租、賦稅剝削最為突出，清朝政府的賦役改革，正是為消弭農民的這種反抗鬥爭。
私人地主也采取措施，變動與佃農的關係。鴉片戰爭前的清代，貨幣地租在不同土地類別的官田、義田和民田上，在不同經營類型的糧田和經濟作物田上都出現了，國家、地主集體和個人都采用了，它呈現出某種發展趨勢，是實物租向貨幣租進行某種程度的轉化。貨幣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後形態和解體形態，在這種形態下，地主對農民的控製比在實物租下有所削弱，這也是生產關係的一種變革。
第二，封建吏治的痼疾及其不可改變性。
捐粟拜爵，秦漢已興，曆代相沿，然至明朝始定出捐納事例，到清代則盛行起來。康熙十三年（1674），以對吳三桂用兵的軍費需要，始開捐納之門。以後清朝政府屢以用兵開捐，乾隆以後，捐官、捐監，已成為清朝政府一項固定收入。捐納，使有錢的人通過捐銀、捐米得到官職，在職官吏可以升遷，降職、革職官吏可以恢複原職，所以它是一種賣官製度，是一種敗製。
封建科舉製度，沿襲到清代，百弊叢生。康熙再次以理學為官方哲學，科舉用八股文，從“四書”、“五經”命題，這是用僵死的官僚式文體把知識分子的思想限製在腐朽的理學之內，培養出來的大多是庸才和奴才。加之科考舞弊已不可救藥，有真才實學者往往不能中式。入仕者本以科舉為敲門磚，從政後貪贓枉法，結黨營私，敗壞吏治。科舉的這些弊病，明代已經如此，清朝死守不變，到了滅亡前夕才被迫將它廢除，可見滿清政府態度的頑固了。
衡量吏治的好壞，官吏的清廉與否是一種重要的標誌。康熙時有一些所謂清官，如張伯行、趙申喬諸人，其實他們並非一塵不染，隻是少征耗羨。其時官貪吏蝕，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吏治相當敗壞。耗羨提解，變私收為官征，遏製官吏的狂征濫斂，但是私征是不合法的加派，官收雖減少了數量，仍然是加派，並且使它成為合法的。火耗提解限製官吏貪贓隻能行於一時，後來貪汙不可遏製，在耗羨之外再增耗羨，形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惡濁局麵。這種現實說明雍正的挽救政策隻能有暫時的一定程度的效果，更嚴重的是官吏的營私舞弊，竟有利用雍正比較得人心的政策的，如在獎勵墾荒中虛報頃畝，進行增賦，以此撈取政治資本。好政策則被貪官用去辦壞事，這種官僚製度的腐敗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境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