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皇權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我國統一的封建主義皇權，自秦始皇奠定基礎，以後逐漸強化，至雍正時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清初沿明之舊，實行內閣製度，但內閣製在其明中葉的極盛時代，大學士也沒有任免官吏的權力，無法達到往昔宰相地位，況且清初別有八旗貴族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協助皇帝決定軍國重事，分散了內閣的權力，同時也侵奪了皇權。康熙皇帝設立南書房，用親信文人參議政事，以抵製議政王大臣會議，加強皇權。雍正統治時期則創立軍機處，向軍機大臣麵授旨意，由他們草擬成正式文件，發給有關衙門和官吏。雍正還把康熙朝已出現的密折製度化，令官員用奏折報告政見、建議、施政情況和私人事務，他以朱批的形式給以指示，這樣進行的政治，是皇帝意誌的體現。雍正通過密折製和軍機處總領天下庶務，等於取消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議決權，內閣的批答權，進一步削弱了“相權”。封建皇權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以後再沒有發展了。
這種皇權的加強是在明末清初先進思想家猛烈抨擊君主獨裁之後出現的，更應引起注意。康熙初，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痛斥君主已成為天下之大害，他說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社會不得安寧就是因為有國君。黃宗羲對君主製的理論基礎君權神授論、君主製的核心君為臣綱、君主製的法製“一家之法”，都作了一些批評，他特別提出限製君權的某些設想，主張提高相權，廣泛吸收士人參加政治活動。與黃宗羲同時，唐甄著《潛書》，也把矛頭指向集權的君主，宣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們揭露了君主專製的黑暗與罪惡，主張削弱皇權，改善專製統治。他們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要求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康熙、雍正置社會輿論於不顧，沿著加強皇權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達到封建專製統治的頂峰。皇權的加強，在一定條件下，對國家統一、政治清明不無某種意義，但是它維護衰落中的封建製度，強化對人民的統治，扼殺新生事物的反動作用，則是主要的。
第四，頑固阻撓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明代中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清初持續著，康熙中期起出現發展的趨勢，在太湖地區的絲棉織業，雲南銅冶業，景德鎮製磁業，江寧、廣州的絲織業，川、陝，鄂三省山區的冶鐵業、造紙業，蘇州的小五金行業、製燭業，都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其中以蘇鬆的絲棉織業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在這裏，“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機戶備置機器和原料，是初期資產者；機匠受雇於機戶，領取工錢，是被剝削的生產者，雙方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雛形。康熙年間，蘇州出現大包買商，開設賬房，擁有大量的資金、原料和織機，“散放經絲，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在染踹業中，布商將布匹交踹坊壓光，踹坊由包頭開設，踹匠按件領取工錢。包買商將資本投入紡織業的生產過程中，是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包買商本身就成為初期資產者。蘇鬆紡織業從業人員很多，康熙年間蘇州的踹匠萬餘人，雍正中約有兩萬人，這是有相當規模的行業了。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以新的社會因素向封建的大一統挑戰：它以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雇傭關係衝擊封建的租佃關係和雇傭關係；以較多的商品刺激地主，促進它的轉化，使之一部分向經營地主發展，一部分變為更腐朽的城居地主；它同官府矛盾，反對殘酷的封建剝削與壓迫；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衝擊封建的自然經濟，一句話，它衝擊和分解著封建製度。
清朝政府阻撓、破壞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其目的無疑是為了維護封建製度。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下地租重，吸引著商業資本，“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依然支配著人們的行動，經商致富者大多購置土地，而成為包買商的還是少數。地租重，農民購買力極低，使手工作坊的生產品市場不易擴大，自然經濟不易打破，手工作坊的生產難於迅速發展。清政府堅持重農抑末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樣惡劣。雍正不止一次講，“四民士為首，農次之，工商為下”。這是封建統治者傳統的觀念和政策，並沒有新的內容，但這種重申，是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情況下，為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清政府采取了許多重農抑末的措施，它禁止開礦，因為礦冶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來自四方的人聚居一處，政府又擔心工匠鬧事，更怕廠礦倒閉，工匠成為遊民，破壞它的社會秩序，雍正堅持實行禁止開礦政策，所反複講解的就是這些理由。清代采銅業是冶煉業中惟一得到官方允許發展的行業，這是因為鑄造製錢需用銅做原料的原因。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即在雲南開發銅礦，雍正對此也網開一麵，允許商民開采。但是清政府又與商人爭利，在銅冶業中實行“官督商辦”政策，商人生產的銅滿足政府需要，剩餘的才能自行出賣；它又實行“預發工本，收買餘銅”的辦法，低價強買銅斤，往往造成場商的賠本，使得銅業生產不能穩定。
資本主義萌芽內部，工匠與場主對立，清朝政府支持場方，用封建統治的野蠻手段壓迫工匠，鎮壓踹匠的“齊行增價”鬥爭，機匠的“罷工”鬥爭。清政府的這種幹預，使封建主義的因素滲透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關係中，破壞著它的成長。
所有這些都說明清代前期封建製度和地主階級的地位，農民的反抗鬥爭觸及到封建生產關係的各個領域，這是他們覺醒和力量壯大的表現，也是他們對立麵地主階級力量削弱的表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與緩慢發展，打破了封建的一統天下，自然是它的衰落的征兆。皇權的極度發展，官僚機器的腐敗，說明封建製的上層建築已經沒有什麼發展餘地，日益成為社會機體的贅瘤。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在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個製度正在衰老著，它的主人地主階級沒落著，它沒有什麼生機了，但是它還沒有走到盡頭，它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還可以作局部的調整，資本主義萌芽遠沒有茁壯成長。因而也沒有形成足以代替地主階級統治的社會力量。所以說這個時代是封建製的衰落時期，或者說是晚期，這是孕育封建製掘墓人的時代，它不是末世，不是所謂“天崩地解”的時代，即不是封建製的瓦解時期。如果不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純粹的封建製還將有一個較長的時期。
既然如此，時代也就允許和要求封建人物沿著封建製實行改革，去發展它，維護它，延長它的壽命，不過這種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受到極大的限製罷了。因此，像康熙和雍正這樣比較傑出的帝王的出現，是當時社會條件允許的和需要的。
還有一種社會因素影響雍正的行政，這就是那時滿族的狀況。從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女真諸部到順治統一全國，是滿族的興起時期，康熙時代處於滿族的發展期。作為新興民族，具有奮進精神，它的統治全國，政治就比明朝末年清明得多。而到了雍正時期，它已逐漸走向衰落，進取精神大不如前，但仍有保留，在下述幾方麵體現得還是比較明顯的：
重視少數民族問題，經營邊疆，鞏固祖國領土。中國曆史上比較大的少數民族王朝，都對鞏固邊疆作出貢獻，而元朝、清朝尤為突出。造成它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統治民族處於發展期的因素很重要。滿族原居於邊疆，建立全國政權後，遭到人口眾多的漢族反對，它為鞏固統治，必須保持自己的發祥地，還需要提高個別少數民族以協助其進行統治，所以康熙、雍正都大力經營邊疆，並取得良好的效果。
皇帝勤於政事。清朝在興起和統一過程中，皇子馳騁疆場，以建立功業為尊榮，引導貴胄奮興向上。統一後，對皇子教育正規化，使之學習滿漢文和各種知識，練習騎射。康熙率諸皇子隨侍南巡、秋獮，參予一些軍政事務，訓練了他們的從政能力。如此這般培養出來的皇帝都比較勤奮精明。康熙和雍正宵旰勤政，每日接見臣工，處理朝政。康熙愛遊獵，然而不廢政事。雍正實行奏折製，理政不怠，在封建帝王中，難有出其右者，所以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鄭天挺師說雍正是“好皇帝”。他們的分析都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把明代中後期的君主與清朝一比，相差甚遠，明太子出閣就傅如同兒戲，皇帝或昏庸，或荒淫，不理朝政，造成宦官專擅的黑暗局麵。清朝遷都北京，設內管領處，代替明朝的宦官職事，順治後期設立內官十三衙門，康熙初年即行裁撤，建立內務府負責宮中事務，從而杜絕宦官專權。清朝前期皇帝的振作，是滿族發展時代的精神體現。
封建社會晚期與滿族發展期相結合，要求和允許雍正在一定範圍內實行改革，做出他的貢獻。嚴重的階級鬥爭和激烈的政治鬥爭，向雍正提出如何維護以滿族為主體的地主階級統治的問題，也使他產生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感。他秉賦這時滿族還具有的向上精神，痛恨社會積弊，力求使清朝政權從康熙後期的儲位之爭和朋黨之爭中解脫出來，他實行改革，經過劇烈的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澄清吏治，局部調整農民與政府、與地主的關係，是在封建製晚期所允許的範圍內實現的，他的改革在許多方麵失敗了，這是他的時代和階級地位決定他不可能做得更多。雍正所以能成為比較傑出的帝王，就是他適應時代的要求和在可能的條件下，作出了應有的努力。
除此之外，雍正本人的因素也影響著他的政治。
雍正自幼聰明好學，具有綜理政務的才智；雍正具有剛毅的性格，但又性情急躁，殘忍無情；雍正具有政治抱負，決心實行改革；雍正的思想和性格，產生了他雷厲風行的作風。雍正的理想、才能、性格和作風，同當時的社會條件相結合，產生他的政治，具體表現可以歸納為：
認識時勢，決定改革政治的內容和範圍。康熙晚年政事廢弛，雍正早就看在眼裏，正確認為那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決心加以整治革新。如官吏濫征火耗，侵吞錢糧，康熙睜一眼閉一眼，以示寬大，更怕承擔肯定加派的惡名，拒絕臣下將耗羨部分歸公的建議。雍正從務實考慮，不避加派之名，才能實行賦役改革。雍正基於他對形勢的認識，改革的麵相當廣。
辦事雷厲風行，加快改革的速度。雍正勤政，使事情進展較快，如清理積欠令下之後，立即見效，庫存情況有所好轉。再如實行改土歸流政策，雍正為統一事權和加快速度，將原屬四川的一些地方劃歸雲南，又把廣西從兩廣總督轄下改歸雲貴總督管理，雍正又不秩提拔改土歸流中有功的哈元生、張廣泗等人，進一步推進這項改革措施。土司製有數百年的曆史，明朝也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實行過改流，但雍正在短時間所做到的要多得多。
政治思想的狀況，決定改革的深度。雍正對主佃矛盾看得比較嚴重，認為隻有壓抑不法紳衿的權力，才有利於穩定農村秩序，故而加強對紳衿的管理，改定有關主佃關係的法令。他除豁山陝樂戶、紹興惰民、寧國世仆、徽州伴當、廣東旦戶、常熟丐戶、教坊司樂戶等賤籍，允許他們改業從良，為他們的解放解除了法律的禁令。這些賤民的沉淪都有數百年的曆史，前代有的帝王隻在極小範圍內對它們作過一些釋免，而雍正則大刀闊斧地進行，表明他富有政治氣魄，敢於革除數百年積弊的勇敢。因而在某些方麵，他的改革比他的前輩深刻。由此可見，雍正的確是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