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紛出
民國初年，漢人喜談滿清皇室的曆史，一時間野史紛出，其中有許多是涉及雍正的，如燕北老人撰《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蔡東藩作《清史演義》，柴萼著《梵天廬叢錄》，孫劍秋作《呂四娘演義》，《血滴子》等。這些書對雍正一生，從出生到死亡，以及性格、為人、政事都有評介，其中多屬偽造曆史，荒誕不經。
野史中關於雍正的父親，《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中稱康熙一日見衛某之妾，愛之，召入宮，六月而生雍正，故雲“世宗實衛家兒矣”。該書又說：“胤稹之母，先私於（年）羹堯，入宮八月，而生世宗”。這就使讀者糊塗了，雍正究為衛家兒，抑或年家兒耶？這不是自我反噬嗎？要人們相信哪一個說法呢！衛某為何許人，燕北老人說其妾入侍康熙以後，被召為禦前侍衛，則其係無名下人，無法考證其為雍正生父。至於年羹堯，“當撫川時，年未三十”。他出任四川巡撫是在康熙四十八年，可知他應該生在康熙十八年以後，而雍正則生於十七年，後出世的卻成了先到人間的人的生父，世間哪有如此怪誕的事！
柴萼說雍正做皇子時販賣絲綢到蘇州，住在青浦巨盜黃魚大王金子良家，登基後將金子良捕獲，因有一飯之恩而釋之。雍正平生隻有一次跟隨康熙南巡到過蘇杭，而且是以公開身份去的，他不可能以貝勒、親王身份親自做買賣去鬆江青浦，因而也不會與巨盜交遊。不過這種傳言，可能是根據他派人到江浙貿易而編造的。據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於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派遣喀恰浦到中國定海經商，喀恰浦將貨物準備就緒之時，他感到了麻煩，因為“皇帝的次子派商人從北京來此，授權與彼令與英人貿易，並要求地方官員給英人以便利，該商人甫方到達，另一受皇帝第四子委派的賦有同樣使令的商人接踵而至。他們雖然各有自己的打算，但連成一氣，以致我們以前的商人深感畏懼，而不敢出麵交易”。當時的皇太子胤礽和貝勒胤禛分別派人到定海，與英國人做生意。雍正本人沒有去經商，但屬下人幹了，因而產生他江浙販賣的傳言。
世間傳說雍正在皇子時與江湖俠客接交。燕北老人說：雍正為康熙所不喜，飄流江湖，與劍客力士遊，結兄弟十三人，長者為和尚，他們武藝絕倫，又研製出“血滴子”殺人利器。這些說法中，把雍正描繪成精通武術的人，這與他的實際狀況不相符合。雍正把他的武藝與其父康熙作過比較，說“皇考神武天授，挽強貫劄之能超越千古，眾蒙古見之，無不驚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皇考矣”。他並不認為自己武術高明。他自己沒有獨立進行過秋獮，也沒有表現過這種才能。他之所以被同劍客、武藝聯係起來，大約是因為他在皇子時就同和尚接近的關係，還有則是為虛構他的繼位和死亡同俠客有關的需要。
至於雍正的即位，燕北老人又提出了三種說法，一是其生父衛某把康熙傳位十四子的遺詔的十字改為於字；二是他自己進宮竊遺詔，將十四子的十字更易為第字；三是他把十字改作於字。改十字為於字，是雍正在世時就有的傳說，燕北老人把這曆久相沿的傳說及由此而衍化的其他改詔說，一古腦兒取來，這是用傳聞異說以媚讀者，並非抱著傳留信史的態度澄清雍正即位的疑案。
以上出現關於雍正的種種傳說，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情理，均非實錄。然而之所以出現這些秘聞，也有其他的原因。
辛亥革命，本以反滿作號召，如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為宗旨，推翻清朝後，為鞏固成果，亦須繼續排滿。因此，民國初年關於清史的著述接連出現，研討清朝的得失。就中，人們痛斥清朝殘暴統治和腐敗無能，又以漢人的尊夏攘夷觀念痛詆清朝皇室，於是什麼太後下嫁、順治出家等疑案相繼被大肆渲染。關於雍正的種種不德的說法，也不是完全為他一人而發，其實是醜化清室的需要。把對雍正的傳說置於這種背景中考察，則較易明了它的真偽。
上述這些故事的作者，雖有嚴肅者，但專為迎合小市民心理者不乏其人，以為人們愛聽宮中趣事，有皇帝時人們不敢談論他們，及至帝製取消了，可以無所顧忌了，於是大講特講。然而宮闈之事本極秘密，難於得其真、得其詳，於是靠傳聞，傳的人多了，越傳離事實越遠，以至有的作者自逞臆構之能，將故事越編越圓法。即如燕北老人，自雲其宮中秘事的資料，由小蘇拉提供，因辛亥革命後，南方縉紳士大夫多喜談清廷宮事以為樂，他的記載為許多人借閱，有的竟被披於報端或載入名家筆談中，到一九一九年乃受友人慫恿，將其書公之於世。其友人陳鶴煒為之作序，極力稱讚他的著作：“……宮闈之事，言談有禁，傳聞既少，記載亦鮮，偶或散見各書，大都一鱗一爪，非語焉不詳，即傳聞失實，從無有有係統而集大成如今之《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者。”又說這本書“搜訪既確，去取尤嚴，無一字不有來曆，即無一字不加斟酌”。然而從前引該書敘事可知，他之著書，既不嚴肅，也不審慎，惟以談清宮事，迎合某些讀者的需要。
勵精圖治
雍正在他統治幾年後，作了個自我評價，說：朕返躬內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絕不能說他大言不慚。
雍正在他不長但也不算太短的十三年統治中，惟日孜孜，勵精圖治，又抱定改革的宗旨，在施政的各個方麵實行極具個性化的方針、政策。他施行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的賦稅製度，清查隱田，清理逋賦，並使士民一體當差；停止戶口編審，嚴行保甲製度和鄉約製度；更改法規，製定主佃關係的新律令；除豁賤民，嚴禁抑良為賤；重視農本，擴大墾田，興修水利，給予老農頂戴；堅持抑末政策，禁止開礦；創立軍機處，健全密折製度，實現台省合一，提升府州；考核錢糧，清理積欠，清查倉儲，整飭吏治，實行養廉銀製度；延續朱明禋祀，對漢人進行某種籠絡；用人不全論資曆，甚至不拘滿漢，注重才能，不秩進用；實行銅禁，嚴查私錢；改革旗務，注意旗民生計，阻止滿人漢化；堅決鎮壓青海厄魯特和西藏噶倫的叛亂，堅持對新疆準噶爾的用兵，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政策；極力尊孔，大搞祥瑞迷信和利用佛教，豢養道士，糅合儒佛道三教；任命族長，鼓勵宗族活動；宣講《聖諭廣訓》，倡導移風易俗，去奢崇儉，旌獎拾金不昧，表彰節孝，提倡社會救濟；打擊朋黨，清除允禩和允、年羹堯、隆科多各個政治集團；有意識地壓抑科甲出身官員，整治其代表人物楊名時、李紱；圍繞嗣位問題發生曾靜投書案，製造了呂留良文字獄，隨之出現其他文字獄；鎮壓農民暴動和商民罷市，嚴禁秘密宗教活動；與俄國訂立《恰克圖條約》，驅逐西方傳教士；開閩粵海禁；等等。國家事務，社會問題，民間生活，雍正無不按照自己的願望去進行改變。他辦的事情太多，有的見成效了，有的失敗了，有的還在開頭，也因他人亡而政亡了。他的政治主張，在下列幾方麵，頗具積極意義：
第一，相對地調整了生產關係。
實行攤丁入畝製度，將按人丁供役改為從地畝征收，政府丁銀數額沒有減少，但民人承擔徭役的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無地少地的農民免除或減少了丁役，田多的地主則需代這些人完納丁銀。這一政策施行後，政府由於丁銀收入有了保障，對掌握人丁的多少已無須特別注意，所以便停止了戶口編審。這樣人民離開鄉裏的限製減少了，反映政府對農民控製的削弱。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的實行，使官吏征收火耗控製在正額錢糧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二十之間，比私征時相對減少，而且由於實行養廉銀製度和整肅吏治，官吏一般不敢狂征濫收，使得人民的耗羨負擔有所減輕。雍正改定主佃關係的法規，加強對不法紳衿的管理，禁止他們非法欺壓鄉。他的這些政策，處理貧窮納稅人與清朝政府的矛盾，佃農與地主的矛盾，以實行地租再分配的辦法，適當減少貧苦農民的負擔，削弱地主對農民的人身控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農民與清朝政府、與地主階級間的矛盾，局部調整了生產關係。
第二，比較清明和穩定的政治局麵。
雍正設會考府，審核六部奏銷，下令督撫清理積欠，一旦發現官員虧欠、貪贓，革職追賠，嚴懲不貸，雖然使他背上了“嚴刻”的惡名，但是卻狠狠地打擊了貪官汙吏。他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使官員在不增加人民負擔的情況下獲得加俸和辦公費用，這樣打擊貪贓和養廉銀製度相結合，使大多數官吏在生活有保障的情況下，不敢以身試法，導致吏治相對比較澄清。不僅雍正朝如此，而且保持到乾隆統治前期。
雍正實行首隱和報墾政策，增加了田賦收入。又清理逋欠，厲行追比。
經過變更賦役法則，打擊貪官汙吏，嚴行催科，保證了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改變了康熙末年國庫短絀的狀況。
康熙朝的太子事件產生了朋黨之爭，經曆康熙後期延續到雍正初年，它造成了政治紊亂。雍正的即位在客觀上給了它懲創，他又厲行反對朋黨的政策，徹底摧毀允禩集團。待後曾靜投書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明著講解決滿漢矛盾，實際上是在輿論方麵鞏固對允禩集團的勝利。雍正還把它同改革八旗結合起來，進一步削弱下五旗王後的勢力，進而加強皇權。他在處理允禩集團時不無殘暴之機，但這是政治鬥爭，它的結束，改變了政治混亂的局麵，有利於新朝改革政令的推行。
雍正在反對朋黨鬥爭中，深刻認識到清朝既不可簡單地采用漢人的立嫡製，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樣沒有完善的製度，於是提出秘密建儲的辦法，並成為清朝一代的嗣位家法。這個製度，可以挑選中意的皇子為儲君，不限定嫡長，這樣的繼承人應是比較理想的，有傳子傳賢之意，比嫡長製有優越性。由於是秘密確立，可以避免儲君與皇帝、與諸兄弟間的權力之爭和矛盾的發生，避免可能出現的朋黨之爭和政治混亂，這是一個有利於政局穩定的立儲製度。
雍正屠戮年羹堯、隆科多，懲治權臣的專擅和可能出現的新朋黨，在這兩個案件中，他前有縱容之咎，後有殺功臣之譏，但防止政出多門的弊端，尚不可全行否定。
雍正這些政策的實行，造成比較廉潔的政權，從而使清朝政治比較穩定。
第三，鞏固和發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雍正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經過激烈的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雍正平定青海厄魯特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在這裏實行郡縣製和劄薩克製，為後世青海建省創造條件。平定西藏噶倫阿爾布巴的叛亂，首次設立駐藏大臣，為乾隆時駐藏大臣製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雍正致力於邊疆民族問題的解決，改變了它們的一些政體，密切了它們與中央政府的隸屬關係，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既便如此，雍正的治理也存在很多問題，最主要的是他的那些措施，相當多的隻能起治標的作用。如整飭吏治，不拘資曆用人才，壓抑科甲出身的官僚，都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封建的官僚製度和科舉製度不變，則封建統治中的貪汙腐敗等敗壞吏風的痼疾很難根除。因為雍正所使用的官員與被打擊的因循守舊和貪贓枉法的官吏，屬於同一種教養，同一個思想體係，同一個來源，他們沒有本質的差別，其中一部分人仍會營私舞弊，還會墨守成規，過了一定時間，政治氣候稍有變化，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就會不法妄行了。雍正的治標，致使他的革新不可能深刻改變社會麵貌。雍正的改良政治，相當多的項目是從務實考慮的，收到了實效，但是他在短時期內，鋪的麵太大，涉及的範圍較廣，對有一些事情，他調查不夠或很不足，了解不深，就憑主觀願望去辦理，因而在總體上缺乏計劃，章法淩亂。其實有些事情可以不搞或緩搞，如推廣官話，就徹底失敗了。又如提升府州，首先應當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有的州縣沒有達到那種程度，人為的提格，最後還是退回去。有一些事情雍正做得太過分，如打擊朋黨，有其合理性，但又擴大化。像貝勒延信在西藏立有軍功，卻被牽連到允及午羹堯案中，竟圈禁致死。對於年羹堯、隆科多，罷黜即可，何須賜死、禁死！雍正還有一些很壞的弊政，如大搞祥瑞，崇信佛教，大興文字獄，阻撓礦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推行保甲製度，殘酷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