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即位
就乾隆即位而言，大約亦非雍正親口傳諭，它是靠秘密立儲和傳位詔書順利實現的。
雍正在儲位鬥爭中獲勝而登基，對確立繼承人的方法問題，他用心考慮過，即位不到一年，創設秘密立儲製，他把繼嗣書出，藏於匣內，在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於乾清官西暖閣，宣布立儲的原因和辦法，他說：聖祖倉卒立儲，完全成功，是因他神聖睿哲，自能主持，今天為了宗社久安，要早為計及。考慮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開建立，於是想出秘密建儲的方法，他說：
今躬膺聖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為長久之慮乎？當日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付托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官正中世祖章皇帝禦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鹹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這密定的儲君是誰，本人不知，諸臣也不曉，隻有皇帝一人知道。他宣布後征求諸臣意見，隆科多奏稱皇上“聖慮周詳，為國家大計發明旨，臣下但知天經地義者，豈有異議，惟當謹遵聖旨。”於是諸王大臣九卿等皆免冠叩首，雍正在滿意之餘，令眾臣退出，然而留下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後始出。這樣就確立了秘密建儲的製度。這個方法，早在唐朝時期，波斯人就在實行了。據《舊唐書?波斯傳》記載；“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本所書名者為主焉”。雍正建儲不知是學的古波斯人，還是他的創造，總而言之他實行了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新的立儲方法。
雍正密書的是皇四於弘曆。他為了保密，在對待諸子上沒有異樣，特別是令弘曆、弘晝承受基本相同的待遇，時或命他們代行祭天、祭祖之禮，同日封王，共參苗疆事務，但有兩件事，後來乾隆君臣認為是雍正立弘曆為儲君的表現。一是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禦極後第一次到天壇祭天，回大內後將弘曆召至養心殿，給他一塊肉吃，而沒有賜給弘晝，因此弘曆認為其父在第一次祭天時，必定是將定其為儲君心願默告於天，故賜胙肉。雍正封弘曆為“寶親王”，這封號被《清高宗實錄》監修總裁官慶桂等解釋為將授大寶的表示：“洎世宗之禦極，昭嗣服以題楣，祈年頒吉胙之罄，錫封鑒寶命之荷，……”所謂“寶”，就是將有大寶——玉璽，踐位。這些雖是他們根據弘曆嗣位事實進行的推測，不過很有道理。
雍正在乾清宮密詔之外，另書內容相同的傳位詔書置放在圓明園內。八年九月，當其重病之時，將有此詔書之事，秘密告訴張廷玉，及至鄂爾泰內召，雍正又於十年正月向鄂爾泰、張廷玉作了說明，並說“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雍正因居住圓明園時日較多，故在大內詔書之外，又書此傳位詔書，以備他日核對之用可見，雍正對秘密立儲之事考慮得很周詳。
及至雍正死，弘曆以盡孝子之分，惟事哀號，張廷玉，鄂爾泰乃句允祿、允禮等人說：如今正大統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應急請出，諸人同意，但總管太監說不知有此密旨，所以不知藏於何處，張廷玉說：“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者即是。”據之取出，即傳位弘曆密旨，由張廷玉就燈下宣讀，眾臣拜請弘曆受命，弘曆隨命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大臣，安排既定，遂扶雍正櫬輿返回大內。以上見諸張廷玉的記載，就中突出了他的地位，然而他所敘述的情節是真實的。《清高宗實錄》則雲，雍正子時死，弘曆於寅刻至大內，內侍從“正大光明”匾後取出元年所封詔書，俟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等人到齊，始啟封，知嗣君事。這裏沒有講圓明園宣讀詔書一事，可能是以為離宮發生的事，不如以在皇宮宣讀遺詔更鄭重，所以《實錄》才這樣予以說明。
二十四日，弘曆說他在雍正八年六月親奉其父諭旨，謂“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學士鄂爾泰誌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命將此意書入遺詔之內。同時寫入遺詔內的還有雍正對允祿、允禮的評價：“莊親王心地醇良，和平謹慎，但遇事少有擔當，然必不至於錯誤。果親王至性忠直，才識俱優，實國家有用之才”。這樣以兩位皇叔和滿漢大臣為代表的鄂、張四人組成的總理事務王大臣輔佐弘曆，保證雍正繼嗣統治的穩定，使他的秘密立儲製度成功地實現了。
雍正密立儲君，收到了立國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時避免了明立太子，可能發生的諸皇子爭儲位，儲君與皇帝爭權等弊病。乾隆即位後，認為這個辦法好，遵奉實行，於元年（1736）七月預書皇二子永璉之名，藏於“正大光明”匾後，永璉早死，後又密立皇十五子琰，是為仁宗。後來嘉慶、道光都相繼用這個方法立嗣。鹹豐隻有同治一子，故無須用秘密立儲法，同治、光緒都沒有兒子，無從采用這個辦法了。但從乾、嘉、道、鹹諸君的嗣承來看，秘密立儲法實行了，而且是成功的。這一製度的創立，避免了雍正以前清朝曆史上不隻一次出現的爭奪儲位的鬥爭，減少了政治混亂，有利於政局的穩定，這是比較好的傳位方法。
政治延續
雍正遺詔中有這樣一節文字：
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議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複舊章，此朕本意也。此後遇此等事則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行。這裏表示要把從前的嚴政改為寬政，這顯然不是雍正皇帝的意思，而是新君乾隆皇帝的願望。這個去嚴從寬，是乾隆改變其父政治的綱領性主張，隨後就以自己的名義，不斷闡明這個觀點。十月初九日諭王大臣等：“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他希望“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子寬，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寬”。他認為其父政治過猛，他必須以寬來糾正它。兩個月後又對他的父祖政治作了評品比較，他說聖祖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刻之弊”。從以後的主張和實施表明，弘曆尊崇他祖父，倡導寬仁，反對其父的嚴刻和近於急躁的雷厲風行作風。
基於政治思想的不同，乾隆對前朝政事多有所指斥，他把獻祥瑞，報羨餘，匿水旱，奏開墾，改土歸流，更隸州縣等事，說成“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對耗羨歸公、改土歸流以及農業上的各項政策表示了異議，並加以改變。即位詔書中說督撫的報墾荒是欲以廣墾見長，州縣官想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其實並未開墾，“嗣後各督撫遇造報開荒畝段，必詳加查核，實係開墾，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即位的前半年，迭下詔書，令江南、四川、陝西等地督撫減少耗羨成數。廢除田文鏡實行的契紙契根之法。元年（1736）三月弛黃銅之禁。六月將直隸營田交所在州縣管理。七月廢止實行授予老農頂戴之例，十一月改八旗井田為屯田。對於雍正朝為懲治不法紳衿而加強的管理措施概行放寬，元年（1736）二月把舉貢生員的雜色差徭一齊豁免，以示政府優恤士子之意。六月，將對生員欠糧、包訟等情事的處分，改寬、改緩。乾隆即位第三日便驅逐道士，接著警告與雍正接觸過的僧侶，不得在外招搖撞騙，否則以國法、佛法治罪。重申給予度牒方準出家的條令，以限製出家人數。又把侍奉雍正帷幄的僧人放出。對於報祥瑞表示厭惡，“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對曆次政治鬥爭及與其有關的文字獄，乾隆作了一些改正處理。即位的次月，指斥允之子弘春：“伊父獲罪監禁，伊反以為喜。”弘春時為貝子，曾被雍正封為泰郡王。雍正囚禁允祉嗣子弘晟，封其弟弘曝為貝子，乾隆指責弘曝“亦以監禁伊兄為快”。十月命九卿議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孫回歸宗室問題，諸臣旋議旋改，莫衷一是，給事中永泰等遂參劾九卿不實心任事，乾隆看得明白，此事關係重大，廷臣難於定議，便乾綱獨斷，將阿、塞子孫給予紅帶，收入玉牒，即承認他們為宗室，給以疏遠皇族的待遇。至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複阿、塞的原名，允許歸還宗籍。允禩集團成員阿靈阿墓前的罪碑，乾隆於元年十月令除去，其本支原罰入包衣佐領，也令複入本旗本支。對年羹堯、隆科多兩案中的人員，亦予以寬免，雍正十三年十一一月，允許起複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革職的文武官員，隻是酌量降級使用。元年（1736）三月，以汪景祺作《讀書堂西征隨筆》是在出遊秦中，與其在浙江故裏的族屬無關，令將其流放寧古塔的兄弟、侄子放回原籍，又以查嗣庭本身已經正法，子侄拘禁配所將近十年，也令釋放回籍。對雍正宣布寬免的曾靜、張熙，乾隆說不能曲宥，盡管雍正說過子孫不得以曾靜反對他再加處分，乾隆還是把他們淩遲處死。對其他文字之禍，接受監察禦史曹一士的建議，進行複查。曹一士的《請查察比附妖言之獄兼禁挾仇誣告詩文》的奏疏，對康熙、雍正兩朝的文字獄作了生動的揭露：
比年以來，閭巷細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詰私書，指摘章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鞠，或致連累師生，株連親族，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一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罪逆，敢於明布篇章。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詰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他說得很痛快，很大膽。他同時要求檢查從前各案有無冤抑，以後有妄舉悖逆的，即反坐以所告之罪。元年（1736）二月，乾隆接受了他的建議。
乾隆如此大張旗鼓變更其父政事，引起很大的反響，一種是表示歡迎，所謂“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一種是與此截然相反，極力反對。署理四川巡撫王士俊密奏，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有對眾揚言，隻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即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侍郎傅鼐亦有相同的看法。乾隆搞翻案但不許別人說，見王士俊奏折大為惱怒，命將他斬監候，秋後處決。對諸王大臣九卿沒有及時參奏他，表示不滿。乾隆即位之初的政策，引起一場小的風波，說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其父的政治主張。
然而乾隆也不是盡反其父之所為，雍正的有些政策、措施，一無疑議地繼承了，如奏折、秘密建儲、攤丁入糧等製度。有的先予責難，然經過討論，最後還是照舊實行。如對耗羨歸公本不以為然，於乾隆七年（1742）會試時，以此策問貢士，又命九卿翰林科道及督撫等官各抒己見。大學士等複奏，認為耗羨提解是不可改易的辦法，他們說：
耗羨歸公法製盡善，不可複行更張，眾議僉同，其間有一二異議者，皆係不揣事勢，不量出入，但執偏見，斷難施行之論。伏思耗羨一項由來已久，弊竇漸生，世宗憲皇帝俯允臣工所請，定火耗歸公之例，將州縣一切陋習皆為革除，惟將各該省舊存火耗提解司庫，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從此上官無勒索之弊，州縣無科派之端，而小民無重耗之累，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之用，於國家毫無所私，誠為法良意美，可以久遠遵行，應勿庸輕改舊章。乾隆皇帝對這個問題再三考慮，終於認為：
耗羨在下，則州縣所入既豐，可以任意揮霍；上司養廉無出，可以收納饋遺；至於假公以濟私，上行而下效，又不待言矣。則向日朕所聞者，未必不出於願耗羨之在下以濟其私者之口。傳曰：法作於涼，其弊猶貪；法作於貪，弊將若之何？朕日以廉潔訓勉臣工，今若輕更見行之例，不且導之使貪，重負我皇考惠民課吏之盛心乎？此事當從眾議，仍由舊章。由此可見，乾隆完全改變了態度，繼續實行耗羨提解與養廉銀製度。他如對升府州一事，把少數雍正年間提格的府、直隸州降為直隸州和州縣，但大多數未作變動。雍正末年的苗疆之亂，乾隆親自參予其事，即位後雖然指斥改土歸流，但是又繼續平定叛亂，維持了改土歸流的成果，這也表明他在事實上是同意改流政策的。還有的製度，為乾隆所取消，以後又恢複了。如乾隆即位，以西北兩路用兵事畢，撤消軍機處，將其應辦事務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辦理。迨至諒陰期滿，取消總理事務王大臣，又以“西北兩路軍需尚未全竣，且朕日理萬機，亦間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須就近承辦”，於是恢複軍機處，命鄂爾泰、張廷玉、納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人為軍機大臣。
乾隆改變了其父的一些政策，究其原因，是前朝政策確有調整的必要，如報墾荒變成了加賦，自然引起納稅人的不滿。又如對不法紳衿嚴行管束雖是正確的，但這些人又是政府的基本支持者，關係搞得太緊張與統治不利。再如講禎祥，崇佛教，純係雍正敗政。乾隆為糾正父偏，彌補其父的缺失，作一些改變，起到為雍正政治補苴的作用。再從形勢看，放寬對政敵的懲處，曆來是繼承人的事情。在本朝認為很嚴重，有的也實在嚴重，但過了一個時期，時過境遷，已失去其在政治生活中的現實意義，事情也就不那麼嚴重了，就可以部分更改結論了。如雍正給鼇拜賜封號，這在康熙朝是不可能的。多爾袞死後被黜宗籍，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於數年後請複其封號，順治不允許，還把建言人流放到寧古塔。到乾隆三十八年，就為多爾袞恢複封號，配享太廟。以是觀之，乾隆將允稷、允禟及他們的子孫複入宗籍，毫不足怪。乾隆變異其父政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上有一股反對故君政策的勢力，反映到乾隆的頭腦中，正如他自己說的，聽了那些謀求私利的人的話，而他之所以聽得悅耳，乃是自家上台，要立權威，故意與其父唱點反調，以便得到某些人的支持。這種情景，朝鮮使者有所洞察和評論。他們說乾隆“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寬大之政”。又說乾隆“政令皆出要譽”。乾隆確實有博取寬仁之名，撈取政治資本的毛病。當時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歌頌乾隆初政，他的目的也達到了。
應當看到，乾隆改變雍正的一些政策同時，保留了其父創行的主要製度，即改土歸流，奏折製和軍機處、攤丁入糧、火耗提解與養廉銀等製度，這些也正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業的所在，它們的得以維持下來，說明乾隆政治與雍正政治有繼承性、一貫性。由此可見，雍正政治的出現絕非偶然，他適合了時代的需要，是清統治得以廷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