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共有十個兒子，長到成年的是弘時、弘曆、弘晝、弘瞻四人。弘時在成年的兒子中是最大的，但他為人放縱不法，不為其祖康熙所喜愛。五十九年（1720），封允祉子弘晟、允褀子弘昇為世子。這時弘時已十七歲了，其實也到了可以受封之年，但卻沒有得到封賞。弘晟、弘時、弘異的父親都是親王，雍正地位絕不在允祺之下，弘時的沒有受封，隻能是他本人的行為不配得的緣故。五年（1727），雍正以他“性情放縱，行事不謹”，嚴行懲治，削除宗籍，隨即死亡。康熙統治時期儲位鬥爭異常激烈，康熙也隻采取囚禁辦法處分允禔、允礽，雍正竟如此對待弘時，一方麵可以想象弘時罪情嚴重，一方麵也表明雍正對違背他意誌的人絕不寬容，那怕是他的兒子也難逃噩運，表現了他的殘酷性格。
弘曆早為雍正秘密立為儲君，十一年（1733）受封為寶親王，參預一些政務。
雍正對弘晝比較喜愛，派他辦一些政事，八年（1730）去曲阜參加闕裏文廟典禮，十一年被封為和親王，大約是要他與弘曆和衷共濟，將來輔佐其兄，而不要出現前朝兄弟爭位的事件。十三年設立辦理苗疆事務處，令弘晝和弘曆、諸大臣負責這一事務。弘晝在雍正死後，乾隆在位期間參預朝政，極其驕橫，因為小隙，在廟堂之上竟毆打顧命大臣訥親。其這種驕橫性情，必是雍正嬌慣而成的。想雍正生子雖多，得以成長的僅四人，而其生前，弘瞻尚在繈褓之中，所以眼見者隻有三人，而弘時罪戾見斥，弘曆預為儲君，剩下的隻有弘晝，為了使弘曆為君時不致孤立，保證他的子孫的天下，必然有意識地培養和溺愛於弘晝，使他養成貴胄所易有的驕橫通病。
弘晝以後的弟兄，除弘瞻外均早殤，就再沒有排行次，年貴妃生的第八子福惠亦被稱為八阿哥，自幼得到雍正的鍾愛。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朱諭中講家常：“貴妃甚好，福慧上好，特諭爾喜”。八阿哥的名字，雍正二年“玉牒”所載為福惠，上述朱諭又書作福慧，惠、慧音同而字不同。四年（1726）十一月初七日，雍正說“八阿哥弘晟之名著改為福慧”。允祉世子弘晟曾在康熙末年隨同雍正去盛京謁陵，雍正當然知道他的名字，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奪人之名為自己第八子之名，這時又覺得不好，放棄了。福慧、福惠不會是八阿哥的大名，因康熙孫子們的名字上一字為“弘”字，下一字從“日”字，八阿哥的名字與此不合。雍正在命名問題上反複作文章，反映了對這個孩子的重視。五年（1727），革退誠親王府長史那爾太，雍正意將他一家和由他兄弟擔任佐領的那個佐領都給八阿哥。這時福惠才七歲，雍正就忙著給他分配屬下人了。但他還來不及享受，就在八歲時死去。對於他的死，雍正很是痛苦。
雍正有四個女兒，三個早亡，二女兒在康熙五十一年下嫁星德，受封為郡主。她也享年不永，康熙間故去，雍正繼位後追封她為和碩懷恪公主。雍正做皇帝時沒有女兒，就把允礽第六女、允祥第四女、允祿第一女養於宮中，後來封她們為和碩公主。
雍正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皇子們六歲以上，就到尚書房讀書。雍正在藩邸，請福敏輔導弘曆讀書。福敏是康熙三十六年的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便到雍邸做事。雍正即位後，指命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和蔡世遠等教育皇子讀書，設堂懋勤殿，行拜師禮。在這幾人中，朱軾、蔡世遠經常到尚書房上課。朱軾是康熙三十三年的進士，推崇宋學。他教育皇子，用乾隆的話說是“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他要求皇子把儒家理論運用於實踐：“恒雲不在言，惟在行而已”。蔡世遠參加編撰《性理精義》，遵奉理學，以編修、禮部侍郎侍雍正子讀書十年。他“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宗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曆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跡異同，反複陳列，三致意焉”。他們向皇子傳授了儒家特別是理學家的思想。後來乾隆作《懷舊詩》，說他從朱軾那裏“得學之體”，蔡世遠“得學之用”，福敏“得學之基”。又在追贈福敏為太師的諭中說：“回憶衝齡就傅時，久侍講幃，敷陳啟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為多”。
除大內之外，雍正還在圓明園指定“洞天深處”為皇子讀書的地方。乾隆詠“洞天深處”詩雲：“對此少淹留，安知歲月流。願為君子儒，小作逍遙遊”。紀錄了他們兄弟讀書的實情和願望。
雍正用具有理學思想的儒臣教育兒子們，使他們與士子一樣接受儒家思想，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
暴卒歸西
作為皇子時的雍正，身體很好。他在位的頭六年，對自己的健康情況，多次表示滿意。他在鄂爾泰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請安折上朱批告訴這位寵臣：“朕躬甚好，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在高其倬同年二月初十日請安折上作了大致相同的批語：“朕躬甚安，自入春以來，頗覺諸凡順適，總皆仰賴上蒼、聖祖之祐庇耳”。到七年（1729）四月十五日的請安折上，雍正又批示：“朕躬甚安好，今歲飲食肌肉更覺增長健旺”。現有資料表明，在七年夏天以前，雍正的身體健康狀況的確很好，也才支持了他從事日理萬機的政務活動。
自七年冬天起，雍正經曆了一場大病，險些歸西。他對這次生病在八年五月作過一個說明：“朕自去年冬即稍覺違和，疏忽未曾調治，自今年二月以來，間日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時，夜間不能熟寢，始此者兩月有餘矣。及五月初四日怡親王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試察，覺體中從前不適之狀，一一解退，今日漸次如常矣”。雍正在這裏說他的痊愈是哀痛造成的，悲痛隻能使病人添病，怎麼倒好了呢？顯然不合事實。果然，一年後孝敬皇後死，他因不能親視入殮，於是說了他一年多來的病情：“自上年以來，朕躬違和，調理經年，近始痊愈，醫家皆言尚宜靜攝，不可過勞，因思怡賢親王仙逝之後，朕悲情難遏，曾親奠數次，頗覺精力勉強”。他這一次病的時間很長，從七年冬天到九年夏天或秋天，他的病情是寒熱不定，飲食失常，睡眠不安，究竟是什麼病，說不清楚。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工部尚書李永升到杭州對李衛說：“皇上下頦偶有些微疙瘩”，已經好了。皇上有病與否，臣下是不敢傳說的，顯然這是在一定範圍宣布過的。下頦起疙瘩，是病情嚴重了，才會對臣下承認。這次病在八年夏秋最重，這時他向田文鏡、李衛、鄂爾泰等心腹督撫秘密發出諭旨，要求向他推薦好醫生。他忙於訪求醫家，說是為允祥治病，其實是為得了重病的自己。果然有應命者，八年（1730），李衛訪得河南省道士賈士芳，密加推薦，雍正於是命田文鏡把他送至京城。此人原是京中白雲觀道士，允祥曾於七年（1729）推薦，召見過他，雍正認為他無用而遣出。他必是有一定名聲，李衛才得以聞名而舉薦。這次召其治病，他“口誦經咒，並用以手按摩之術”。開始很見效果，不久，雍正宣布他是妖人左道，要用妖術掌握他的健康，因此將他處死。究竟是什麼病，史料沒有記載。不過這次病的嚴重，還表現在他對後事的安排。八年六月，“因聖躬違和”，召見允祿、允禮、弘曆、弘晝，大學士、內大臣數人，“麵諭遺詔大意”。九月，他將親自寫好的朱筆傳位密詔一事告知大學士張廷玉。如果不是病情嚴重，他不可能在五十三歲時便著手對後事的安排。這次病是怎樣治好的，不得而知，但總讓他闖過了死神的糾纏。
這次生病對他的從政有一定影響，自雲搞了幾個月的“靜養調攝”，其間“精神不能貫注”於政務。但是他還是堅持了理事。李衛獲知皇帝有病後，奏請他“萬幾之餘，稍為靜養片刻。”雍正回複說：“養身之道，不關動靜，能養則動未有損，不能養則靜亦無益，故曰養身莫如養心，而養心之要，惟貴適理。”在他看來，有病完全靠靜養不一定有益。福建總督劉世明也奏請雍正“靜攝聖躬”，以俯慰臣民的願望。雍正不但不聽，反麵責備他：“朕之調養精神，必待外省臣工規諫而後省悟，寧有是理？”八年（1730）和九年（1731）的二月，他還照常舉行耕耤禮，親耕耤田，行四推禮，隻是精力不足，把筵宴取消了。
九年秋天以後，雍正身體康複了，以後雖有小病，如十年正月患感冒，隨即治愈，這一年，他在田文鏡奏折上多次朱批講其身體狀況，正月二十八日的奏折朱批：“朕躬今已全愈矣”。二月二十五的奏折批語為：“朕躬甚安，夙疾盡除矣。較之去冬更覺調暢順適，特諭卿知，自應倍喜矣”。三月十五日的奏折批諭：“聯躬安適如常”，十月初十日的奏折批雲：“朕躬甚安。今歲以來，覺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聖祖眷佑所致，實為過望”。“實為過望”，是他的心裏話，也說明他的身體確實是好了。次年六月添了兒子弘瞻，他自元年生福沛，至此相隔十年得子，說明他的身體比較好。十一年（1733）正月，雍正往遵化謁陵，前後六天。十三年（1735）二月又謁東陵，表明他身體無恙。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圓明園生病，然而在此以前他照常理政，如十八日，與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議事，命哈元生、張照一定要清除苗疆之患，否則拿他們是問。二十日，諭令軍機大臣關於北路軍營駝馬被搶事務，引見寧古塔將軍杜賚谘送補授協領、佐領人員。如果說雍正在這時身體已經不好，就不會接見這一類不重要的官員了。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二十二日晚病劇，召見寶親王弘曆，和親王弘晝，莊親王允祿，禮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內大臣、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宣布傳位弘曆，二十三日便與世長辭了。這個對中國曆史施予了一定影響、有著傳奇性經曆的皇帝就這樣急急忙忙地撇棄了金鑾寶座和熱戀的人世。
雍正之死，“實錄”中隻反映故世的迅速，而為他送終的張廷玉則有其自撰年譜中提供了一點新情況。他寫道：
八月二十日，聖躬偶而違和，猶聽政如常，廷玉每日進見，未嚐有間。二十二日漏將二鼓，方就寢，忽聞宣詔甚急，疾起整衣，趨至圓明園，內侍三四輩待於園之西南門，引至寢宮，始知上疾大漸，驚駭欲絕，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先後至，同至禦榻前請安，出，候於階下。太醫進藥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矣。
依張廷玉之說，雍正於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他還見了皇帝，夜間再奉召入見，就“驚駭欲絕”了。除了驚訝病情急速變化之外，是否還有難言之隱？這是不能排除的。
雍正暴卒，官書不載原因，自然容易引起世人的疑竇，再加上關於他為人的傳說和評論，更易引人猜測，於是不得好死的種種說法便產生了。
關於雍正的死因，有三種可能，一種是如官書所載，因病而亡，但它對暴死的異狀未作解釋，令人疑竇叢生。鄭天挺師認為雍正“是中風死去的”，可惜沒有詳細說明，但是值得重視的說法。二是為劍客所刺，此實屬無稽之談，經不起辯駁。三是可能死於丹藥中毒，此說頗有合於情理之處，然而究屬推測，未可成為定論。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禮、鄂爾泰，張廷玉連夜將他的遺體送回大內，安放於乾清官，上午八九點時入殮。因死的急驟，缺乏料理後事的準備，當遺體送回大內時，侍從諸大臣，如張廷玉、鄂爾泰隻能乘官廄中劣馬，或雲馱煤的騾子，又要趕路，張廷玉幾乎從馬上跌下來，鄂爾泰弄得肛門開裂，鮮血直流。到大內後，張廷玉一晝夜水都未喝一口，當夜隻睡了一個時辰，鄂爾泰在宮忙了七晝夜，才得以回家。經過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喪事一切如禮進行。二十七日發表遣詔，九月十一梓宮安放在雍和宮，十一月十二日，乾隆為其父上諡號，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世宗”。乾隆元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於易州泰陵地宮，初五日以其神主升祔太廟。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樣，即位不久就開始張羅他日的陵寢。四年（1726），命允祥、張廷玉和工部、內務府官員辦理山陵事務。因為順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選擇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進行。五年（1727）閏三月，雍正命總兵官李楠、欽天監監正明圓帶領堪輿人員到遵化勘探地形。四月，允祥等看中了九鳳朝陽山地，雍正也同意在這裏建陵。但一施工，發現土質不好，雍正說這個地方，“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於是棄而不用，別尋他處，遵化地方沒有中意的，轉向北京西南方向尋覓，開始在房山縣踏勘，也因“地內皆砂”，不樂采用。後命福建總督高其倬與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曉天文地理著稱，撰有《堪輿家言》（四卷），曾去盛京考察過努爾哈赤的福陵。他與允祥相中了易縣泰寧山太平峪地方，奏稱該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為陰陽和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鹹備。”雍正對這裏很是滿意，認為“山脈水法，條理分明，洵為上吉之址。”但這裏遠離父祖陵寢，與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過雍正主意打定，七年（1729）十二月，就讓臣下給他找合理的根據。果然大學士等奏稱，漢唐諸陵雖都建於陝西，但漢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別在鹹陽、長安、高陵、興平等縣，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縣、蒲城等地，據此，在易州設陵，與古禮不為不合，且遵化與易州都是畿輔之地，離京城不遠，完全可以建陵。這樣，雍正算是通過了輿論，決定在易州建造陵寢。
雍正遷陵於易州，像他的許多行事一樣不好解釋。自他以後，其子孫之陵按輩次分設於遵化和易州，在易州的，自然以泰陵為中心，他陵分列左右。因此有人說雍正是自大狂，一切以我為中心，為避免在遵化的偏僻地位和建立自己的陵寢，改築陵園於易州。這當然是猜測而已。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風水上。他說別處選的陵址不好，是“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土”，即既不利他的安身，也不利他的子孫的興旺，後來道光的陵應設在遵化，業已建成，嘉獎了與事人員，不久穴內出水，道光就改在易州另建。這一事實有助於理解雍正舍遵化而取易州的原因。
在選址的時候，雍正就積極準備工程用料。四年（1726）九月，命把采辦陵工所需楠木的事交給有關督撫，動用正項錢糧采買。此種材木主要由廣東、福建、四川等省供應，六年（1728）三月，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采辦情況，雍正告訴他：“一切動用錢糧，寧費毋省”。可見他為自己建陵墓，隻要辦好，花錢在所不計。陵工所用金磚，由江蘇承造，五年（1727）十月，巡撫陳時夏奏報一定認真造辦。陵工所用石料，由房山縣采辦。
八年（1730）開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組建築，有矗立“聖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樓和地宮，此外還有一群石象生。泰陵雄偉壯麗，是我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昔日的森嚴禁區，今日卻成了遊覽勝地，這自然違背了雍正的意願，但卻使更多的人知道他。